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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伟:新闻宣传与政治动员——以上海“四反”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6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10月20日

摘要:政治动员是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手段。新闻宣传服务于政治动员,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环。上海“四反”运动期间,新闻媒介对资产阶级的报道,从理论到实践,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有节奏地渐次展开。运动伊始,媒体重点报道周恩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积极进步与黑暗腐朽的两面性的说法,并组织文章诠释,使之深入人心;然后从思想改造角度说明“四反”的必要性,并根据资本家对运动的态度和违法情节轻重而分别处理。

 

关键词:“四反”运动 新闻宣传 思想改造

 

1952年,为配合机关“三反”运动,上海市工商联在中共影响下在工商界内部展开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四反”运动是“五反”运动的前奏,为“五反”运动创造了条件。对此,学界已有研究①,但“四反”运动期间的新闻宣传乏人问津。新闻宣传对传达领导意图、解释政策、动员民众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以上海“四反”期间媒体相关档案为依据,结合运动期间媒体的公开报道,考察新闻宣传对政治动员的作用。

 

本文选取《解放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作为分析样本,理由是:《解放日报》乃上海市委机关报,其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大公报》系当时最大的民营报纸,且“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②;《新闻日报》自1949年6月到1955年6月一直是上海工商界的综合性报纸,主要面向工商界、店员、职工、自由职业者和家庭妇女③,自视为“工商界的喉舌”“工商界自己的报纸”④。当然,媒体报道仅构成政治运动的表层,本文还将结合相关档案资料揭示民族资产阶级对报道之反应,探究上海“四反”宣传之内里。

 

一、理论基础:资产阶级两面性

 

政治运动之发动,不仅要明确打击对象与依靠对象,还要提出打击与依靠的理由。理由不充分,很难获得诛心之效。具体到“四反”运动,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必须打击资产阶级,必须依靠店员工人。这一时期上海主流媒体的报道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本文的重点是媒体对资产阶级之影响,故将着重剖析媒体对资产阶级的报道,至于中共发动工人之理由和技术,当另作专文。

 

1951年12月31日,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内称:从思想性质上看,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是“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它会侵蚀革命队伍,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打中个,别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使其被剥削阶级所征服⑤。此处仅笼统地说“剥削阶级思想”,理论上讲可以是资产阶级思想,也可以是地主阶级思想。1952年1月4日,《大公报》社评将薄纱捅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作用的表现形式”,“反对贪污腐化,按其思想性质来说,是工人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按目前的实际情况,主要的更是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⑥。因为土改之后,封建势力被打垮,封建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基础,但民族资产阶级仍合法存在,而且随着解放以来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也还会有所发展。不过,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合法存在,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正确的。允许其合法存在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存在对人民还有利,条件是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对其错误的思想与行为必须进行斗争。

 

随后,天津、北京、重庆等地工商联主任委员纷纷现身说法,似乎“坐实”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落后性与侵蚀性。1952年1月4日,天津工商联副主委朱继圣检讨“超阶级”和“超政治”观点⑦。北京工商联主委傅华亭指出,工商界有许多不法分子,行贿勾引干部,工商联及同业公会委员如自己不干净,应首先坦白⑧。8日,天津工商联主委李烛尘提出,坦白和检举行贿受贿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惟真诚坦白,才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和人民是一条心。工商界普遍认为,“三反”只是“对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干部进行的”,工商业者既“没法向人贪污”,也没“浪费国家资源”,更没“官僚主义”,“三反”与工商业者无关。对此,李烛尘结合个人体会称,贪污腐化行为的形成固然受国民党反动作风的影响,或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产生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个人主义思想,但“主要的还是受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不顾全体人民利益、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卑劣作风的引诱,这一点是我们工商业者不能推卸的责任”。⑨同时,重庆工商联主委胡子昂在重庆万人检举坦白大会上说,少数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大都与不法商人行贿有关。因此,反贪污、反行贿是正当工商业者和行贿的不法商人的一场斗争。⑩

 

1952年1月9日,《解放日报》等刊登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首先有限度地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接着,报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一面”:“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违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若不加以打击,任其发展,则“我们革命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不堪设想”。因此,私人经济事业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计划领导,否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工商业家如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将来转入社会主义,“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资产”;如不受领导和限制而自由发展,则“必将遭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无疑”。(11)

 

11日,《解放日报》等又全文转载薄一波在中央一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分析“三反”的性质、方针与政策。报告认为,干部进城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比在解放区多,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反动政府留用人员还没来得及改造,另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侵蚀作用。所以“三反”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把这种反动的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给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只有这样,革命胜利才能有保证。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同时,应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凡属有上述犯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应当据实向政府坦白,公开声明悔过,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政府对于犯法的工商业者,除罪大恶极者外,凡能自动彻底坦白的,也可以视情况酌予减罪或免罪。一切偷税漏税的行为,必须制止,已偷漏者应补交,不坦白者补交之外,并应受罚”。(12)

 

周恩来报告所提出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积极进步”与“黑暗腐朽”的两面性的说法,为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奠定了基调,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后宣传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理由基本上没有离开此一轨道。这一判断为中共政治行动预留了充分空间:在强调统一战线、对付共同敌人时,以强调资产阶级积极进步的一面为主,斗争其黑暗腐朽一面为次;在共同敌人消失、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则强调其黑暗腐朽一面为主,有限度地肯定其积极进步一面。换言之,中共作为仲裁者,根据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而对资产阶级两面性作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充分掌握了理论主动权与话语权。在“三反”中,强调对于资产阶级黑暗腐朽一面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此新民主主义社会可成,社会主义可望(13)。分辨资本家正当与否的标准也完全操之于中共,而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只是为争当“正当”的工商业家而展开竞争。

 

1月9日,各大报发表社评进一步阐释周恩来的报告。《大公报》社评指出,思想改造的理由是:(1)旧思想不会自动灭亡,必须改造。(2)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走向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资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可为的方面从容许发展的方面做去,才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前进,一同进入社会主义,否则必将被人民所唾弃,甚至成为人民的敌人”。(14)《新闻日报》社评较温和,认为由于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此处旧社会的坏习惯、坏思想特别根深蒂固,因此上海工商界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而上海工商界经过解放两年多来的进步,政治认识一般都有提高,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和要求学习方面也颇有热情,因此思想改造也是可能的,“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学习的组织、内容和领导”(15)。10日,《新闻日报》第3版开设每逢周一、周四刊出的《学习生活》栏目,对“四反”运动中的理论问题进行研讨。该栏目当日发表一组文章,阐释周恩来的报告,其中一篇指出:既然我们知道了资产阶级的二重性,那么“问题是怎样发扬他们的积极进步的一面,而消灭他们的黑暗腐朽的一面。为了这,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党要对资产阶级这个朋友,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周恩来副主席这一番话是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具体表现。也为了这,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脱胎换骨’,在思想上自我改造”(16)。17日,《解放日报》等发表陈叔通的文章,代表全国工商联表态(17)。民建北京分会亦以此为据,动员工商界进一步坦白检举。南汉宸指出,“三反”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性。两年来,在共产党员中也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不能看作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样,但对其落后一面,必须以朋友的态度来帮助它开刀治病。民族资产阶级应认清自己病源所在,认清自己这个病不开刀,就要传染到全国,发生极恶劣的作用。政府来帮助与教育工商业者治病,正是为了使朋友有正当的发展,能很好地合作,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现在绝不是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18)

 

不过,基于利害关系,工商界对这两个报告并不买账。对周恩来提出的公私兼顾一定要在服从国营经济领导下再谈,工商界怀疑政策要变了,“怀疑共产党对工商界的风声一天一天紧起来了”,提前实行社会主义。听到薄一波说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感到“非常刺耳”,认为贪污是干部贪污,报告说“进攻”而又形容以“猖狂”,实在感到刺激。工商业者行贿也要两相情愿才成,“资产阶级固然不好,但是也要干部愿意接受”。报纸上连篇累牍对资产阶级腐朽黑暗的报道,使部分工商业者无奈又惊恐,“不幸而为资产阶级”,“报纸上及首长报告都说资产阶级不好,而自己身为资产阶级已错定了”。更有甚者认为这是“以德报怨”,“捐献时工商界是朋友,政府把钱落了袋,就板起面孔来了”,“工商界做得好就是朋友,做得不好一脚踢开”。工商界对周恩来、薄一波报告中所提出的坦白检举之原则,顾虑重重,概括起来有七怕:(1)怕处分——怕坦白后受刑,如果保证不受刑事处分,那么就坦白,罚些钱倒无所谓;(2)怕倒赃——坦白出来是不是要受到财产上的重大损失,会不会处理过严而垮台;(3)怕失面子——坦白后政治前途就没有了;(4)怕报复——怕检举政府工作人员而遭之报复,也怕对方受处分后,其家庭生活受到打击;(5)怕做不着生意——怕检举后,公营生意做不着,而影响自身业务;(6)怕牵连;(7)怕伤情感——检举熟人,容易产生情面问题。(19)

 

二、“四反”的方式:思想改造还是规范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让工商联领导“四反”运动,对工商联而言颇具挑战。中共中央要求资产阶级革除其黑暗腐朽一面,而上海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染缸,这使工商界不敢不搞“四反”运动;媒体有关天津、北京、重庆等地同行已先行反贪污、反行贿的报道,使之不能不搞;而工商联领导层被中共赋予如此使命,更受宠若惊,也不得不搞。然而,工商联毕竟要代表工商界利益,即令“四反”运动迫在眉睫,难以回避,但仍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解决:(1)为什么恰恰是“四反”?工商联必须代表中共给工商界解释清楚,否则师出无名。(2)工商界内部“四反”究竟“反”到什么程度?如彻底“四反”,那无疑将得罪整个工商界;如浅尝辄止,敷衍了事,对各方又交代不过去。如何拿捏“四反”的力度,着实令工商联为难。

 

1952年1月4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最早报道青岛“四反”情况(20)。青岛工商界“四反”之内容为反暴利、反贿赂、反浪费与反偷漏税,而此后华东区对“四反”的界定为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两者内容略有差异。贿赂至少内含索贿与行贿,如侧重干部索贿,则工商界之责任较轻,而且会成为工商界推卸责任之借口,而行贿之责任则全在工商界,其无法推脱。这样,运动打击重点就转移到了工商界。

 

媒体对京津工商界反贪污、反行贿情况的连续报道,对上海工商界舆论压力甚大。其实,整个运动期间,京津两地不仅起到先行探索、供给经验、检验政策等作用,还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使其他省市开展运动的节奏有所加快。10日,《解放日报》等报一致刊登北京工商界反贪污、反行贿运动进入坦白检举阶段的消息,内称:截至4日止,京工商界先后召开5000多次动员会,全市工商业者66000余人接受反贪污、反行贿宣传教育,而自动坦白、检举的贪污行为已达2800件,但“自认行贿者少,多数自称‘被勒索’、‘被敲诈’”(21)。12日,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毕鸣岐带头坦白检讨,朱继圣等继之,当场有121人报名坦白(22)。而天津商人刘广兴更现身说法,表示“坦白了行贿一身轻”,他曾怀疑到政府坦白会被法院拘押,临坦白前更是对账房说:“我被扣以后,我家里的生活请你们维持维持。”然而,坦白之后,政府并没有拘押,由此他相信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愿意把自己的非法利润拿出来,听候政府处理,“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进行思想改造,重新作人”。(23)

 

在京津工商界典型示范与本地舆论千呼万唤下,沪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在12日讲话承认,最近发现的一些严重贪污案件,不少是与工商界中的不法分子互相勾结进行的,上海过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堡垒,根据过去的经验,工商界的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现象,可能比北京更为严重,因此工商界必须开展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进行自我改造。有些工商界的不法分子,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引诱、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甚至从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盗窃经济情报等等,这都是违法乱纪的罪恶行为,不仅为人民政府所不容,也是我们工商界正当工商业者所不能容许的。(24)他把工商界内部划分为正当与不正当工商业者两大类,工商联要代表正当工商业者清理不正当工商业者的污毒,然而工商业者正当与否之尺度在现实操作中殊难界定,尺度过窄可能会导致沪市工商界“四反”冷冷清清,尺度过重有可能伤及工商联自身。盛丕华所提到的工商界中的不法分子从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盗窃经济情报,暗指工商联监委主任胡厥文在北京参加加工订货会议,知晓国家向沪市机器制造业加工订货一批产品后,兴奋地打电话给沪市机器同业,要大家搞好工厂,安心生产,不料此消息被《新民晚报》刊登,造成五金材料价格上涨。“五反”期间,这成为胡厥文的一大罪名,他在工商联也承认,在政府向机器同业加工订货时,曾写过信、打过电话泄露秘密,“承认是自己糊涂,因为出身地主,又是资产阶级”(25)。胡厥文对这一指责一直耿耿于怀,及至晚年,忆及此事,他说:“经组织上调查,我所属工厂不但没有抢购五金材料,由于经济拮据开不出工资还卖出了一些材料。虽然我打电话出于好心,但办了坏事,造成了物价波动。为此,我做了深刻检查。”(26)

 

周恩来与薄一波仅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即令工商业者能接受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说法,也不意味着“四反”运动理所当然。1月15日,为配合上海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开幕,《解放日报》社论只从理论原则上重复了周恩来与薄一波报告精神,并没有具体阐明为什么恰恰要搞这“四反”,而不是其他内容(27)。而盛丕华讲话除重复上述报告所讲的资产阶级对革命干部的直接勾引、腐蚀之外还说:“部分的工商界,在解放以后,仍旧过着奢侈腐化堕落的生活,这种恶劣的风气,传播开来,也使勤劳朴素的工作干部,受了心理上、精神上的引诱和侵袭,间接造成他们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他告诫上海工商业者要有自知之明,不要以为自己购买了政府公债、捐献了飞机大炮就革命性强了,他说:“我们工商界必须明白,这革命性实在是有限度的,不能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流血流汗毫不动摇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的精神相比。所以,我们这点有限的革命性,绝不可在心理上有自满的情绪。”(28)针对资产阶级普遍认为“三反运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的事,怎么‘反’到我们头上了”的问题,《解放日报》等报转载《天津日报》社论:“不反则已,要反一定要反到你们头上。这是因为你们不但与贪污浪费行为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常是这些犯罪行为的直接责任者。”(29)工商业者读到此处作何感想,不得而知。

 

这些原则性解释,一般工商业者并不信服。相当多的工商业者认为“四反”是政府想捞一票,把工商界反得“四大皆空”,“50年公债、51年捐献、52年要来一个四反,什么是四反,还不是想搞一批钱”(30),“人民政府前年发公债赚了一笔,但群众反映不好,于是去年搞捐献,又捞了一票,今年没有什么好搞了,搞五反,还不是变相发公债”(31),“反革命分子肃清了,提篮桥牢监空了,所以要‘四反’,请工商界进去”(32)。而许多小工商业者认为自己参加劳动,不是资产阶级,与运动无关。“成衣职工规定工作至下午六时,而老板自己也参加劳动,且要做到晚上十时,资方养活劳方,故成衣业会员不承认本身是资产阶级,与四反无关。”(33)

 

中共认为行贿、欺诈、暴利、偷漏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本质的具体表现。工商界则普遍认为“四反”含义不明、范围模糊,例如请干部吃饭,是不是行贿?私私之间做生意、给佣金,是不是行贿?究竟怎么算暴利,怎样算合法利润?对此,荣毅仁在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结束时也只能从原则上予以解释:“所谓合理利润,一般说应该是照顾到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原则,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那就是暴利。”但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什么,如何进行衡量,也付之阙如。(34)所以,工商界希望政府先颁布一个条例,具体规定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的含义和范围,使坦白者有所凭据。而政府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这些行为皆从腐化的资产阶级思想衍生,只有从思想根源上检查,才能根绝。换句话说,工商业者对“四反”的基本态度是希望以法律方式来解决之,而政府则旨在“诛心”——从思想上解决,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从政府角度看,如果把“四反”以具体法律条文释义,无异于给群众运动拴上枷锁而自缚手脚,且在操作上也难界定;而以模糊笼统的思想改造为由,能为自己预留充分的操作空间,变明确、具体的利益之争为含糊、抽象的思想之争。因此,在中共看来,工商业者希望以立法来搞“四反”,就是拘泥枝节、应付、钻牛角尖、兜圈子。工商业者的态度与心理因而显得十分重要。态度是否积极、是否主动坦白、坦白是否彻底等成为衡量工商业者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共在工商业者中划界的重要依据。

 

在实践中,工商业者最初并没有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之意,不仅质疑思想改造,还一味拘泥于细枝末节。有人说:“资产阶级的思想要一下子完全消灭是不可能的,你瞧共产党老干部革命干了二十余年,进城内还要变质,今天苏联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工商界是没有罪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从学生意时就学到了,现在规定千分之三交际费就是行贿费,所以行贿等罪恶不是工商界创造出来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更为关键的是,在他们看来,枝节不明,则名不正言不顺,难以展开运动。沪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说:“很多工商界不从自己思想上解决问题,讨价还价,很多打电话来问漏税是从1950年补起呢,还是从1951年补起。又有钻文字上的空子,如暴利标准如何,等等。毛巾业小组讨论时,把荣毅仁的讲话全文摘录了一句,大家批评,咬文嚼字,钻牛角尖。”(35)有人认为行贿范围不明确:“政府干部到我厂里店里来买货,我如敬以烟茶,这是否算行贿呢?”“请干部吃饭、看戏、跳舞,或者送些手表、自来水笔之类的日用品给干部,或者逢年过节送些礼物,这是否算行贿呢?”商场上的折扣、回扣、“底子钱”等习惯,又是否算行贿呢?大达电机制造厂严规方在一次工商联会议上说:“生意做得大,全靠请客吃饭”,以后保证不请客吃饭,如做不到,就“烂掉牙齿”(36)。上引《天津日报》社论将此斥之为“敬茶治罪论”,认为“讲这些话的人,如果不是幼稚病患者,就是野心分子企图扰乱人心”。敬茶敬烟若属普通应酬,不算行贿,即使有小量的行贿,如只是为了拉拢主顾,并非要诈骗国家财产,只要他们改革此等陋规,也不再追究。(37)

 

工商界质疑最强烈的是“暴利”,认为行业不同,利润率也不一样,何为暴利,殊难算计,而暴利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还是个人挥霍,结果也不一样。电工器材工业杨树芬在检讨时,说暴利是为“积累资金,扩大生产,不得不赚钱”,并宣传自己的产品好,开厂不到两年,从两间平房增加到20间,由极少资本做到现在每月有14亿营业额(38)。“钢铁炼制业就有人说,该业可能有暴利,但政府应该负责。铜料冶制业有人公然说开厂的目的就是攫取暴利。汽车轮胎翻修业希望有关方面规定一个暴利的范围。汽车零件装配业也只在暴利标准上兜圈子。”(39)沪市工商局档案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钢铁炼制业说,“我们有暴利,但这是因为业务经营不正常的原故,责任应该由政府负”。铜料冶制业电解组思想顾虑很大,他们说“搞电解铜就是想发财”,讨论时不谈“四反”,大谈“三反”。汽车零件装配业对该行业的“暴利”解释说:“汽车零件有一千多种,大部分无市价,因此价格无一定标准,例如买进一货品付款六万元,是卖主愿意的,卖出为一百二十万元是牌价规定的,是否算暴利。”(40)

 

可见,媒体公开报道轻描淡写,忽视细节考量,而工商界提出的这些具体问题,对媒体和中共来说,也确实难以从管理技术角度筹划,而只能归结为抽象的思想问题。不仅如此,媒体在驳斥暴利问题时,多做诛心之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国家的加工订货和工人阶级带头克服困难,由此资本家应对国家和工人阶级感恩戴德,结果资本家反而对之发起猖狂进攻,即是忘恩负义。至于行贿,工商业者普遍认为,行贿要以干部接受为前提,行贿是迫不得已,故行贿与受贿不能同等治罪。对此,中共给出了两种解释:(1)绝大部分行贿是不法商人主动做的,资本家引诱干部腐化堕落。(2)干部腐化只是小部分人,且多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留用人员,“这种人要占百分之九十九”。(41)如此,则中共内部组织清理与外部打击资本家即有充分之理由。另外,大多数工商业者对偷税漏税是予以承认的,但多以商业习惯、制度空缺与管理漏洞为自己辩解。

 

三、资本家的出路:衣冠楚楚、衣衫不整与提篮桥

 

从1952年1月13日《解放日报》等报道市工商界准备开代表扩大会,到18日工商界“四反”委员会成立检查委员会及办公室止,沪市媒体连续报道京津等地逮捕法办不法商人的消息,营造出令人恐惧的舆论氛围。13日,表彰主动坦白的毕鸣岐、朱继圣等天津资本家,并报道了天津市法院逮捕拒不坦白的奸商刘宗珊的消息,两相对比何去何从,一目了然(42)。次日,报道北京市政府逮捕拒不坦白的刘元敬等五名奸商(43)。此时,华东机关“三反”运动亦将进入坦白检举阶段,于是便以机关工作人员的坦白检举材料来促工商界“四反”。在这样的气氛中,15日,上海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开幕。

 

是日,《解放日报》等点名批评民丰、华丰造纸厂投机取巧、偷漏税款逾118亿元。报道称,税局复查时,公司负责人竺培农妄图限制复查范围,进行恐吓、侮蔑,此种蛮横态度是工商界展开运动的严重障碍。同一天的报道还有:五金商业行业性偷漏税,利泰祥等虚抬进货成本逾10亿元,该号负责人翁敏如身为同业公会主委,应深刻检讨。竺培农、翁敏如成为沪市最早被点名批评的工商人士,从两人在不同场合之坦白交代皆不予通过看,两人被树为“衣衫不整”过关之典范。(44)16日,沪市逮捕丝光染织业偷漏巨额税款的奸商徐文德。媒体报道认为:徐文德不仅不向税局坦白,反将各种凭证撕毁或隐匿,于1月3日潜逃,假意留书自杀,以图逃避;又串通该业许培德,由其四处散布谣言,说税务局逼死徐文德,打电话到该厂工会,嘱前往黄浦江觅尸,致该厂人心惶惶,影响生产。徐文德被塑造为拒不坦白、抗拒运动而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之典型。(45)18日,媒体报道沪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闭幕情况,工商界头面人物经叔平、陈铭珊、董寅初、竺培农、翁敏如等自动坦白贿赂干部、偷税漏税、攫取暴利等违法行为。《新闻日报》迫不及待地刊出未经经叔平过目的检讨,题为《我的初步检讨》(46)。工商界头面人物之公开坦白颇具象征意义,事实上成为资本家黑暗腐朽一面的注脚,也成为工商界搞“四反”的理由。换言之,工商界头面人物现身说法,以形象化的方式克服了“四反”内容模糊与界定困难之弊端。其中,经叔平、陈铭珊、董寅初在坦白之后,即予过关,他们成为主动坦白、积极投入运动的典范,使之“衣冠楚楚”过关。

 

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期间的媒体报道,实际上传达出政府根据资本家坦白程度、对待运动之态度来划分“敌我友”之类型、区别对待的政策导向,并借转载《天津日报》社论,表明政府态度:“人民政府对正派的工商业者,是团结的方针;对那些有缺点的人,只要他们能认识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人民政府愿意帮助他们愉快地进行改造;只有那些坚持错误的不法商人,才是坚决打击的对象。目前的问题是:是工商界深入开展坦白检举运动,愉快地主动地洗掉身上的肮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呢?还是要坚持错误,遭到人民的唾弃呢?再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47)

 

此后,《解放日报》等主流媒体一方面刊发天津市市长黄敬在天津市各界人民“三反”坦白检举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转载《天津日报》社论,继续给沪市工商界施以压力,另一方面又根据上述在工商界中“敌我友”之划分,继续发现与塑造典型,影响运动,同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揭露与批判,并最终将矛头指向工商界领导层,宣告工商联搞“四反”运动领导不力,运动不深入,发展不平衡,为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五反”铺平了道路。黄敬在讲话中说:“贪污腐化这些坏事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坏风气、坏作风侵入到我们廉洁的人民政府中的结果……工商界里存在着严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勾引干部,要我们干部学坏,用行贿,用腐化的生活,勾他们往坏道上走,这是一种很坏的事情,是最伤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对资产阶级要坚持教育与惩办相结合,“对那些罪恶重大,又拒不坦白,怙恶不悛的,当然要严惩。至于罪恶并不大,又能积极坦白坚决悔改的,则对之一律宽大,采取教育改造的方法。就是罪恶较大,只要坚决悔改,也是处理从宽的”。(48)《天津日报》社论除了号召工商业者行动起来投入运动外,对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给以揭露:(1)公开对抗,结果如刘宗珊一样被逮捕。(2)隐蔽斗争,结成“攻守同盟”,但这是靠不住的,你不坦白他坦白,最终吃亏的是你。(3)投机取巧,品质恶劣的人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装作“积极”姿态,动员别人坦白,一面对自己的违法罪行一字不吐。“这些人明明自己拉了一裤子屎,却不愿意‘脱下裤子’洗个干净,反而装腔作势,厚颜无耻地叫人洗澡”。(4)造谣破坏,对之要报告公安局逮捕究办。(49)

 

在造纸工业同业公会传达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精神时,主委朱鸿仪要求同业以竺培农为戒,老老实实、彻底坦白(50)。五金商业主委翁敏如在该业传达动员大会上,坦白承认自己思想腐朽,而没交代具体事实,立即有会员递条子要他交代。坦白交代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思想清理,而是要坦白交代具体事实。会场颇为热烈,当时请求坦白检讨的会员有12家之多(51)。《学习生活》栏目第一次公开指责某些行业领导人没亲自领导、发动群众,更没自己带头、严格检查,主要因为他们爱面子,所以必须破除旧社会所谓的“面子”,勇敢地坦白悔改,自我改造(52)。1月21日,《新闻日报》头版报道无锡工商界举行坦白检举大会情况,标题内称:“奸商李梦菊抗拒坦白当场就逮,陶可立坦白检讨决予宽大免罪,工商联副主委赵章吉避重就轻,令其继续反省听候处理”。对这三人的三种处理方式,无疑向沪市工商界传递出明确的信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何去何从,自我选择!(53)

 

22日下午,市工商联举行常委会,盛丕华、荣毅仁等正、副主委及常委21人分别检讨。盛丕华坦言主观上想搞好运动,但客观上使运动发展不平衡。(54)其实,“四反”运动发展不平衡,一方面是因为内容界定模糊,在现实中很难操作,另一方面工商界也缺乏组织大规模政治运动之经验,更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搞得整个工商界鸡犬不宁、灰头灰脸。在外界压力下,工商联领导介入个别行业,表明态度,有行业重开坦白动员大会。荣毅仁召集电工器材业及糖商业同业有关人士谈话,严厉批判漠视“四反”运动的思想。电工器材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重新举行坦白动员大会,并由执监委员带头重行坦白检讨。糖商业也于当晚7时举行坦白检讨会,纠正对“四反”运动不严肃、不负责的态度。造纸业决定先由执监委员带头检讨,当场即有人要求坦白,主委朱鸿仪亦决定补充初步检讨。而竺培农在会上再度作了关于偷漏、暴利等违法行为的坦白,但仍被认为不深刻,同业当场纷纷递纸条提意见。(55)墙倒众人推,竺培农继续被敲打,同业即不让其过关。《新闻日报》指出:“上海工商界领导层所作的自我检讨给我们的印象,是为检讨而检讨,不痛不痒,更谈不上‘深刻’和‘痛切’”,究其原因是怕损害社会威望,妨害自己的“政治前途”,“从上海大‘染缸’出来的人,却畏首畏尾,推三推四,不肯带头脱衣服,下水洗澡,自夸‘出淤泥而不染’,或白璧微瑕,‘无啥要紧’,任凭你讲得似模似样,也有谁相信!?”(56)

 

24日,工商联“四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工商联执监委会联席会议召开,副主委刘鸿生因病嘱其子刘念义带来检讨书,坦白投机违法行为,荣毅仁检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欢迎别人检举他,其他工商业家尚未见有同样表示”。监委主任胡厥文因赴朝慰劳伤病员,由他人代读坦白书。朱鸿仪指出竺培农两次扩大会议均未出席,即使出席同业会议也仍未彻底坦白,要求停止竺培农工商联执委和公会副主委职务。(57)开会与否成为政治态度进步或落后的一种表征,会议不仅是议事工具,更成为表示政治忠诚的公共仪式。

 

不过,许多行业仍对运动抱敷衍应付态度,甚至故意抗拒。箔商业有人说:“早坦白,早完蛋,迟坦白,迟完蛋”,最好别坦白。玻璃业主委叶荣章说:“大家不要提,提了大家都要命”。皮件业主委说:“只要把干部搞好就行了。”米业副主委说:“人生出就有贪心”,“反”了也是那么回事。五金商业坦白虽多,但大都以为政府干部坦白,有材料,不如早些干脆坦白,根本没把“四反”当成思想改造运动。(58)而心理承受力不强的工商业者却是神经紧张,对此报纸未予报道。胡厥文反映:机器工业副主委对“四反”顾虑很大,很不安,要自杀,经安慰后情绪才较好。铝器业会员说:赶快坦白吧!否则要发神经病了。漆商王杏桁接到工商联开会通知,急得流泪;钱本常在该业学习后神志不清,已进虹桥疗养院。棉纺业朱立德、国信纱厂韩志成在接到市财委开会通知时感到很惶恐。(59)工商界的恐惧,可见一斑。

 

25-26日,工商联召集各业负责人进行坦白检讨。会场外,25日,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干部群众3000余人,雷厉风行检查工商界,逮捕拒不坦白的商人盛德山、任礼亭等,而对检查时尚能坦白并积极检举其他商人者不予逮捕,具保听候处理。坦白,只有彻底坦白,才是商人唯一出路。(60)天津市政府一次逮捕拒不坦白的木业商人15人,并将其财产冻结(61)。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工商联各业负责人开会坦白检讨。盛丕华、荣毅仁号召:各业公会负责人亲自带头,坦白检讨所犯行为,未犯错误的亦须当众表示态度。会上,糖商业与南货业成为重点敲打的行业,而其主委李梅泉、宋丕彰首当其冲,成为继竺培农、翁敏如之后的重点敲打对象。李梅泉坦白了八点,推说犯了“官僚主义”,对1950年引发糖涨价风只字不提。该业陈庭芳当即指出,他有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嫌疑,望深入检查;钟惠群指出,在组织糖商业第一联购组时,他就有垄断市场、攫取暴利的企图,不要避而不谈;范静余当场检举他许多未坦白部分。在各人指斥下,李梅泉才吞吞吐吐地说:“让我回去再检查!”宋丕彰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先“三反”呢,还是先“四反”?(62)他的这一质疑实际上指向运动发起之动因:若先“三反”,则工商界“四反”系受牵连;若先“四反”,则“三反”不过是幌子,目的是整肃工商界!

 

1月2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党内指示(63)。27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高岗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党内一部分人认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的阶级斗争趋于缓和,“他们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让步,欣赏资产阶级的捧场。这些人构成了党内的右倾分子。其中少数人,已成为与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盗窃国家财富的叛徒了”(64)。这无疑是公开警告党员干部:对资产阶级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不能抱有温情主义等糊涂思想,否则不是右倾分子,即是叛徒。毛泽东的指示并未见诸报刊,而高岗的报告则起到动员党内一致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作用。

 

似乎是出于京津两市抓捕资本家之示范及免于被指责为“右倾”的考虑,沪市逮捕了钨丝大王夏盈奎(65)。在工商联组织的各业负责人坦白检讨大会上,金润庠初步坦白了行贿、暴利及解放后在黑市买卖黄金的行为,但仍在小组会上受到严厉批判,要他再深刻坦白。《大公报》在报道时副题为:“民华丰造纸厂总经理金润庠的坦白,证明竺培农坦白避重就轻”(66)。这是公开挑拨竺培农与金润庠之间的关系,对竺培农产生了直接影响。2月1日,竺培农向工商联送上坦白书一份,检举金润庠在敌伪时期的八点劣迹,以还击其在坦白中提及竺培农买黑市金条。“在四反中资本家互相攻击,我们如何在这方面运用矛盾规律,值得研究”(67)。木材商人项松龄经过思想斗争,主动到税局坦白偷税,获税局鼓舞,成为态度诚恳、积极彻底坦白之典型(68)。

 

在各业负责人坦白检讨会后,媒体上除公开敲打李梅泉、宋丕彰外,又加上朱立德、资耀华、陆启舫等。2月2日,《大公报》要求不法糖商程顺康坦白交代(69)。打击宋丕彰还因为其利用“谊社”组织,把持公会,使之成“宋家的天下”,“中国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南货业没有解放”。李梅泉被限期在三天内坦白,宋丕彰被限期在两天内坦白。(70)启新纱厂朱立德一贯盗窃代纺棉花,盗窃人民财产,已由人民法院审理(71)。而上海银行总经理兼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因对运动态度不老实,拖延观望,被撤职反省,并成立专门小组调查(72)。《解放日报》以《野蛮资本家陆启舫》为题报道元昌文具厂老板陆启舫在解放后仰仗政府扶植而发展,但他忘恩负义地逃税与贿赂干部,在运动中挤牙膏式地坦白,企图逃到天津躲避,扬言服毒自杀,最后才认罪(73)。

 

工商界在强大压力下逐渐分化,中共根据资本家不同表现而区别对待,或者拉拢,或者敲打,或者惩罚。中共成功从舆论上造成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事实”,把打击焦点转向了民族资产阶级。从工商业者处境看,环视周围,已四面楚歌,“上有国家(法律制裁),下有子弟(检举),旁有工会,内有店员(检举)”(74)。

 

1月底,工商界“一般的态度是恐惧不安,感到空气很紧张,报纸上压力太大,说:‘这是解放以来政府从未有过的最严厉的态度。’”另一方面,老板们对报纸上的批评感到很不愉快,说“报纸上有消极批评,没有积极推动,因此引起工商界很多疑虑”,甚至有人私下提议工商界开会时不许记者出席。在这种情况下,工商联于31日邀请上海各报负责人金仲华、王芸生、徐铸成等开会,实乃求情各报高抬贵手。胡子婴说:“上海工商界过去是有油条作风,经过这次运动中不断批评后已少有了,现在主要的是恐慌不安,希望各报纸今后发表文章着重解除顾虑,启发他们自己坦白”。荣毅仁亦附和之。(75)从以后的媒体报道看,会议收效甚微,媒体对资产阶级黑暗腐朽一面的报道愈加严厉。

 

四、结论

 

政治动员是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手段。新闻宣传服务于政治动员,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内容分析上看,“四反”运动期间的新闻媒介对资产阶级的报道,从理论到实践,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有节奏地渐次展开。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运动伊始,媒体重点报道周恩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积极进步与黑暗腐朽的两面性的说法,并组织文章诠释,使之深入人心,成为民众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从理论上论证了进行“四反”运动的必要性。中共牢牢把握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理论主动权和话语权,处于仲裁位置。依照阶级分析方法,民族资产阶级本质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倒把,必然带有黑暗腐朽的一面,这使民族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从理论上说,行贿、欺诈、暴利、偷漏是资产阶级黑暗腐朽一面的具体体现,因此“四反”运动自然正当。不过,“四反”的内容和范围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区分。尤其是暴利问题,由于存在行业、资金周转速度、利润用途等方面的不同,利润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暴利更无从谈起,也正因为如此,在“五反”运动中不再提“反暴利”。

 

媒体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四反”的范围和内容上立足点不同,分歧在所难免。从媒体对“四反”内容与范围的报道看,理论分析有余,现实考量不足,只笼统地说资产阶级由于黑暗腐朽必然会行贿、欺诈、暴利、偷漏。而在民族资本家看来,这些问题多是在旧社会从学做生意起就必须通晓的商业习惯。在新旧秩序转型中,的确应该从管理上予以规范,但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媒体对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理论说明固然能“轰”着工商界往前走,但终归过于抽象。随着运动的开展,媒体报道重点转向工商界上层的现身说法,这既有利于以形象化的方式显现出资产阶级之本质,又能给资本家出路。根据资本家的态度和违法程度,中共予以区别对待。对能积极彻底坦白者,尤其是工商界上层,中共采取保护过关的方式,使之“衣冠楚楚”。对挤牙膏式地坦白、解放后又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者,给以适当的敲打,使之“衣衫不整”地过关,打掉其威风。而对抗拒运动者则重点打击,直至送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媒体对这三种处理方式的报道,无异于向资本家释放出在运动中的选择空间的讯息,何去何从,端赖自我选择。这既让资产阶级恐惧,又使之怀有希望,为“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营造了舆论环境,奠定了基础。

 

机关“三反”披露的贪污行为多是不法资本家的行贿所致使,工商联在运动中处境确实尴尬,但工商联既有主动搞运动的一面,也有被动适应的一面。这一时期媒体报道选择性很强,工商界似乎是在媒体推动下被动地搞运动。其实,早在1951年12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召开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盛丕华提出:上海工商界“必须积极参加全市广大市民所业已掀起的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大胆检举一切公私机关团体内的贪污分子,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同时我们应该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迅速开展工商界的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的爱国运动”(76)。不过,工商界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且缺乏搞运动的经验,在进行自查自肃时,很难把握住“度”。尺度过窄,运动冷冷清清,尺度过宽,又伤筋动骨,工商联进退失据。1952年2月初,中共宣布由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来领导上海“五反”,褫夺工商联的运动领导权。另外,这一时期新闻宣传的政治性大于事实性,对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和黑暗腐朽渲染过度,而对运动中工商界的实际困难几乎不着一词,即便提及也多做诛心之论,使工商界的气氛过于紧张与恐惧,不利于运动深入开展。

 

【作者简介】郑维伟,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 200020

 

注释:

 

①学界多在研究上海“五反”运动过程中述及“四反”运动,专题研究沪市“四反”运动的论文不多。参见沈逸静:《“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邹荣庚主编:《历史巨变:1949—195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1—213页;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高晓林:《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等。

 

②《大公报新生宣言》,《大公报》(上海版,下同)1949年6月17日。

 

③《上海新闻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

 

④《上海各报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52年8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1551-1。

 

⑤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解放日报》1952年1月3日。

 

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公报》1952年1月4日。

 

⑦朱继圣:《检讨我过去的错误》,《新闻日报》1952年1月4日。

 

⑧《北京工商界代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揭发不法商人贪污行贿行为》,《新闻日报》1952年1月4日。

 

⑨《天津市工商联节约检查分会动员大会上李烛尘主任的动员报告(摘要)》,《新闻日报》1952年1月8日。

 

⑩《大张旗鼓反对贪污反对行贿,重庆举行万余人的检举坦白大会》,《新闻日报》1952年1月8日。

 

(11)《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会议,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解放日报》1952年1月9日。

 

(12)《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在中央一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解放日报》1952年1月11日。薄一波报告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报告指出,资产阶级三年来的“猖狂进攻”,需以阶级斗争来对待。显然,薄一波这一说法乃源自毛泽东1952年1月5日在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上的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说:“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1页。)二是薄一波在此报告中实际上提出了“五反”的具体内容,毛泽东在1月26日发出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继续沿用这一说法,只是把“盗窃国家资财”改为“盗骗国家财产”而已。(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97页。)作为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曾多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接受其指示,也在汇报中对毛泽东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类似于战争年代的前委,薄一波发挥了前委书记的作用,而毛泽东始终处于幕后主导地位。

 

(13)另外,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这里只是说了资产阶级的攻击,而没有说干部的主动腐败问题。换句话说,中共侧重于清理产生腐败的外在环境,这也为打击资本家埋下伏笔。

 

(14)《开展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思想改造运动》,《大公报》1952年1月9日。

 

(15)《工商界与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新闻日报》1952年1月9日。

 

(16)《民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与“脱胎换骨”》,《新闻日报》1952年1月10日。

 

(17)参见《迎接思想改造运动,贯彻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解放日报》1952年1月17日。

 

(18)《民建北京分会动员工商界进一步坦白检举》,《大公报》1952年1月17日。

 

(19)《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1。

 

(20)参见《反暴利、反贿赂、反浪费、反偷漏税,青岛工商界展开“四反”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1月4日。

 

(21)《北京市工商界反贪污反行贿运动进入发动坦白检举阶段》,《解放日报》1952年1月10日。

 

(22)《工商界举行了坦白检举动员大会》,《解放日报》1952年1月12日。

 

(23)《坦白了行贿行为一身轻——天津宝生福记机器厂经理刘广兴的坦白》,《新闻日报》1952年1月12日。

 

(24)盛丕华:《如何展开上海市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盛丕华主任委员在上海市工商联临时执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解放日报》1952年1月13日。

 

(25)《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1。

 

(26)《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21页。

 

(27)参见《开展工商界的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的斗争》,《解放日报》1952年1月15日。

 

(28)盛丕华:《关于开展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在上海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上的开会词》,《解放日报》1952年1月16日。

 

(29)《全市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1月18日。

 

(30)《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1。

 

(31)《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五反”运动情况汇报(四)》(1952年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18。

 

(32)《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33)《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五反”运动情况汇报(四)》(1952年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18。

 

(34)荣毅仁:《上海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总结(摘要)》,《新闻日报》1952年1月18日。

 

(35)《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36)《对于四反运动的意义沪工商界认识模糊不清,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过关”思想,甚至有人敢于采取抗拒的态度》,《大公报》1952年1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37)《全市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1月18日。

 

(38)《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39)《对于四反运动的意义沪工商界认识模糊不清,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过关”思想,甚至有人敢于采取抗拒的态度》,《大公报》1952年1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40)《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41)《行贿与受贿》,《文汇报》1952年1月22日。

 

(42)参见《破坏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奸商刘宗珊被捕法办》,《解放日报》1952年1月13日。

 

(43)参见《盗窃国家大量资财拒不坦白,刘元敬等五不法商人被逮捕》,《解放日报》1952年1月14日。

 

(44)参见《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逃漏巨额税款,税局派员复查时竟遭蛮横阻碍,利泰祥五金等亦勾结同业偷漏所得税》,《解放日报》1952年1月15日。

 

(45)参见《偷漏巨额税款散布谣言污蔑政府,不法商人徐文德被拘捕》,《解放日报》1952年1月16日。

 

(46)参见经叔平:《我的初步检讨》,《新闻日报》1952年1月18日。经叔平的检讨后经修改,明确说向自己丑恶腐朽的一面斗争,做了不少意识形态话语修饰,在《解放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重新发表,题为《我犯了偷漏税和行贿等罪》。

 

(47)《全市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1月18日。

 

(48)《天津市长黄敬在十六日天津市各界人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坦白检举大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52年1月19日。

 

(49)《扫清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斗争中的一切障碍》,《解放日报》1952年1月19日。

 

(50)《本市水泥等行业传达工商界代表会议决议,分别成立“四反”分会深入动员》,《新闻日报》1952年1月20日。

 

(51)《橡胶五金等四业推动“四反”运动,各业主任委员带头初步坦白》,《新闻日报》1952年1月21日。

 

(52)《解除顾虑,赶快坦白》,《新闻日报》1952年1月21日。

 

(53)1952年1月23日,《新闻日报》报道:赵章吉因行贿、偷税、拒不坦白而被逮捕,并被查封全部财产。

 

(54)《市工商联举行常委会,荣毅仁胡厥文等作自我检讨》,《解放日报》1952年1月23日。

 

(55)《本市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重点深入行业检查学习动员情况》,《新闻日报》1952年1月24日。

 

(56)《工商界领袖的政治前途》,《新闻日报》1952年1月24日。

 

(57)《工商联昨开全体执监委员、四反运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荣毅仁等坦白检讨》,《大公报》1952年1月25日。

 

(58)《工商联昨开全体执监委员、四反运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荣毅仁等坦白检讨》,《大公报》1952年1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59)《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8。

 

(60)《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干部群众三千余人雷厉风行地检查工商界行贿等事件》,《解放日报》1952年1月26日。

 

(61)《天津市人民政府逮捕木业奸商十五人》,《大公报》1952年1月26日。

 

(62)《公会负责人带头自我检讨相互批评,各业昨分组举行坦白检查》,《大公报》1952年1月26日;《工商界自上而下启发推动“四反”运动,各业负责人分别进行坦白检查》,《新闻日报》1952年1月26日。

 

(63)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97—98页。

 

(64)高岗:《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解放日报》1952年1月27日。其实《大公报》早在25日即全文刊登该报告。

 

(65)参见《本市税局公安破获“钨丝大王”欺诈偷漏案》,《解放日报》1952年1月27日。

 

(66)《各业公会正副主委继续举行坦白检讨会》,《大公报》1952年1月27日。

 

(67)《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四)》(1952年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18。

 

(68)《木材老商人项松龄坦白偷税可耻行为》,《大公报》1952年1月27日。

 

(69)《投机倒把、攫取暴利、曾引起白糖涨风,本市不法糖商程顺康应坦白交代》,《大公报》1952年2月2日。

 

(70)《糖商业李梅泉、南货业宋丕彰坦白不老实,已引起同业愤慨》,《新闻日报》1952年2月2日;《把持公会行贿欺诈春节前夕竟涂改账册,南货业宋丕彰应从速坦白不法行为》,《新闻日报》1952年2月3日。

 

(71)《启新纱厂代经理朱立德厂长唐孟雄连续偷盗国家委托代纺原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解放日报》1952年2月3日。朱立德在1月19日即坦白交代,一直神色紧张,而自那时起到2月初未曾到厂,工人皆以为其被法院关起来了。参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五)》,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25。

 

(72)《上海银行总经理兼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拒不坦白其违法行为》,《大公报》1952年2月3日。资耀华对其在“五反”期间的遭遇,及至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亦缄默不语。根据资耀华的夫人讲,他之所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诬陷,是因为他当时制止了一位有相当级别的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套汇,该干部害怕被资耀华揭发,便恶人先下手。参见资华筠:《写在父亲的回忆录再版之前》,资耀华:《凡人小事八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12页。

 

(73)《野蛮资本家陆启舫》,《解放日报》1952年2月3日;《不法文具商陆启舫偷漏大量税款,案发后竟行贿、潜逃并假装自杀》,《大公报》1952年2月4日。2月8日上午,陆启舫在家中服“山纳”自杀,家属不敢说原因是媒体压力与害怕政府制裁,而以家庭问题为由,资本家之恐惧可见一斑。参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五反”运动情况汇报(九)》(1952年2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66。

 

(74)《上海市反贪污斗争即将进入高潮,布置阵势围剿“大老虎”》,《解放日报》1952年2月1日。

 

(75)《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四反”运动情况汇报(四)》(1952年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72-18。

 

(76)盛丕华:《一九五二年第一季度本会工作初步计划——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通过》,《上海工商》第3卷第1期,195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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