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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史 【字体:

张金超:南方政府与巴黎和会——以代表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 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2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7日

摘要:以往学者在研究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问题时,多着墨于北京政府派出的陆征祥、顾维钧等人,而对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伍朝枢关注不够。北京政府公布出席和会名单后,遭到南方政府抵制。王正廷未经南方当局同意,径然加入代表团赴欧参会。伍朝枢纠结于“全权”资格,始终未能进入代表团的权力中心,致使其在和会上未能发挥作用。王、伍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一致对外,为树立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做出了努力,而他们群体亮相世界舞台,自此名声大噪。

 

关键词:南方政府 巴黎和会 伍朝枢 王正廷

 

代表议题上的南北之争

 

1917年9月广州军政府成立,南北对峙局面形成。次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北京政府驻法公使胡惟德收到通知,协约国即将召开会议,商谈对战败国的和平条件。①年底,北京政府拟派遣外交总长陆征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组成中国代表团。1919年1月22日,正式命令发布:“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任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②名单中,由王正廷替换胡惟德,其余不变。

 

此决定招致各界、尤其是南方政府的强烈反对。皖系拟运动政府委派梁启超任和会专使,但未成事。后来仍屡提此议,竟至运动商人支持梁启超,据称,“梁不日来沪,嘱速筹备开会欢迎并电北京反对陆征祥为专使,其意盖欲排去陆氏而欲为专使”。③至中日密约事件发生时,更积极主张撤回陆征祥,以梁启超任代表团领袖。④

 

南方政府方面,岑春煊对北京政府的独断主张予以驳斥:“现在南北尚未统一,此项代表团,必须足以完全代表全国,方有发言价值。目下国内和平,正在磋议,欧洲和会,为期已迫,势难待统一后,方议派遣。”但反对派陆征祥为专使,“以北方事前未来征求同意,遽自独派,是置西南于不顾,要求驰电反对陆使,以明其非能代表全国。”解决办法应为南北会同遣派代表,各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数,北方正式发表,同时南方亦正式发表,如需国会通过,亦可使北方指定之代表经南方任命,南方指定之代表亦经北方任命。照此方法,对内则法律、事实既能兼顾,彼此体面亦获顾全。外则参与和会,南北确能一致行动。又此间所派之人,当选其资望素孚,而又最稳健者,必为中外所欢迎。”⑤军政府拟派孙中山、伍廷芳、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为代表,因“伍秩老系自始即主张与美一致之人……先生素与美人相善,且外交信用素着。汪精卫乃最初回国运动参战之人,王儒堂现已在美,伍梯云则于此案始终明晰,故此五人均各有所推重。”⑥此处所言先生指孙中山,王正廷字儒堂,伍朝枢字梯云。次年1月9日,正式任上述五人为欧洲和议专使,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⑦

 

南方舆论界有论者指出,“兹事体大,军政府当切实表示意见,或决定对付办法,不能听北廷独断妄为也。”陆征祥是否配为专使,尚属疑问,因为“《大陆报》曾主张中国最适于此任者,莫如伍秩庸博士,则陆之不惬于外人可知矣。”陆只能代表北京政府,并无代表全国之资格,“以万国和平大会之尊严正大,于中国前途关系,至为重要,我乃以不完全之代表列席期间,不贻笑友邦,羞辱国体乎?《京津泰晤士报》对此极为非难,美公使亦有质问,则外人代为我深致不安,我军政府岂可默然无所主张乎?”⑧

 

有论甚至对陆征祥发起人身攻击:“此事实万无承认之理由。盖以陆氏自袁氏专政时代,即窃据外交总长。袁氏帝制自为时,且曾充国务卿,劝进最力……陆氏自长外交以来,若蒙满藏各处之外交,举无不丧权辱国,且曾经国会投以不同意票,足见国民对于陆氏不能胜任外交已为多数人所承认。”选派外交代表,必须经国会同意,此次议和代表,责任重大,未经合法议院的同意,更是违背法律,“故陆氏之赴法出席和平会议一事,吾人无论如何,断不能承认。”⑨

 

军政府拟任命的五位专使中,孙中山在上海专事著述,明示不愿出任。⑩伍廷芳年迈,行动不便。能赴会的,只有汪精卫、王正廷和伍朝枢。汪公开表示不愿前往:“此事关系我国前途,至重且大,弟虽无似,何忍恝然”,民元曾宣言不做官吏,“今兹若以特使赴欧,有类似官吏之嫌,与平日宣言显成反对。”(11)对南方政府任命的专使,北京方面亦有异声,胡惟德就公开反对。(12)至1月24日,军政府改委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为出席巴黎和会特别专使,“然此时和会已开,北京政府所派代表亦已正式出席,上述方案遂不了了之。”(13)

 

王正廷赴会引致的风波

 

尽管遭到南方政府的反对,陆征祥仍于1918年岁末率中国代表团由沪启程赴美,再搭乘“华盛顿号”轮船横越大西洋抵法。陆赴欧之际,曾受徐世昌之命致电南方政府,询问是否派代表一致赴欧,但遭拒。(14)

 

先是,1918年8月,作为南方军政府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廷与郭泰祺、陈友仁等,衔命往美,阐明军政府的护法宗旨,希冀获得美方承认。孰料王正廷在美却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与陆征祥会合后前往巴黎出席和会,据称:“(北京)政府将加派王正廷氏为赴欧专使,前两日已有喧传”,北京国务院为此致电驻美顾维钧公使:“此次派员赴欧参与会议,关系綦重,主座以王君正廷法律外交夙着才望,兹特派为专门全权大使,务望就近敦聘,所有委任证已径寄尊处,并请转交。”(15)也有论指出,旅美的王正廷知道军政府未得到国际承认,“其所任之和会代表,亦仅有虚名,则透过青年会总会会长穆德之推荐,由驻京美公使与徐世昌接洽,冀分得北政府和会代表之一席。”(16)

 

作为南方政府的官员,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在同僚们看来,显属大逆不道,不合官场伦理。顾维钧如是忆及:“郭泰祺博士和陈友仁先生显然对于他们的政治伙伴王正廷博士不辞而别随陆总长赴法一事大吃一惊、极为恼火。他们的声明不承认王正廷博士是中国代表团内南方军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后来到达巴黎的汪精卫先生、伍朝枢博士等其他广东军政府领导人又不止一次地证实了这一点。”(17)

 

王正廷出席和会的消息甫经传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查王正廷本参议院副议长,代表军政府办理外交职务未终,遽膺伪命,一夫失节,全体遗羞,既为护法罪人,即属民国叛逆,应由贵院提议除名,并通电各国,申明王正廷之任务为无效,一方即致电美国取消前命,免留民国历史上之污点。”(18)将王氏未经军政府同意,遽然赴欧表述为“志节”问题,实为多数南方阵营的心声。

 

舆论方面,口诛笔伐。有媒体追踪陆、王接洽情形,称陆一行“二十九日晚抵纽约,美政府已备五万八千吨之船于三十一日开往法国……在美时,与专门大使王正廷晤谈之后,即与偕行。”并披示了王正廷致北京政府的函电内容,“声明一俟陆使抵美即同赴法。”(19)有论甚至认为王随陆征祥出席和会是“最骇听闻之事。”(20)

 

代表团抵法后,列强忽然食言,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五人,英国之各属地及印度另派代表,如澳洲、坎拿大、南非洲及印度派代表二名、新西兰派代表一人,巴西派代表三人,比利时、中国、希腊、波兰、葡萄牙、捷克、斯拉夫、鲁满尼亚、塞尔维亚各派代表二人,暹罗、古马、奎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等派代表一人。”(21)经争取,最后允准中国五名代表可轮换出席。为此,中国代表团在1月17日举行了一次“排座次”的会议,议决顺序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钩、魏宸组。

 

军政府不满意王正廷的做法,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木已成舟,最终还是予以默认。伍廷芳曾接王正廷与伍朝枢来函,转给吴景濂、林森、褚辅成等人,函称:“顷接王、伍特使来电一通,兹译录一份,特送台鉴。”(22)从称谓上来判断,显然,是承认了王的代表地位。王正廷随后与军政府之间保持着互动。2月12日,军政府电王,令其“照约宣言,以维主权。电末请将最近交涉真象达知,以释疑念。”(23)王秉此意,多次向粤方汇报和谈进展情况,曾称:“廷于一月五日、三月三日邮上报告书二通,谅均达左右矣。自是而后国际间变迁更剧,虽驰电奉告,瞬成陈迹,故除关紧急者已陆续电闻外,函告迟迟。职此之由,尚祈原恕。兹将月内所经各件为诸同人陈之。”报告分“国际联合会”、“和会各种委员会”、“和议草约”、“我国要求案”四部分。(24)4月30日,再电称,对于日本试图攫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谓“代表同人闻此甚愤,方设法抗议”。(25)5月3日,又通告和会不利消息,称“廷自维奉职数月,徒竭笔舌之劳,未获桑榆之效,负民辱命,咎实难辞。惟有电请开去全权,并付惩戒,以重责任而谢国人。”(26)6月27日、28日,王正廷迭电广州,说明中方代表将不会在和会上签字。(27)

 

伍朝枢于代表资格上的纠结

 

军政府公布代表名单后,就伍朝枢赴法的资格问题希望通过江苏都督李纯与北京政府交涉,以图转圜。岑春煊、伍廷芳电李纯称:“梯云久历外交,具有专长,对于欧会尤愿驱策,仰恳转陈北京当轴,特为派充此席,藉以折冲樽俎,为国服务,俾得前往列席于欧会,不无裨益。且梯云报国心切,果能邀允,当不虚此行。”李纯将岑、伍来电转致北京,北京政府很快答复:“伍君梯云才具优长,中外景仰,国际联盟会举行在即,一俟议决,即当延揽。”(28)只谓“延揽”,对伍赴欧的身份并未有明示。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又致电伍朝枢,希其能赴欧赞襄陆征祥:“执事于外交久着才望,元首素所倚重,子欣总长濒行时亦亟盼惠然一行相助为理,此事关系至重,务望不吝赞助,俾对外交大计匡益有资,实为国家之幸。”(29)函电避重就轻,对伍朝枢赴欧的身份仍然讳而不谈。

 

伍朝枢于1918年11月15日经香港赴上海,接洽南北议和事宜。(30)12月初,钱能训来电,催促伍朝枢出席巴黎和会。(31)12月10日,伍朝枢复电钱氏,指出南北时局尚待统一,此时若纯由北京派遣代表,于事实上既不能代表全国,于法律上亦有问题,难获国际上的承认,发言亦无充分力量,“双方会同选派代表最为适当,办法便如北方派若干人,南方亦派若干人,此项会同遣派之人数,北京正式发表,南方同时亦正式发表,如须国会同意,则使北方遣派之人由南方任命,南方遣派之人亦由北京任命,似此则对内于法律事实既能兼顾,双方体面亦可两全,对外则以表示我国参与和会,南北确能一致行动”,至于自己,“恐难肩此重任,况在派遣办法未决以前,个人勉强附骥,于对内对外均无裨益”。(32)24日,再电北京政府:“承委赴欧,定于俭由沪启行,惟一切办法仍祈示”。北京政府立即致电已赴南京的议和代表施愚,令即赴沪与伍朝枢接洽。(33)施愚于27日回电北京:“当于本日夜车赴沪,接洽情形如何,俟抵沪与伍氏晤谈后再行续陈。”(34)二人会谈后,伍朝枢表示,“施君鹤雏莅沪,转述尊情,并秀帅(李纯)亲函,仰承推重,惭悚曷极,当即日束装启行。”(35)伍于次日并未动身,因“施氏赴沪已在二十七夜间,接洽事宜甚多,故二十八日之船开行,伍氏不及搭乘,二十九日特电政府呈明缓期启行。”(36)

 

伍施会谈后,伍朝枢基本决定赴欧参会,但究竟以什么身份,则不明确。很快,有关伍接受北京任命的消息甚嚣尘上,广州方面予以澄清,强?{伍此次赴沪,系由政务会议议决派遣,专门磋商南北协同遣派赴欧代表一事,伍朝枢抵沪后,发过两份电报给北京,“第一电告,以拟二十八离沪返粤,催其即速派人来和衷商酌,旋接复称,派施愚来沪,二十七日施到沪与伍君会商,颇得要领。惟?施尚须请命北京政府,伍君旋致钱第二电告,已与施接洽,因其须电京候复,故不得已南旋之期延缓数天。”(37)

 

伍朝枢不急于动身,军政府内部也存在问题。军政府将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名单咨交国会后,一直拖延未决。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派代表之事,却颇为重视,于1919年1月6日致函徐谦等,希望在伍朝枢赴欧问题上,能玉成其事:“望三兄设法疏通,以便梯云兄早日成行,亦或补救之一法也。”(38)同日,徐谦在政务会议上就此事质询,秘书长章士钊强?{,此案虽经议决,因有人称此案关系重大,不能遽行,而凡是议决之事,限于何日执行,没有一定之规则可据。徐谦称:“刻下外交紧急,此案应速执行,我知秘书厅亦无权压搁此案,但既经政务会议决定,无论何人,不能取消此案也。”最后议定?先由军政府将所拟派代表即行发表。(39)

 

1月7日,施愚致电北京,汇报与伍朝枢会谈梗概,称“此次赴沪,迭与伍君梯云协商赴欧列席事宜,伍君已遵命担任。”(40)伍朝枢遂于1月10日由沪赴穗,拟从香港出发,前往巴黎。(41)对于伍此行的身份,有香港媒体揭载:“中央将派伍朝枢为普通代表,并无‘全权’字样,与别代表不同。”(42)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份问题常常使其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2月初,巴黎和会已开幕近半个月,伍朝枢等才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启程。(43)香港《德臣西报》派员到船访问,伍朝枢特别解释赴欧的身份:“此行乃为南方政府之代表,非代表北京”,尽管北京有增派其为代表之议,但“受任与否,尚有所商待,抵法国时乃能定夺。因中国难题尚多,颇难遽受。”该报预言:“该代表之年轻及欠世界政治之阅历,此行将或失所望。”(44)3月13日,伍朝枢抵达巴黎。(45)

 

陆征祥在3月3日得知伍朝枢启程后,即致电北京商量伍的资格问题:“伍君朝枢以广东所派全权名义,于二月三日启程来法,到后如何待遇,不得不先行决定。若由此间派为专门委员,不甚合宜。如在五全权中抽去一人,以彼补入,则孰去孰留亦颇难定。现与各专使商酌,仿葡萄牙六全权之例,加派一人,于对内对外或有裨益。”(46)但北京方面未见有明确的答复。

 

伍朝枢抵欧后,与北京政府沟通,希望不分畛域,一致对外,要求保证“全权”代表的身份。3月22日,电称:“弟此行,曾由干老(钱能训)再三敦促,并述东海(徐世昌)殷勤之意乃行抵巴黎,读国务院九日覆,颇难措辞。欣老(陆征祥)三日请加派代表电,提出疑问六端,与干老直接致弟由李秀督(李纯)转弟各电,迥不相侔,未解何故。”当今之计,惟有加派一人,“此不特对弟个人宜然,即对于南方,亦为至当不易之办法。南方原有一部分主张单独派遣代表赴和会者,弟以为一致对外,无分畛域,免蹈俄国两败俱伤无人列席之覆辙,故有此行……个人关系甚轻,影响南北甚大。”(47)

 

3月26日,陆征祥致电北京,曰:“伍君朝枢现已抵法……据王专使等各全权讨论办法,粤中原有主张单独派员来欧,要求列席之议,独伍百计主张南北对外一致,以免他国借口,足见其深知大义。”(48)31日,北京政府明示:“对外全权人数业经派定,应仍由各全权列席外,所有内部讨论,伍朝枢应与胡、汪、颜、王诸使一并列席,加入可决否决之数。该参议久办外交,中央倚畀长才,与各全权视同一体,其益摅干略,用副倚任。”(49)答案非常明确,伍朝枢未能取得全权代表资格,只能列席参与内部讨论,不能出席代表大会,伍的希望彻底落空。

 

4月5日,北京政府吴笈孙、郭则澐秘书长复函伍朝枢,详解原委:“承示一致对外,无分畛域,至佩伟识。曩欧会开始,元首亟思引重,迭由兴老、干揆达意,倘其惠然肯来,固早在选派之列。迨全权既经出发,以公有西行意,复托鹤雏就商,翘伫德音,有逾饥渴。乃以名称席次,商未就绪,公复返粤,和会期迫,遂已简派全权,对外发表,主座以未能借重,辄深怅惘。”“此时全权员名,对外久经宣布,变更增派,实有困难。公既到欧,以主座倚重本旨,不能不曲为设法,昨已有电派公参与和会,于内部讨论一体列席与议……我公热诚大局,且夙从元首政幄,望以国家为重,慨为担任。”(50)伍朝枢得此函电,内心必定相当失望,因此拒绝列席内部会议。4月8日,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唐绍仪致电伍朝枢,勉其“与陆、顾、王诸君极力主张。”(51)

 

就伍朝枢的资格问题,南方政要不放弃与北京政府斡旋。4月29日,岑春煊致电南京李纯,内称“国际联合会代表伍君最能胜任。请我公转达当局加以任命。伍君既能出席,则报国之处正多。”希望能“仿葡萄牙六人之例,增任专使一员。”(52)同日,又致电北京谷钟秀,请转告当局加派伍朝枢为巴黎和会全权代表。(53)北京政府答复曰:“加添一人,因对内对外诸多窒碍,似难办到。”希望伍氏“勉为担任内部讨论,翊赞一切。”(54)5月4日,岑再电李纯,“务恳鼎力一言,玉成此举,庶使伍君得藉以报国,不虚此行。”(55)但遗憾的是,伍朝枢的“全权”资格始终未能解决。

 

伍王之间及伍对和会的观察

 

和会期间,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伍朝枢两人并非密不可间,时有龃龉。在伍看来,其本人才是南方政府的合法代表,在此问题上,王正廷未起到正面作用,没有努力去争取。4月29日,伍朝枢就此事致函王正廷,详告其本人出席巴黎和会代表资格问题的产生过程,并多有诘责。伍氏将北京政府给予的“会办”资格,归咎于王正廷的主意:“北方代表以为比较的易于解决之一法,且出自南人,遂赞成之”;和会上,王正廷曾答应帮助伍朝枢争取全权资格,后又食言;伍朝枢试图往见陆征祥争取相关权利,亦被王劝退,因为王正廷认为“若争之不已,陆必以是辞职,继之者将不如陆”。有论者指出:“王君既先受北方任命,当然可以出席。伍纯受南方任命,军政府虑其不能列席和会,故事前曾与北方商榷,南方所派代表团仍由北方加给予证书,以为列席发言之券。惟伍君抵法终不能列席和会,国人咸归咎北政府之蔑视南方代表。及观伍君致王正廷书,知王正廷实为作梗伍君出席之人,固不能尽咎北京政府也。王君既得书,亦无可置答。”(56)

 

此外,一度有传言说王正廷将辞职,由伍朝枢代替,“王正廷辞职消息,外间传说不一,本社闻王氏仅露辞意,未有专电。先是伍朝枢仅有帮办名义,颇望加派为专使,惟专使派定五人,未便加添,而伍氏又甚热心,王君因自愿回国腾出一席,以畀伍氏,惟政府方面尚在留王,未便照准。”(57)传言终归是传言,伍王间因代表资格问题心存介蒂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伍、王两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较好的合作态度。即如伍朝枢所言,他本打算将其与王正廷之间存在的问题向广州方面汇报,但“再四思维,以为此电果发,易滋流言,远道传闻,必将有疑为南方代表之内讧者,或泄之于报章,播之于北派,传之于外人,究非南方之福,故尔搁置。”(58)4月16日,两人联名致电军政府,汇报和会的进展情况:“我国主张废除二十一条,几经研究,始于日昨提交大会,但非英、美、法、义诸当局之赞助,仍恐难达目的。因与某国利害相反,阻碍伎俩,不可究极。然求各国赞助,须设法使其不能不表同情。”并请诸总裁以个人名义,并以国会名义,迅速分电美、英、法、义各国首脑,请其主张公道,维持中国主权。强?{“盖此种密约不但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且为破坏世界和平之滥觞。即一则与威总统十四条之宣言冲突,二则与国际联合会之宗旨违反。”(59)岑春煊、陆荣廷回电,嘱二氏力争青岛,“如难达到目的时,万勿签字,即将失败真相电覆军政府,以便?宣传全国。”(60)

 

伍朝枢因资格问题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参与机枢,但他对和会的进展洞若观火。伍氏于1919年4月27日向军政府简要汇报中方在和会上的四项提案,即“(甲)中德和约,(乙)山东问题,(丙)中德重订新约,(丁)希望条件。”(61)5月17日又电广州,分析和会失败之因,称“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换文,北京当局竟以‘欣然同意’四字载之文书,使日本在山东之地位益以巩固。各国执此,反唇相稽,谓既已自愿,何又反悔?此为主张失败之最大原因。”并希望将此事的真相能揭示给国民,“庶知所儆惕,使彼对于国事,不至模棱两可,陷国家于不可自拔之境也。”(62)

 

6月12日,伍朝枢再电军政府,解释其代表资格问题的来龙去脉,并表达即将回国的愿望,称“枢不敏,奉使来法,原期出席和会,勉竭驽骀,乃抵法之初,开会已久,我国代表早经列席,深恐蹈俄覆辙,两败俱伤,故未以全权代表名义径向和会要求列席。且会期转瞬告终,而王特使在会足代表南方,主张一切,更不忍以一人之位置,牵动我国之进行。……嗣是北方来电,委我参预会务,枢以南方威信所关,未表同意,惟就力之所及,龟勉赞襄。”又因山东问题目的未达,中德和约已交德代表,停滞此间毫无补益,“不日首途归国,道经英美,拟向各方接洽,乘机鼓吹,期为我助。”(63)

 

内心郁闷的伍朝枢乃前往美国,于7月17日应纽约中美协会的邀请,发表演说,先说明山东问题的由来,接着论及二十一条的签订及巴黎和会的召开,“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著名之二十一条件,第一项包含四款,为关于山东之条件,其中最重要一条为中国应承允将来日德两国关于处分山东德国权利之任何契约……一九一九年之初中国派遣委员至巴黎请求山东之德国权利,从道德及理法上之理由观之,应直接交还中国。”最后强?{,“现在日本自巴黎和约中获得让与权,包含青岛及胶济铁路,然日本所得数倍于德,盖日本原有许多让与权也。”(64)伍朝枢在美期间,闻悉中方代表即将在和会上签字,极度不安,7月23日致电军政府,称“深恐有人在北方运动签押,北方柔弱不?能坚持到底,拟请钧府维持。”(65)稍后,伍朝枢自美返国。

 

结语

 

巴黎和会上,在维护民族大义、伸张国家主权面前,南北政府表现出了难得的团结一致,对外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期间,陆征祥多次报告北京政府,称“与王正廷非常融洽,凡事有一致之精神,外论颇赞许我国党派间互相容?{之佳象。”(66)

 

毋庸讳言,和会上起决定、主导作用的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北京政府自接到协约国通知后,即派出以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遭到军政府的批评和抵制。衔军政府之命旅美的王正廷未经主方同意即加入代表团,难逃被口诛笔伐的命运,但因既成事实,军政府还是默认了他的身份。伍朝枢出席和会过程很不顺利,一波三折。开始迟迟不动身,在与北方代表施愚沟通以后,方才前往巴黎,但“全权”代表资格最终未能解决。纠结于资格认同,始终未能进入代表团权力中心,抵达巴黎时人事已安排就绪,自己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徒有一腔热情,在和会上却难有作为。恰如顾维钧所言:“伍到巴黎之后,再度被邀参加代表团,名义上取代魏任第五代表,但他并未在和会上起积极的作用。”(67)伍、王间虽有龃龉,却表现出了难得的合作精神。

 

无可否认,尽管巴黎和会粉碎了国人在一战之后的短暂荣耀感,但是外交家们充分利用国际舆论,博得世人同情,使中国国际地位“有所增进”。(68)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引起世人的关注,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思及巴黎和会席上之中国青年外交家如王正廷、顾维钧诸氏,各于先进列强第一流之外交家前不屈不挠、堂堂正正,出其怀抱以与群贤舌战,是亦可认为发挥出新式外交之真谛者,中日外交未曾有之新纪录。”(69)

 

巴黎和会代表问题,对南方政府产生了另一消极影响,即两年后华盛顿会议举行时,严拒派遣代表与北方代表共同出席。1921年10月6日,北京政府公布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代表。(70)伍氏坚辞不就(71),称“非经广州政府通过决难承认”(72)。11月11日,伍朝枢复函北方要人,详解不赴会原因,他指责:“诚以北廷办理外交,向违民意,绝不可倚靠”,进而分析,“此次如果弟列席太平洋会议,计代表则南一北二,机关文件均由伊等把持,人数不敌,专权不属,则南代表实一门外汉耳!如果南北代表意见不对而决裂,则在外国呈分裂之象,尤为不利,此赴会之无益也。”南方政府不派代表列席会议,届时关于中国的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如是则“惟我绰有交涉之余地,不致与北庭同负责任。”(73)显然,伍朝枢等南方政要严拒出席华盛顿会议,是汲取了巴黎和会的前车之鉴。

 

【作者简介】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17)(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179、179页。

 

②《大总统令》,北京:《政府公报》,第1767号(1919年1月22日)。

 

③《粱启超欲利用沪商》,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2月18日。

 

④《中国在欧议中之形势》,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2月13日。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40~1341页。

 

⑥(56)(58)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四十八辑·中华革命党时期函牍》,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317、322-326、326页。

 

⑦《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11日。⑧《时评·军政府与赴欧专使》,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1月28日。

 

⑨《陆征祥使欧与法律问题》,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1月20日。

 

⑩罗刚编着:《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第3362-3363页。关于孙中山不愿赴欧原因的详细分析,见林辉锋:《孙中山与巴黎和会——兼论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孙中山的思想变化》(广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科版),2001年第3期)一文。

 

(11)《西南派遣代表之周折》,上海:《申报》,1919年1月18日。

 

(12)《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11日。

 

(1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8页。

 

(14)《陆子欣使欧出发》,上海:《申报》,1918年12月4日。

 

(15)《政府加派王正廷为赴欧专使》,天津:《大公报》,1918牟12月29日。

 

(16)梁敬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名单审定之经过》,台北:《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1974年12月)。

 

(18)《崔馨请惩办王正廷之要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

 

(19)《王正廷果有此言行耶》,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8日。

 

(20)《王正廷已列席和会之骇闻》,北京:《晨报》,1919年1月22日。

 

(21)《欧洲和议之第一次公布》,北京:《晨报》,1919年]月20日。

 

(22)《王正廷伍朝枢致护法国会电》,《近代史资料》,总42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9页。

 

(23)《护法方面之大注意》,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2月13日。

 

(24)《王正廷致旧国会书》,天津:《大公报》,1919年6月22日、23日连载。

 

(25)(61)《山东问题与我国要求》,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7日。

 

(26)《专电》,上海:《申报》,1919年5月14日。

 

(27)《德约不签字之粤讯》,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10日。

 

(28)《伍朝枢参与联盟会之径路》,北京:《晨报》,1919年5月18日。

 

(29)《赴欧陆使之行讯》,上海:《申报》,1918年12月11日。

 

(30)《伍朝枢由港赴沪》,天津:《大公报》,1918年11月19日。

 

(31)《又请伍朝枢赴欧原电》,天津:《益世报》,1918年12月14日。

 

(32)《伍朝枢覆钱代总理电》,天津:《益世报》,1918年12月15日。

 

(33)《伍朝枢由政府委派赴欧》,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28日。

 

(34)《施愚已由宁赴沪》,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29日。

 

(35)《伍朝枢承命赴欧》,天津:《大公报》,1918年12月31日。

 

(36)《伍朝枢缓期赴欧》,天津:《大公报》,1919年1月1日。

 

(37)《为伍朝枢君释?{》,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

 

(38)杨雪峰:《国父给徐谦几封未见发表的函电》,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1982年11月)。

 

(39)《西南派遣内外代表之停顿》,上海:《申报》,1919年1月14日。

 

(40)《伍朝枢赴欧事确定》,天津:《大公报》,1919年1月9日。

 

(41)《伍梯云君返粤》,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11日。

 

(42)《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24日。

 

(43)《伍朝枢六日赴欧》,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2月7日。

 

(44)《伍朝枢已首途赴欧》,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2月6日。

 

(45)《本报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3月18日。

 

(46)(47)(48)(49)(50)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籍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5~117页。

 

(51)《唐绍仪发电稿》(1919-1920),《近代史资料》,总5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77页。

 

(52)(53)(55)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8、379、380页。

 

(54)《加派赴欧委员之电请被驳》,沈阳:《盛京时报》,1919年4月30日。

 

(57)《王正廷与伍朝枢》,北京:《晨报》,1919年4月26日。

 

(59)《王正廷伍朝枢来电》,《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2-323页。

 

(60)《岑陆致电王伍力争外交》,沈阳:《盛京时报》,1919年5月15日。

 

(62)《汪伍报告外交失败原因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3日。

 

(63)《伍朝枢不日返国》,上海:《申报》,1919年6月29日。

 

(64)畏父述:《伍朝枢君演词》,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1919年7月25日;《伍朝枢在美国之演说》,上海:《申报》,1919年8月20日。

 

(65)《公电》,广州:《军政府公报》,修字第九十七号(1919年8月3日)。

 

(66)《列席欧洲和会问题》,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2月6日。

 

(68)周鲠生:《中国的国际地位》,上海:《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1926年1月10日)。

 

(69)[日]日本实业之日本社:《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中华书局编辑所译,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甲32页。

 

(70)《国内专电》,上海:《申报》,1921年10月7日。

 

(71)《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0日、26日。

 

(72)《伍朝枢拒绝运动》,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21年10月11日。

 

(73)《伍朝枢答友人不出席太会书》,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2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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