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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杰:继承与开新之间——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

作者: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7日

摘要:晚清总理衙门、外务部与民国初年外交部在人事关系上一脉相承,但随时代变迁、制度因革,其官员来源与结构有着巨大差异。总理衙门从经历科举考试的六部官员中考试选任官员,他们多由“正途出身”;外务部继承总理衙门的制度,然在1906年科举停废的背景之下,改变原有的考试之法,施行奏调。此后五年内,留学生、驻外人员、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举贡考试合格者,通过奏调或考试、掣签的方式,进入外务部任职,后科举时代外务部官员结构逐渐多样化。辛亥革命之后经南北和议成立的民国政府,将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人员多从外务部留任,但大量裁汰原总理衙门官员、举贡考试人员及留日学生,通晓外语、有驻外经验者构成外交部官员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一个成长、选任皆具相对独立特征的职官群体。

 

关键词:总理衙门 外务部 民国外交部 后科举时代 选官

 

晚清最后十年,因新政的进行,传统政治制度发生剧变。隋唐以来建立的六部,经清季改革,演进为十一部,其人员组成、内部结构、权力形式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一改革伴随科举停废。那么,在科举停废之后,清朝如何选官?晚清制度变革是否止于清朝的覆亡,是否有后续发展?

 

在新设各部之中,外务部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来,自1901年开始,班列各部之前;进入民国之后,又出现位列内阁首位的外交部。从外务部到外交部,其演进历程,无疑对于说明晚清民初中央制度的变革,具有范例的意义。另一方面,异于传统职能领域,近代外交制度具有自身演进的规律。外交官是近代中国新兴的职业群体,一般认为,在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中国造就了一批职业外交官,他们不谈主义,相对少地插足于国内政争,在国际舞台上,用西式的话语和规则,为中国争取国权,维护国家利益①。那么,这一批职业外交官出现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他们与之前的晚清制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上述疑问,似可指向对一个问题的考察,即清末民初,中央的外交人事,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②?

 

传统制度史的考察范围,大体伴随帝制而终结,也就是多集中于1911年之前。近年研究较多注意清末新政时期的制度因革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但是,对此后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期,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将考察时段设定为1901-1912年之间,以晚清外务部、民初外交部的人事制度变迁作为讨论对象,主要依赖《大清缙绅全书》、清代《履历档》、《职官录》、民国《外交部职官履历册》等档案史料,通过对人事资料进行具体而微的搜集、整理、统计,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的解答,探究职业外交官在科举制废除前后逐渐发展与兴起的过程,探寻民初外交人事与晚清制度的具体联系③。

 

一、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继承与发展

 

1901年成立的外务部,是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而来。外务部经由《辛丑条约》的规定而“班列六部之前”,从一个原本具有临时性质的机构,正式纳入到中央部院系统之中。然而,与传统六部不同的是,它保有几个重大的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影响到其人事来源、日常运作及职能的发挥。

 

特征之一,是外务部摈斥胥吏,任用司官直接理事。清朝六部通过部内各司分理政务,具体事务,由司官(各司主事、员外郎、郎中)办稿,堂官(管部大臣、尚书、侍郎)画稿。然而,在实际中,因司官多出自科举正途,饱读儒家经典而缺乏职业知识与技能训练,处理业务远不如书吏熟悉,因而日常政务多交由书吏处理④。书吏操持实权,容易造成机密外泄。而总理衙门掌管的外交事务,经常是军机要件。考虑到这一层,奕等人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就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上述弊端。他们仿照军机处模式,将总理衙门官员分为两级,大臣(堂官)与章京(司官),前者从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中选任,后者由内阁、六部司员考试兼充,任差者仍带内阁、六部的原职,且晋升也须依照原职的品级⑤。总理衙门章程规定,章京须亲自办事,而不得借助书吏:“查各衙门办理文稿,均由堂吏送稿,司员酌定,呈堂标画,既易延误,又虞传播。此次总理衙门所有应办寻常奏稿、文移照会等件,均饬令司员自行办稿,供事只供缮写,不准假手办理。”⑥因此,总理衙门的特征之一,就是摒除书吏,改由司员办稿。戊戌变法期间,前驻秘鲁使馆参赞谢希傅曾上一条陈,建议裁撤京、外各衙门书吏,因“胥吏蠹国妨民,流弊滋甚”,顾炎武、黄宗羲、冯桂芬都曾“痛言其害至深”,而“胥吏不能裁撤,由于例案过于纷纭”。总理衙门由章京办稿,不假手胥吏,因此,谢希傅认为,这一制度“立法最善”,他建议让各部院仿行这一制度⑦。总理衙门章京从一开始就直接负责办稿,因此有机会得到相对较为职业化的训练。当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之时,举措之一就是改差为职:在部内设置与六部相同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各定品级,由章京经甄别后授职,同时让他们开去原职。外务部章程规定:“改设该衙门,原期核实振兴,既将原有之章京分别去留,所有新设各缺,先尽得力实缺人员改补,如不敷改补,即作为候补,其原衙门底缺,即行开去。”⑧章京由差改职,成为实缺的司官。这样一来,章京办稿的制度,就由外务部继承下来,演变成司官办事。此后,这一制度还推广到新成立的其他中央机构,而延续千年的胥吏之弊,也开始借此逐渐消除。

 

特点之二,是外务部的选官方式。清朝官员任用及升迁,主要依据正途即科甲一途,士人通过层层考试,获得授官资格。官员中被称作正途出身者,除去举人、拔贡之外,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在朝考后,根据成绩或入翰林院,或签分六部任学习主事,或以知县分发。其中,又以签分六部学习者人数居多。他们三年学习期满后,经考核可成为候补主事,依次等待补缺。此外,拔贡、举人也可通过一定途径成为候补主事,只不过升迁机会,比进士出身的同僚要少很多。总理衙门章京即从上述人员中选择。根据总理衙门章程,“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由各衙门出具考语咨送,由总理衙门“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⑨。也就是说,总理衙门章京是从已任部院司官的人员中考选,他们中的汉员,皆已经历过科举考试的洗礼。总理衙门章京考试,一般从儒家经典中出一道论题,要求考试者围绕文句进行自由论述。一般限定两小时,数百字即可。主要考察应试者文理思路是否清晰、字迹是否工整。外务部对这一选官制度,照单全收,章程规定:“司员保送考试,仍照总署旧章办理,惟必须慎选人品端正,学识通达并年力富强者,方得保送,每次考取记名,请以二十员为度,遇有额外缺出,按次传补。”⑩

 

特点之三,外务部设立丞参职位。总理衙门的官员结构中,在堂官(大臣)和司官(章京)之间,还有称为“总办章京”的四名官员。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督率章京,及时向大臣汇报情况。外务部成立之时,设立四司与司务厅,各司、厅官员由总理衙门章京改任。为安置四位总办章京,外务部在司厅之上,另外设置左右丞、左右参议的职位。按照清朝制度,六部堂官最低为侍郎,秩正二品,而六部司官最高为郎中,秩正五品。他们的品级之间,有较大的鸿沟。司员在位至郎中以后,大致有三种上升途径:或外任各省的知府、道员,或保送京堂,或考选并担任御史。这三种途径,都要求他们离开原来的机构,因此六部很少能产生术业有专攻的官员。外务部设置的左右丞秩正三品,左右参议秩正四品,恰好在堂、司两级官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外务部官员可以从低到高、久于其任,进而从制度上为外交官的职业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此外,根据章程,丞与参议还可以出任驻外公使。与此对应的是,外务部司员可外任驻外参赞、领事、随员。本来,西方各国外交部成员与驻外使馆人员互相调用,是一种通行的做法。总理衙门时期,部内司官多出自科举,而驻外使团没有出身限制,杂途人员为了得到差满之后保举的机会,夤缘求取使团内的职位。因此,两部分人群彼此分离。到外务部时期,他们之间的互用原则被明确写进外务部章程,形成一项行之有据的制度,这也是对外交官职业化的一个推动(11)。1901年底,外务部进行官员任命。丞参及额内司员共28名,全部来自原总理衙门章京。根据表1显示的总理衙门与外务部人事嬗替,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人事上存在明显的继承。

 

 

二、从考试到奏调:外务部选官改革及其人员组成

 

总理衙门通过论题考试的方法选官,这一方式被外务部袭用,也就是说,外务部不直接接受新科进士,而是从内阁、六部选官,他们中的汉人,都已经历科举,且多半具有进士出身。然而,外务部的司员考试从未进行过。1896年8月至10月,总理衙门举行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章京考选,共有89名京官经考取记名(12)。在外务部成立之后,他们陆续传补,充任外务部司员。章京考试重视“楷法”和文理,因此在考察业务能力方面,效果有限,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对此多有反思。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仕学馆”,对新进士进行职业培训。外务部曾借此表露停用论题考试、改从仕学馆学员中选官的想法(13)。

 

1905年9月2日,清朝发布上谕,规定自次年起,停止乡试、会试,此前举贡生员,一律酌量给予出路(14)。通过科举考试、尤其是通过会试结果区分士人出身的标准,从此不复存在。此前,总理衙门限制投考者身份,对作为主要力量的汉章京,限制尤其严格,规定只能由拔贡、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充任。在当时人看来,进士、举人、拔贡这些正途士人,“有耻且格”,与杂途人员相比,他们品行端正、行事谨饬。而科举一旦停废,原有的身份限制顿失依据,从正途人员中考试官员的做法也失去依托。另一方面,在外交实践中,主持外务部事务的奕劻早已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因此,改革考试选官的办法,已势在必行(15)。1906年3月15日,外务部上奏,建议停止本部司员考试,改用堂官奏调的选官方式,奏折称言:

 

窃惟庶政得人而理,而邦交所系,尤贵选夫通才。用人必广其途,而时势已殊,更难拘以成格。从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用满汉各章京,均由内阁六部等衙门咨送考取,按次传补,迨改设外务部,奏定章程,司员保送考试,仍照总理旧章办理。惟现在时事日艰,臣部承办一切外交事宜,倍加繁剧,而中外风气日见开通。凡讲求交涉、究心时务者,随在不乏其人,若仍按照从前办法,仅由京员内保送,凭考试以定去取,似未足以广搜罗而核名实。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嗣后遇臣部司员需人,毋庸照向章咨取考试,即由臣等悉心采访,无论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各学堂卒业、出洋留学卒业各学生,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部,分派各司额外行走,试看一年,如果才堪造就,再行奏留酌定归何项班次候补,如有实不副名,未能得力之员,仍即咨回,以昭慎重。(16)

 

至此,外务部司员的任用,发生重大改变,选拔范围得以大幅拓宽,方式也更加灵活。当然,这种灵活性,也增加了人为操纵的因素。

 

对于这一重大的政策调整,当时访事之人打听,是出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之意,据《申报》报道,袁世凯在京讨论官制改革时,称:“京官办事究不如外官明白谙练,与其考试京官,莫如拣外官中熟悉洋务、通达世情者,择尤奏调。”同时,他还说,以后办理交涉事件,“万不能间接,总须直接,所调各司员,均须通达洋文,以备办理交涉时可以直接”。对此,外务部深表赞同,因此才有改考试为奏调一事(17)。

 

在废止考试、施行奏调之后,外务部官员组成开始多样化。综合1901年至1912年间民间刊刻的《大清缙绅全书》、内阁铸印局所编《职官录》等史料所示详情,我们可整理出该时段外务部司员的名单;根据名单,依赖《履历档》、总理衙门及外务部档案,我们可整理出他们详细的身份信息。据此,对外务部官员作以下分类。

 

(一)章京考选

 

外务部成立时,一批总理衙门章京直接转为外务部司员。此后,经由1896年考取记名的总理衙门章京陆续传补进入外务部,成为外务部官员的重要来源。从1901年到1906年停用考试为止,由总理衙门章京转为外务部司员、或经考试而依次序补者约68人,他们的基本情况参见表2(18)。

 

通过章京考试所选任的司员,严格遵循最初的章程规定,即汉章京限定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这一类外务部司员多无出国经历,传补入署后,从司务厅、清档房做起,通过处理文牍,熟悉办理流程及外交事务。一般来说,尽管外语非其所长,但他们文字能力较强,能熟练处理本部事务,日常行事也常有儒家道德的约束。总理衙门章京传补外务部司员,止于1906年。当时,通过1896年考试的章京传补完毕,外务部上奏,改变司员选任办法,从驻外人员、留学生、各省洋务官员中奏调司员。由此,迅速改变外务部官员的组成与结构。

 

 

(二)驻外使馆

 

外务部改制后,屡次重申内外调用的原则,即外务部丞参、司员任驻外公使、参赞、随员。在外务部停止考试之法,而改行奏调的选官方式之后,驻外人员成为外务部选调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回国后,一般先入外务部储才馆学习,而后才进入部内正式任职。据《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检出来自驻外人员的外务部司员至少有以下15位(19):

 

 

出自驻外群体的外务部司员,有国外任职的经历和交涉经验,熟悉所驻国情况,部分人外语能力较强。相对而言,在外务部司员中,职业水准较高。

 

(三)同文馆与译学馆

 

外务部章程规定,在部内设立俄、德、法、英、日本五处,每处设七品、八品、九品翻译官各一缺,由同文馆学生及各省学堂高等生拣补,遇有外务部主事缺出,历五缺后准升补。也就是说,同文馆毕业的翻译官在一定条件下可补主事缺额。1906年外务部废考试、行奏调之后,更多先前同文馆的毕业生因外语能力较强,而被奏调进外务部任职。

 

同文馆后于1903年12月改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培养交涉、译学人才,学生可在英、法、俄、德、日五种语言中选择一种,作为主修方向(20)。学满五年后,根据成绩分列等级,给予出身,供外务部、驻外公使、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调用(21)。从1903年至1907年,译学馆招收甲乙丙丁戊五届学生,其中也有部分调入外务部任职(22)。

 

然而,译学馆章程虽规定学生毕业后可备外务部调用,但并未说明调用的标准与程序。因甲级学生人数少,毕业后尚可分配到外务部、学部、农工商部任职。从乙级开始,由于毕业人数太多,只能改用掣签的方式决定任用,实际并无合理的依据(23)。在入职身份上,因译学馆毕业生皆授举人,故不能比照进士以主事分部,而只能授给七品小京官(入学时已有主事本职者除外),他们级别较低。综合《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京师译学馆校友录》等史料的统计,外务部主事、七品小京官中,来自同文馆、译学馆的毕业生共有以下45位:

 

 

说明:在上述学员中,张天元曾为广东同文馆学生,后任朝鲜京城随习领事。赵宪曾后来留学日本,参加留学毕业生考试,授予法政科举人。译学馆甲级学生于1903年入学,1909年毕业;乙级、丙级、丁级学生的入学、毕业年份依次往后一年。

 

现存的京师大学堂档案中,保存有上述学员的毕业成绩单。从成绩单开列成绩来看,入选外务部的译学馆学员,绝大多数都不能算同期学生中的优等生。其中更有多位,虽然总成绩较高,然因外国文不合格,而影响了最后的分等(24)。同文馆及其改组而成的译学馆,本是官方开设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然其课程设计、学员考核都不能算作合理,办学效果也较差。由此而进入外务部任职的学员,其整体素质在本部官员中也不算优等。

 

(四)留学生

 

清朝以科举正途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熟读儒家经典、以科举而致荣显,是多数读书人的选择。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流逐渐频繁。最先,有部分人通过教会出国留学;后来,清朝曾通过政府行为小规模地推动留学。这些学生在外有计划地学习语言、机器、制造、军事等专门技能,回国后被安排在相应的学堂或机构工作。但因科举的正途地位一直未变,且官派留学规模较小,甲午之前的留学教育对传统选官制度并未造成冲击。

 

在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官派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骤增。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定奖励游学生规程,比照国内的正途,授给领有文凭的留日学生以相应的出身。1904年,为将在北洋任差的留学生纳入到官僚系统之中,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建议将留学生咨送学部考验,而后授予出身与职位。不久,科举停废,传统选官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加之毕业归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学部奏定了标准的考验游学生章程,考查学生所学专业及中外两种语文,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25)。1908年1月,宪政编查馆、学部进一步细化、完善留学生录用章程,规定留学生在经由学部出身考试之后,还需廷试经义论说、科学论说,进行授职考试。根据两次考试的成绩排名,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各部主事、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知县等职务(26)。这其中,许多留学生被分配到外务部任职。

 

经由留学生考试而选拔的官员,因有在外学习的经历,故一般视野开阔,其中不乏学有所成的、具备一技之长的人才。然而,由于此时出国游学、特别是赴日留学已成潮流,学生群体良莠不齐;加之清朝所定的考试规则十分宽松,因此,也有大量平庸之辈混迹其中(27)。除经由廷试选拔之外,还有一些留学生直接被奏调进储才馆或外务部任职。从《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等史料中,可找出留学生出身的外务部司员79位,他们被选用的情况如下。

 

 

上面的名单清晰显示,后科举时代,留学教育取代科举出身,成为外务部官员主要的授职依据。这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强化。在众多的留学生中,留日学生以压倒多数的优势,成为留学生司员的最主要来源。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究留日学生的专业,会发现绝大多数皆来自所谓“法律科”(28)。这一科目本需要长期训练,但对于庚子事变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留日的学生而言,讲求的是速成、速效;加之游学生廷试仍只求楷法标准与文句通顺,缺乏严格的考核程序,由此导致留学生出身的外务部官员良莠不齐,不尽合乎对外交涉的种种要求。

 

(五)举贡考试

 

所谓“举贡考试”,是科举制度的遗留物。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折,建议废除科举,停止会试、乡试并推广学堂。奏折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与科举相关的一切考试。为了给旧学之士留一条出路,奏折在建议停止会试、乡试的同时,另建议在十年三科之内,仍旧举行各省的优贡考试,未进入新学堂的旧学生员都可应考。生员经考试录取后,再入京参加考试。除生员之外,此前已考中举人、五贡者,在此三科之内也可一律考试。然后据成绩授予低级京官、知县等官职。这就是科举停废之后的“举贡考试”。

 

举贡考试的做法是,在三年一届的考试之前,由各省督抚、学政保送举贡若干名,比照会试录取名额,加两三倍送京考试。京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试经义、史论;第二场考试专门学。之后,根据考生成绩排定名次,酌情授予各部学习主事、内阁中书、候补知县等职(29)。可见,举贡考试与原有的会试功能相同,为部分旧士人提供了一条授官的路径。不同的是,会试取中的士人,仅能分发六部;而举贡考试选中的士人,则可分发到新设各部,其中包括外务部。由此,应举贡考试者成为外务部官员的来源之一。在清亡之前,举贡考试于1907年、1910年共进行过两次。现从《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上谕档》的相关记载中,可检出外务部经举贡考试而取中的司员22人,他们被授予学习主事或七品小京官之职,具体人员情况如下。

 

 

严格来说,举贡考试仍属科举范畴,不过,在废科举之前,科考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时务、新学(政治学、交涉、农学等)成为考试的侧重点。因此,尽管上述20人出身旧式贡生或举人,但对于时务和新学均有所留心和钻研,有个别人例如1910年取中的湖北人王楚乔,早在多年前中举之后,就赴日本留学(30)。这与通过旧式科举而入仕的总理衙门章京已有很大的不同。

 

参加举贡考试的士人,根据其成绩,分别授中央各部学习主事、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等职。分发、授职,仍沿用掣签、也就是随即抽签的传统方式。这与外务部拟定章程中按外语水平、专业知识奏调司员的选任标准是不符的。相对而言,通过举贡考试签分入部的司员,其外语能力、新学功底、交涉经验要逊色很多。

 

除上述几个主要来源之外,尚有几位司员另有来历:司务厅司务宗鹤年,曾协助处理过南昌教案,后担任湖广总督署文案;额外员外郎张肇棻曾任江苏知县;额外主事章钰来自两江总督署文案;关庆麟曾任邮传部主事。这些人进入外务部的途径各异,其共同点是入部之前都有过相关交涉经验或具备较高外语能力。入部之后,多数只能担任额外主事,而非握有实权的实缺主事(31)。为表达直观,综合外务部司员的各类来源,制作表格如下:

 

 

由此可知,在外务部司员中,来自总理衙门章京及留学生两类的人数最多。在外务部选官制度改革之前,几乎全部司员都是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选的程序入部。此后,随着考试的停止和时间的推移,原总理衙门章京逐渐升迁、外放或退出外务部,后起的官员,多为外语能力较强的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或留学生。

 

不过,单纯的人员数量及其所占比重,只能说明外务部官员的结构,无法显示各类人群在外务部权力运作中的作用与分量。为简单考察部中权力的实情,下表将1911年底外务部实缺官员的组成情况分列如下:

 

 

当时清朝已建立“责任内阁”,外务大臣由内阁总理袁世凯所荐亲信梁敦彦担任。表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一级官员的背景,从中我们可清晰看出,尽管总理衙门章京在选官改革之后比重逐渐减少,但直到清朝覆亡,他们一直是外务部实缺官员的主体,掌握着外务部的权力,主导着外务部的日常运作。留学生、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驻外人员,尽管在绝对数量上占据较大份额,然多属于额外、候补官,其权力、作用与其人数尚有一定的差距。而举贡考试后的分部司员,完全无法得到外务部的实缺,他们的声音更加微弱。

 

三、从外务部到外交部:民初外交官的选任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成立,设有完备的内阁部门,其中居首者即外交部,其首长称总长、次长。但列强在当时所承认的,仍然是北方的清政府。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政府达成和议。清外务部大臣、副大臣改称首领、副首领,部内人员依旧。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央政府设于北京,行国务院制,将外务部改称南京临时政府所使用的“外交部”,首长改称总长、次长。

 

作为南北和议的一部分,驻俄国公使陆徵祥被任命为新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1871-1949),上海人,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同文馆学生,后出国任驻俄使馆学生、翻译官、参赞、驻荷兰公使、保和会专使,1911年充驻俄公使。陆通法语,思想开明,在海外历练多年,为中国争回了一些利权。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呼吁清廷接受共和政体(32)。1912年,陆回国任外交总长,随即对外交人事进行重大调整。6月17日,陆徵祥发布外交部部令,将此前外交部人员一律解散,进行重新聘任,部令称:“本部现应从新组织,所有办事人员,除大总统任命及收文处电报处之士魁、张沛霖两员外,著即一律解散,另候新令,再行到署。”同日,陆签署部令,从原外交部人员中,选择65人留部办事,仍各自依照原司、厅办公(33)。下表根据部令所列名单,综合外务部、外交部各类档册,将留部人员基本信息归纳如下:

 

 

对照表8所列半年前外务部实缺官员的来源情况,可发现陆徵祥留用部员,有如下特征:第一,外务部时代占据实缺官员多数的总理衙门章京,到此时被大量裁撤,不过仍有7人留任。第二,经由举贡考试被录用的外务部主事、小京官,几乎被全部清退。第三,留任的司员以留学生为主体,其次是同文馆学生。在留学生中,留日学生最多,其次为留英、留美、留比的学生。不过我们若对照表5所示外务部任用留学生的情况,可发现大部分留日学生仍遭外交部裁撤。第四,留任人员多为外务部时代职位较低的官员,其中以小京官、候补主事及各股股员居多。第五,留任人员并未拘于民族的限制,多有旗人留任,傅谦豫、恩厚、士魁、崇钰、长福、绪儒、施履本皆为旗人。第六,留任人员中,关霁、江华本、王治辉来自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或武昌起义之后的湖北军政府,他们或为留学生,或此前曾在外务部任职。

 

此时,陆徵祥还将原有的外务部丞参厅、各司、各股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庶政司、交际司,原有的厅、司领导职位被全部打乱。在此之后,陆徵祥陆续调用一些人员,充任外交部职官。到第二年,相对稳定的外交部人事系统逐渐形成。北京政府外交部在1913年编制有详细的职官录,下表从中提取担任科长以上职务者的基本信息:

 

 

从表10中可以看出,外交部领导职务中,总长、次长、参事,多数有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在司一级担任高级职务者,皆为留学生。科一级担任领导职务者,在外政司中皆为留学生,交际司留学生也较多,这是因为他们在日常业务中,须经常与外人接触。而通商司及庶政司中较强调经验的科,则有总理衙门章京参与其间。可以说到此时,外交部人员任用,已开始形成较为独立的圈子。

 

结语

 

本文的开头,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科举停废之后,清朝如何选官?晚清制度变革是否止于清朝的覆亡,是否有后续发展?民国初年职业外交官出现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他们与之前的晚清制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清末民初中国的外交人事制度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这里仅试着对其进行初步说明。

 

1949年,一位亲历过民初政坛的人,在论及当年政治制度时,曾说:“北政府中央机关,除外交部自成一系统外,其余犹多保存旧日部署规模”,“(官员)补一缺甚难,既补之后,却可高枕无忧,任何政局变动,皆不受影响。其运命至十七年北伐完全,国都南迁时,始告结束”(34)。在当事人看来,北洋政权除国体形式有所改变之外,其中央政治制度,尤其是人事结构,大体继承了清朝。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外交部单列在外,明确指出外交部制度自成体系。而据川岛真的研究,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人事方面“基本上直接继承了清朝外务部”(35)。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皆大体反映当时的情况。

 

总理衙门时代,署内司员从内阁、六部考选,大致源出科举,且具备进士、举人、拔贡出身,汉员限制尤其严格。他们的优点在于,文字能力较强,日常行事有着儒家理念的基本约束,缺点则在于知识结构陈旧,不通外语。到外务部时代,选官逐渐注重外国语言、交涉经历,加之科举制度废除,原有的从正途士人中考选部员的做法,到1906年完全停止,而改行奏调之法。作为中央部院组成部分,外务部与其他各部一样,接收大量经由举贡考试、留学生廷试而分发到部的人员,造成其官员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后科举时代,中央各部与外务部选官方式多有相似之处,因此人员结构也有类似的地方。

 

到清亡之前,外务部组成人员已多元化。出自科举、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外务部官员,仍占据部中官员的多数,但由于考试法的停止,他们的比例日渐缩小。而留学生群体、同文馆学生,尤其是他们中间那些曾在驻外使馆任差的人,其比率则逐渐增加。除此之外,经由举贡考试、译学馆毕业而进入外务部的人员,也有一定数量,但他们多仅能占据候补主事、七品小京官一类的低级职位,并无太大的发言权。1901年到1911年之间,在外务部居于主导地位、占据从部到司各级首要职位的,仍然是经由科举出身的总理衙门章京。

 

1912年成立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其人事班底来自清朝外务部;但是,其组成结构,却与外务部截然不同。陆徵祥担任首任外交总长之后,依照其职业外交官眼光,对外务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将原有的部内厅、司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总务厅及外政、通商、庶政、交际四司,重新甄核官员。在这一过程中,总理衙门章京大量离开外交部,仅有少许留任,且几乎没有担任部与司一级领导职位者,而仅在强调经验的科一级,占据部分领导职位。原有的经举贡考试分部人员,几乎被裁撤殆尽。译学馆学员,则仅有少数留任。新的外交部职员,以留学生居多,且多有在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外交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用人系统,其结构不同于前清外务部,选官标准也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各部。

 

外交部在留用旧有的外务部人员时,并未刻意排斥旗人,原外务部的汉人与旗人皆得到重用。同时,外交部也部分吸收来自南京外交部及湖北军政府的外交人员,且个别担任科一级领导职务。从外交部的人事布局来看,可发现其对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族群、不分政治立场,而独重外语、交涉等专业素养的兼收并用的原则。

 

【作者简介】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

 

注释:

 

①国民政府时代任驻德大使的程天放上任时,明显感觉受到圈内“职业外交官”的压力,他们出身科班,不问主义,对抱持三民主义的程天放极为不满。程认为这些人从北洋时代开始,就将外交看作自己的天下,“不容他人插足”。对立者的视角,更好地映衬出民初以来形成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参见程天放《使德回忆》,《传记文学》第8卷第4期(1966年4月),第16页。

 

②总理衙门时期的选官,参见李文杰《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这可看作本文的先行研究。本文考察总理衙门之后的外务部与民初外交部的选官方式。

 

③日本学者川岛真依据1912年南北议和之后,北京政府外交部留用人员的名单(65人,皆来自前清外务部),判断外交部“在人事方面则基本直接继承了清朝外务部”。这种判断大致无误,然细部上却大可深究。首先,65人确实直接来自外务部,然清亡时,外务部总人数近160人,我们在注意两者的继承性时,也应考虑其中的取舍原则,因为它直接影响外交部官员的结构。其次,外交部留用的65人以及外务部的160名官员,他们来自何处?其选任方式和原则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答,或可补充、修正川岛真的推断。参见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6—88页。又,本文的人事资料,局限于最高统治者特简首长(外务部尚书、侍郎,外交总长、次长)之外的官员,因主官的任用皆有统治者的具体考虑,不易被纳入一类群体之中。

 

④1874年,李鸿章在给山西巡抚鲍源深的信中称:“阁下久参部务,深悉底蕴,堂司主稿者岂皆明澈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复鲍华谭中丞》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载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所谓堂司主稿,就是堂官和各司长官,他们不熟悉业务,于是,干脆将文书草拟、庶务办理之类事务交给书吏。

 

⑤所谓章京,本为汉语“将军”的满文对译(拉丁文转写作janggin),初为武将,例如清入关前所设置的八旗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分别对应明朝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文官章京则类似秘书,以军机章京最为常见,总理衙门章京意义近之。

 

⑥贾桢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8页。

 

⑦《前驻秘鲁参赞指分直隶候补知县谢希傅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03-9453-0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外务部章程》,载《中美关系史料》第4册,“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编印,第2955—2956页。

 

⑨《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折》(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载贾桢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5—2719页。

 

⑩(11)《外务部章程》,载《中美关系史料》第4册,第2956、2955页。

 

(12)这次考试的考题是:“策问:中、俄、英、法陆路边界设防险要。”吴天任编:《何翙高先生年谱》,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13)外务部在议复侍讲连甲开办洋务馆培养人才一折时,称言:“人才固由培植而出,亦经历练而成,外务部为交涉总汇之区,从前洋务并无专门之学,所有司员皆由各衙门保送考试,不过就近取才,现既特设仕学馆,有学习洋务人员,则以三年之课程比于一日之考试,尤为可据。拟请俟此项人员毕业后,由管学大臣察其志趣端正、才识明敏者出具考语保送带领引见,请旨改发外务部额外行走,果能得力,酌量序补,日后此项人员倘可敷用,即可将保送考试之例议停。”《政务处、外务部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军机处档折件》149944,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115页。这一过程被称为“废科举”,然严格而言,清朝此时只是废乡试、会试而已,之后仍在沿用举贡考试这一科举形式,只不过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15)光绪三十二年初,驻英公使汪大燮在给汪康年信中称:“庆邸以为不通洋文之人无用,而不知徒通洋文之人更无用。故外部考试一事,兄甚悬悬,不知瞿师能否与少川合筹一改良策否也?”瞿师即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少川为右侍郎唐绍仪。可见,汪大燮当时已听闻考试选拔之法即将改变的风声。《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42页。

 

(16)《外务部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03-5456-043。

 

(17)《外部员司改考试为奏调之原因》,《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1906年4月30日第2版。

 

(18)光绪二十二年考取记名的总理衙门章京名单见《总署章京排单》,载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三·内政·宫廷》,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709—711页。外务部历年司员名单,据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诸多《缙绅全书》、《爵秩全览》、《职官录》整理。在这些资料中,《职官录》由内阁印铸局编印,属官方印刷品,准确性高;其他资料多由北京琉璃厂地区私营书店刊刻,准确性稍差,须多版本对照,在必要时辅之以档案资料。参见冯立昇主编、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4册。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19)曾在同文馆肄业的驻外人员归入下一类中。

 

(20)《奏定译学馆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所谓普通学,包括9类: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图画、体操;专门学分为3类: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

 

(21)译学馆学生在完成五年学业之后,须经学部考试,毕业者与大学堂学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考试中获得最优等者(80分以上)内以主事任用,外以直隶州知州分发通商口岸;优等者(70分以上)内以内阁中书用,外则以知县分发通商口岸省分;中等者(60分以上)则内以七品小京官用,外以通判用。参见蔡璐《京师译学馆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2)章梫:《京师译学馆同学录叙》(宣统三年),载《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177页。

 

(23)张心澂:《译学馆回忆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第189页。

 

(24)译学馆学生的毕业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类。甲级学生,路濬、权世恩、杨毓瑔、郑庆豫、陈禹谟、陆绍治、张沛霖、蔡世溶、黄时俊皆为中等。其中,路濬、杨毓瑔、郑庆豫皆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乙级学生中,张天元列优等,何清华、曹允臧、李庭兰、张大宾列中等,其中,何清华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丙级李棠书成绩列优等,雷孝敏、田树藩、胡襄列中等,其中,田树藩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京师译学馆甲级毕业生清单》、《译学馆乙级学生毕业等第清单》、《译学馆丙级学生毕业分数单》,载《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422—427页)。

 

(25)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第1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773—776页。

 

(26)《谨拟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清新法令》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5—397页。

 

(27)曾参加过留学毕业生廷试的颜惠庆在回忆考试经历时称:“尽管殿试非常庄重,是正规的专门策问贡士的考试,实际上,只要字体工整,策文没有大错,浅通论述的题目,便不难过关。”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7页。

 

(28)以宣统三年廷试之后授给外务部司员职位的32位游学生为例,其中除周泽春留德不计,张淑皋留日习“政治经济科”之外,其他30位全为留日学生,且专业皆为“法律科”。参见《学部考取东西洋游学毕业生名单》,《申报》1910年9月8日,第2张第2版。

 

(29)《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等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03-7214-097。该折由六位将军督抚联衔呈递,除袁世凯外,另五人为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该折在八月初四日得到批复。

 

(30)例如宣统二年举贡考试后分发外务部学习的王楚乔,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就考取拔贡,二十八年(1902)乡试举人,三十一年(1905)以公费赴日本留学,在宏文学院学习。后依据新政策,回国参加举贡考试。王楚乔履历参见余彦文编著:《鄂东著作人物荟萃》,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498页。

 

(31)宗鹤年经历见《申报》1903年6月26日,第1版;《申报》1907年8月29日,第11版;张肇棻经历见《申报》1905年2月11日,第2版;章钰经历见《申报》1905年3月7日,第10版;关庆麟经历见《申报》1908年6月6日,第5版。

 

(32)《外交长陆徵祥之小史》,《申报》1912年4月3日第6版。

 

(33)《外交部部令》(1912年6月17日),《政府公报》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34)颖斋:《“京官”生活回忆》,载黄萍荪主编《四十年来之北京》第1辑,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影印上海子曰社1949年版,第40页。

 

(35)[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第88页。川岛真通过核对1912年外交部新录用人员名单,发现在清朝外务部90名职员中,有65人被重新任用,其余25名则被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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