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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毅: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

作者: 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14年第8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摘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面对国民党编织的严密文网,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利用一切办法,如通过形式的伪装和向中立甚至国民党报刊渗透,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 左翼文化 宣传策略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1](P697)。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运用一切办法,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一、严密的文网

 

1927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为此,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要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党部宣传部的审查”[2](P397),“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3](P58)。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

 

根据这些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例如,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了各种宣传品的审查范围、手续、标准等,对“反动宣传品”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等为“反动宣传品”;对这些宣传品,审查后将予以“查禁封查或究办之”[3](P74-75)。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愈来愈严,并逐步从事后追惩转向事先防范。1930年12月颁行的《出版法》,要求“其内容涉及党义或党务者,并应以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3](P81)。这说明此时实行的尚是一种事后审查,且范围也有所限定。而1934年6月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则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4](P525),控制显然更加严苛。为加强审查,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凡是报纸的电讯和稿件,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些机构都属于中宣部,在各省市设有分处或分会。1935年,内政部又申明:上海市出版物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其余各地则由内政部审查[3](P245)。同年,国民党又成立了独立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外的中央新闻检查处,专事管辖全国各地新闻检查机构。

 

当时,这些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十分庞杂繁重。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1929年2月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5]。越一周,其工作量又增加到审查中西报纸1500余件,各种定期小册子60余册,传单23种[6]。到了专门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仅4个月就“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7]。

 

就其重点审查对象而言,无疑是中共出版物。1929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便向中宣部汇报:“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言论荒谬,或诋毁党国,或诱惑青年。……推其结果,因销售愈多,而流毒亦愈深,无志之青年,每为诱惑,幼稚之工农,更易煽动,殊非党国之福。”[3](P287)而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也说:“近来本党同志,以及一般有识之士,都感觉到共产党邪说盛行,将来对于人心向背,社会治安,国家前途,影响不浅”[8]。于是在这一个月内,南京政府连续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等3项禁令,就如何查禁共产党书籍做出了具体安排。

 

这一时期,“宣传共产、危害民国”往往成为国民党查禁书刊的理由。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即以“捏词诬蔑中央,肆意攻击,意图煽惑民众,危害民国”为由,严行查禁了天津书局出版的《暖流半月刊》。几天后,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疾风月刊》及《双十月刊》也因“言论悖谬,捏词诬蔑,抵毁中央,肆意鼓惑,居心叵测,若不严予查禁,为害非小”而遭禁。次日,中国济难会江苏全省总会所办的《战迹旬刊》亦被认为是“共党刊物”,并以“言论悖谬,宣传共产,意在煽惑人心,以图暴动”的理由将其查禁。12月,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的半月刊《无轨列车》、上海励群书社的《血潮》等又因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被禁。仅1928年7月至年底不到5个月时间里,被查禁的书刊就有40种之多[9]。

 

左翼文学作品是当时查禁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0]。社会科学书籍也历来是遭禁的重灾区。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3](P246-277)。

 

抗战前夕,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许多抗战意识浓厚的刊物也被禁售。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查禁的报刊就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10](P164-172)。这些被查扣的报刊书籍的罪名大多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另据学者统计,从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国民党共查禁书刊2千余种[9]。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通过邮件检查制度来防止“反动”书刊的传播。1927年7月,国民党刚在南京立足,南京戒严司令部就成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并颁行《检查邮政暂行条例》,对一切往来南京的邮件进行检查。此后,国民党又在全国各地遍设邮电检查所,秘密扣留、没收与销毁对其统治不利的报刊图书。1930年4月1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令“查毁共党假名刊物”,令“各省市党部并函国民政府转令各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以遏反动”[11](P244)。在1936年编制的《查禁社会科学676种书刊目录》中,“1929年至1931年的共367种,其中陆续通令‘各省市宣传部及各地邮政检查所查禁扣留’‘通令各地邮检所扣留焚毁’者达182种”[12](P239-240)。另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13]。

 

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甚至还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进行文化“围剿”。复兴社控制的《前途》杂志便公开宣称:“在中国,反动的文化运动中最有计划最有组织的,只有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普罗文学运动。……在如此场合之下,除禁止出版自由之外,必得封闭反动的左翼书店,焚烧反动的左翼书籍,逮捕反动的左翼作家。”[14]而他们也恰恰是这么做的。1929年2月7日,上海法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原因是其印发“共产党的反动刊物”[12](P12-13)。9月,上海的春野书店、第一线书店、晓山书店等也因发行或销售“共产党书籍”被查封。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又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等左翼刊物被强行封闭。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还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公开扬言:“各种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必不宽贷”[4](P53)。次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又因销售左倾书籍被砸,并遭恐吓:“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记,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贵(处)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学,如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学以及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或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15](P173)

 

至于人身安全,同样也受到极大威胁。1931年2月,“左联”五作家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1933年4月,左翼作家洪灵菲又在北平惨遭杀害。5月,潘梓年和丁玲在上海租界内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拒绝被绑的应修人则被当场枪杀。不久后,左翼作家和文化人楼适夷、艾青、穆木天、许德珩、侯外庐等又相继被捕。1934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喉舌《汗血周刊》甚至发表文章呼吁当局应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消灭一切普罗作品,制裁一般普罗作家,……抓住了只有杀,绝无自新之路”[16]。果不其然,该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便因为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被特务公然枪杀于沪杭道上。这些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

 

二、形式的伪装

 

历史地看来,国民党通过编织文网,虽然一时强化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暂时维持了专制秩序,但也由此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其中,左翼文化界的反抗最为强烈,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最为巧妙。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查禁,左翼文化人士想了很多办法,如用火车或轮船转运而不用邮寄,这样就可避开邮件检查。对此,国民党曾感叹:“现在所赖以取缔反动文艺书刊之唯一工具,则有各地之邮件检查所,但其所扣留者为数甚微,因真正之反动文艺书刊,大都从火车及轮船上转运,很少由邮局寄递也。”[17](P335)此外,左翼人士在出版环节也想方设法巧妙应对审查,如把马克思译成卡尔,列宁译成乌里扬诺夫,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别译成普罗列塔利亚和布尔乔亚。出版社也使用假名,如中共地下的华兴书店改称上海启阳书店或春阳书店。1936年,侯外庐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下册时,又使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

 

更有甚者是欢迎盗版。当时翻版盗印一度非常盛行,据华通书局的《中国新书月报》统计,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就有201种之多[18](P77)。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查禁的书籍,以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为最。为了便于进步书刊的传播,许多左翼作家对这种翻版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持一种欢迎和鼓励的态度。鲁迅即曾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起自己著作被翻印的情况:“《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19](P46),“《南北集》翻本,……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止的”[20](P461)。有的作家还干脆在书籍版权页印上“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字。

 

这一时期,左翼文化人士还针对审查采取了一种对策,即文章如果在刊物发表时被删削,就设法编辑出版,并恢复被删的文字,甚至在被删处加上标识,以提醒读者关注。1935年,鲁迅把上年发表的杂文编成《且介亭杂文》时,便在《附记》中说明:《门外文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在说什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一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病后杂谈之余》“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21](P211-213)。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把国民党通令查禁149种书刊的目录全部抄录下来,曝光于世,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去寻找来看。

 

另一种办法是更名。左翼作家经常通过频繁更换笔名来避开审查,如瞿秋白在30年代使用了几十个笔名,茅盾也用十几个笔名在《文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文章。1933年至1934年,鲁迅亦更换60多个笔名,发表了200多篇杂文。他在1934年便说:“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22](P382)为了避人耳目,有的左翼作家还故布迷阵。1928年,蒋光慈译完苏联小说《爱的分野》后,特别注明译于柏林。巴金在翻译《罗伯斯比尔的秘密》时也用了化名,还说译于西贡,以致国民党检查官以为译者是个华侨,于是就通过了。

 

此外,左翼文化界还经常采用更改刊名的办法,使刊物的生命得以延续。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左翼文艺刊物有五六十种,其中不少是同一刊物先后采用的不同刊名。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被禁后,立即改名为《时代文艺》;《时代文艺》被禁后,又改名为《海风周报》,两年换过5个刊名。又如创造社的《文化批判》被查禁,就改为《文化》出版;《文化》再被查禁,就改成《思想月刊》继续出。再如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于是改名《艺术新闻》,再次被迫停刊后又改名《文化新闻》。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也只出一期,从第2期起便改名为《文学导报》。夏衍后来即曾回忆:“凡属‘左联’机关刊物的,很少能出到五期以上。大都是出一二期就被封,然后改名再出版。”[23](P51)

 

在与国民党查禁机关周旋的各种办法中,最巧妙的是伪装本,也就是将出版物改头换面、冒牌发行,“采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24]。此前在这一点上,中共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不顾秘密斗争的特点,在工作人员一再遭到缉捕,印刷所不断被破坏,不得不再三改版、压缩篇幅的情况下,仍盲目要求“扩大公开发行”,强调“发行革命报告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有的报刊公开号召工人捐款购买飞机支援红军,甚至公开刊登“受红军各军请托招考各级指挥员”、“招聘服务红军医生”一类广告[25](P109)。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每期都在报头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字样,没有任何伪装,而且公开叫卖,还扬言:“本报之公开与广大的发行,必然可以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26]。这就注定它“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枪口上,都是在他们巡捕,侦探,走狗的包围之中”[27]。该报还曾自述:“本报出版的头一天,便抱了绝大的决心,就是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如何摧残,本报仍然本着一贯的革命精神,冲破敌人的进攻,不使他有一天的间断。”[28]但事实证明,这种蛮干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导致该报“迭遭摧残”。到1931年2月,《红旗日报》只能日出一小张,印1000多份[29]P137。其印刷所被破坏达4次以上,工友被捕,印好的报纸也全部被没收,最后不得不被迫停刊。

 

在吸取了这些教训后,中共地下出版物普遍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如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再版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删去书名“共产党”三字,改为《宣言》。1933年上海春江书局重印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时,也将书名改为《宣言》,译者改为仁子。此外,还有许多书刊尝试用一般的甚至庸俗的封面名称混过国民党审查。其封面与内容往往离题万里、毫不相干,有的看似风花雪月,有的采用时髦语言,有的充满宗教意味,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罗隆基当时就形容左翼书刊是“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30]。详见下表:

 

 

在此期间,《布尔塞维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更是不断化名,先后伪托为《少女怀春》、《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金贵银贱之研究》、《虹》、《平民》、《经济月刊》等,甚至还曾冒充国民党中宣部刊物《中央半月刊》。为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称:“查该刊物内容,纯属共产党宣传文字,而封面及装订形式,则仿照本党中央月刊,惟无中国国民党字样,希图鱼目混珠,其用意至为狡险。”并进而指出:共党刊物“近日益无忌惮,且有假托本党刊物名义与式样,或用小说名称,印成封面,而内容纯系宣传共党谬论,企图掩饰,冀便流传”,必须严加查禁[31]。至于伪装成《新时代国语教授书》,更是令审查机关十分苦恼,因为这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一本教科书名称,“教科书发行量大,又不能全部禁扣,‘检查老爷’沙里淘金,手忙脚乱,弄得满头油汗,还是无法可想。因此在这一名义掩盖下出版了一个较长的时间”[18](P114)。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可反映出伪装本的功效。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曾将秘密出版的《政治材料》第一期伪托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印行的《脑膜炎预防法》一书,暗寓可以医治思想、清醒头脑的意思。有一次,有人拿了一本到邮局寄发,恰巧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驻邮局的检查老爷看到,当事人心里正在发急,不料这位“老爷”刚一伸手,看到书名,竟像烫着了火一样,立即缩回去,撅起嘴巴扭着鼻子走掉了。原来他以为看这种书的人可能已经有脑膜炎,容易传染,自己性命要紧,倒不如赶快躲开为是[18](P115)。这位国民党官员的窘态,恰恰说明了中共宣传斗争策略之巧妙。

 

三、“韧的战斗”

 

尽管伪装本具有迷惑敌人的神奇功效,不过正如有论者所说,“党刊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读者是有组织的对象;党所出版的政治小册子也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目的在于宣传革命,以分赠散发为主。文艺书刊就不同了,一般都由书店出版,出版者要核算成本,要设法赢利,读者的选购又必须出于自愿,倘使把一部小说改名《脑膜炎预防法》,爱好文艺的青年便不来‘光顾’了,结果将是不禁而自绝。因此伪装对于文艺书刊要困难些。”[18](P117)这说明伪装本亦有其局限性,因此寻找一种发行形式更合法、传播范围更广泛的宣传渠道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设法向一些持中间立场的报刊甚至国民党的官办报刊渗透,以文学艺术的手法进行半地下宣传。为此,中共中央曾专门指示:“党的某种主张或号召,不要轻易在我影响下的刊物上登载,以影响该刊物的存在与吓跑落后的以至中立的群众,我们可以用某种代名词交公开的大报或小报发表,或经过某一新闻记者传出,或不署名的散发等等。”[32](P66)

 

这一宣传策略在上海文艺界贯彻得尤其突出。如上海《民报》“影评”副刊,有一个时期的撰稿人主要就是左翼剧联的成员洪深、陈鲤庭、宋之的、郑君里等人,有些在其他报刊不能发表的文章都可在该刊刊出,以至于右翼分子曾经公开质问:“国民党拿了这么多的钱来办这一张报,原希望能对于党国发生一点效果,宣扬宣扬党的主义和精神的;谁知道现在竟反替反动的、要打倒国民党的敌人共产党去说话了!我不知《民报》的主持人,为什么竟昏馈到如此地步!”[33](P25)此外,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晨报》“每日电影”副刊,有段时间也是共产党员主编的。

 

在电影创作方面,瞿秋白亦指示夏衍等人去占领这块阵地。1933年,中共在电影界成立了第一个小组。在其领导下,电影界的共产党员及左翼电影工作者积极开展活动。1932年至1937年,上海明星、天一、联华、艺华等四家最大的电影公司,从编导到录音各部门,都有中共党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他们实际控制了编导方面的领导权。仅1933年1月至10月,上海各制片公司就摄制了60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体现了救亡图存的诉求,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对此,夏衍后来曾总结:“在‘左联’前期,我们自己办书店,出机关杂志,禁了再办,办了再禁,孤军作战,损失很大,……现在,在‘左联’——也该说左翼的后期,我们已经逐渐团结和争取了中间力量,甚至能够在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作战了”[15](P165)。

 

在文学界,左翼人士主要利用的是中间报刊。如许涤新和邓拓等人从1933年至1935年,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东方杂志》是旧中国资格最老的杂志,影响相当大;《新中华》的资格虽然不那末老,但销路也不坏。它们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登记的合法刊物。但它们是中间性质的刊物,与国民党的机关报有着区别。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利用这种合法刊物来发表我们的文章,可以把我们的政见传播到全国各省市去,这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斗争方式。”[23](P30)

 

此外,《申报》“自由谈”也是一个有较长历史、影响较大的副刊,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发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但进入30年代后,为顺应读者的阅读心理,决定进行改革,“务使本刊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面前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34]。为此,《自由谈》曾约请了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一批左翼作家为其撰稿。而在鲁迅看来,“自己办不了报,一般报纸不可能干干净净,我们只利用它的一角,说自己的话”[35](P26)。他的《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的一部分就是在《自由谈》发表的。1933年和1934年,《自由谈》共发表鲁迅的杂文150多篇。由于《申报》发行量大,鲁迅的文章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

 

革新后的《自由谈》,以“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为主,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支持。编辑部“每天接到了许多来信”,对该刊的努力“赞许备至”,这使编者“又惭愧,又感激”,从而更坚定了新的办刊方针,采用了更多的左翼作家稿件。国民党刊物《社会新闻》便发现:“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36]于是,“《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其他作品,亦十九系左翼作家之作”[37]。当时,甚至还有人将之视为“左翼文化运动抬头”的标志:

 

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也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店老板现在竟要靠他们吃饭了[38]。

 

当然,这些中间报刊也因此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很大压力。胡愈之很快就被迫辞职,《自由谈》也不得不“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39]。但它又怕失去读者,仍然继续采用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稿件,只是要求其写得更隐晦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左翼作家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策略。鲁迅即曾表示:“我们决不能因此搁笔,当然仍要写讽刺文章,仍要揭露黑暗,不过要注意到这种情况,写得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太刺眼”,“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了么”[40](P31-32)。于是,他就回避直接谈论政治,转而“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22](P383),以此来针砭时弊,或是利用历史故事借古喻今,通过谈风月来谈风云,反映些“时代的眉目”[21](P4)。

 

与此同时,一大批年轻的左翼作家也逐渐成长起来。客观来看,在左翼文化运动初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斗士们虽然凭借其高昂的斗志在文坛横冲直闯,掀起了一场场论争,但创作实绩和艺术性却不甚佳。早期左翼文学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直白的叙述代替了细腻的描写,口号呐喊代替了感情抒发,把诗歌当作政治传单,把小说当成动员讲话,而且题材狭窄,大多拘泥于“革命加恋爱”的套路,于是读起来难免苍白乏味,艺术水平不高。茅盾当时就坦言:“我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41]朱光潜也评论:“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要文学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他们也只有理论而无作品”[42]。

 

而正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文网下,左翼文人被迫淡化其原先浓烈的革命色彩,纷纷“转入新写实运动,其特征是客观地、带有分析性地描述生活和社会情况,很少作露骨的宣传,但明确地表示出需要革命”。这一时期,诸如丁玲、张天翼、萧红、萧军、巴金等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剖析社会现实的佳作,用一种更含蓄深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情绪。对此,时人曾评价:“这是迄今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途的发展。作家在自由表现方面有所损失,但作品的谨严和不露痕迹的感染力这方面的技巧却有进步”。鲁迅也十分欣慰地说:“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43]

 

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注意保护自己、十分隐蔽的“韧的战斗”也令国民党审查机关颇为头疼,他们曾报告:

 

其应予查禁者,厥为:(1)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及其他各反动组织或分子宣传反动诋毁政府之刊物。(2)普罗文学。关于第一种反动刊物,其旗帜鲜明,立场显著,最易辨识。但本市各大小书店中,此种刊物,尚未发现。其最难审查者,即第二种之普罗文艺刊物,盖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义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且注重题材的积极性,不仅描写阶级斗争,尤必渗入无产阶级胜利之暗示。故一方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而另一方又足闪避政府之注意。……故普罗文学刊物,本市各书店亦有出卖[3](P232-233)。

 

由此可见,国民党的文化封锁虽然堪称严密,但在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的各种寻隙攻击下,最终还是被突破了。在1934年召开的国民党文艺宣传会议上,山东省党部便承认:“年来所谓左翼作家鼓吹普罗文艺炫惑青年学子,虽本党竭力防止仍未能完全绝迹。”[44]到了1936年,右翼文人苏雪林更是说:“前几年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因此,“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受了左翼作家的支配。……不过十年功夫,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了”[45](P32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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