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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若非、燕红忠: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作用

作者: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3日

摘要:有清一代,中俄恰克图贸易是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指出,中俄恰克图贸易不仅优化了中俄双方的贸易结构,推动相关产业及边贸城市迅速发展,更为关键的是,其已成为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蒙国际性区域市场得以良好运行的一股重要力量。

 

关键词:清代 恰克图 贸易 作用

 

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关互市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自乾隆间,“中俄商务集中于恰克图,遂日渐繁盛,蔚为两国通商之咽喉;与广东之垄断贸易,可谓南北辉映也。”①作为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恰克图贸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俄两国、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的商业发展,有力推动部分边贸城市的兴起、繁荣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促使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蒙国际性区域市场得以良好运行。有关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相关研究,囿于资料限制,以往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定性叙述,定量分析的成果则稍显薄弱。近年来,随着部分有关中俄贸易的俄文材料逐渐被国内学者翻译成中文,②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档案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与利用,为我们继续深入而客观地分析和评价中俄恰克图贸易提供了更为丰富且具有可信度的史料基础。本文将主要运用其中的部分译著材料以及北部边疆的关税档案,从贸易结构的变更、产业及边贸城市的发展以及在国际性区域市场中的地位等角度对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作用予以相关量化阐释。

 

一、贸易结构的变更

 

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发展过程中,由于金银被禁止在恰克图市场当作货币使用,因此在双方交易中,市场中的畅销货长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并以其确定各种商品的价值。发挥这种作用的货物,起初是中国的棉布(一种黄色土布,俄商称之为“南京小土布”),之后则是茶叶,这种演变过程印证了中国出口俄国货物结构的变更及优化。

 

在整个18世纪,俄国进口的中国货物一直以中国棉布和丝绸为大宗,中国的棉织品不仅在西伯利亚,而且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也得到了广泛普及。③土布甚至在中俄易货贸易中充当了价值单位:每件商品都按被换成的土布包数或块数来估价。④俄国人对中国棉布的重视,也激发了中国棉布生产者和批发商的积极性。18世纪中叶,恰克图市场出现的织有俄国双头鹰徽记的中国布匹,就是中国商人为进一步扩大产品销量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恰克图商人同手工工场也保持着长期订货。1751年,棉布料已占恰克图总交易量的59.5%(257,000卢布),而1759~1761年则占60.4%(509,000卢布)。此外,在1762~1785年间,大布进口数量增加了约4倍多(由70,000块增加到380,000块),其他布料也增加了1倍。总而言之,从1760年至18世纪末,棉布料的进口价值由509,000卢布增加到1,601,000卢布,增加了2倍多。⑤与此同时,丝织品在俄国的进口额却在逐年下降。1751年,其占俄国进口中国总额的23.5%,1759~1761年则下降为20.5%。虽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由于宫廷奢侈,俄国对中国丝绸料子进口额出现了真正增加,但其在中国货进口总额的比重却进一步下降为12.4%。⑥

 

 

至19世纪,中国输往俄国的货物结构又出现新的变化。表1列出了19世纪前50年中国输往俄国的5种主要货物额。其中,棉织品和茶两者所占的比例之和达到5种货物额总和的95%以上,成为中国在恰克图贸易中最主要的货物。图1呈现出5种货物所占份额在19世纪上半叶的具体变化趋势。棉织品和茶所代表的两条曲线在图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分别呈现出逐渐下降和不断上升的走势,且基本呈对称分布。从具体数值来看,棉织品的输出额仅在1802~1807年间略高于茶的输出额,其余时间段内均未超过茶的输出额,且二者间的差距愈来愈大。

 

图1

 

对于茶而言,在18世纪末以前的俄国市场上,消费中国茶的主要是西伯利亚人。输俄茶叶以砖茶为主,西伯利亚人混以肉末、奶油和盐饮用。19世纪,由于需求日增,市场广阔,茶叶逐渐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专宠物,并逐渐取代棉布,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等价物。“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在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人等土著民中,“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钱,因为他确信,在任何地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⑦

 

 

表2显示,1755~1850年之间,除1792年由于恰克图贸易闭市造成的茶叶贸易额有所下降之外,中国输俄茶叶量每年都处在增长之中。最明显的变化是,1802年俄国输入茶叶45,032普特,⑧1850年即上涨到296,618普特,⑨增加了约5.6倍,其价值也已达到6,527,000卢布,约占俄国输入商品总值的94%。⑩更为具体的记载是:“(俄国)在道光十年(1830年)买去(茶叶)563,440磅,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买去6,461,000磅,皆系黑茶。由喀(恰)克图旱路运至担色(托木斯克),再由水旱二路分运娜阿额罗(下哥罗德)。”(11)此外,1837~1839年每年茶叶输入(俄国)数量,平均为8,071,880俄磅,约值800万卢布左右。1838年,除大小茶砖71,950块及60,430块外,还有茶叶43,070箱(每箱100磅)运至恰克图交易。(12)此外,茶叶也逐渐成为俄商赚钱的重要渠道。19世纪上半叶,俄商以700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可在下哥罗德集市上卖得1,800万元,(13)足见俄商在恰克图贸易中获利之丰厚。有人为此断言:“恰克图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它相比。”(14)

 

中俄恰克图贸易不仅改变了中国输俄的货物结构,其对俄国输华货物结构的影响亦同样意义深远。表3列出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输华重要货物的货值及其所占比例。显而易见,从货物结构来看,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货物结构彰显出两国显著而独特的区位优势,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也就是说,俄国更加注重本国毛皮类以及毛织品等耐寒、御寒货物的输出,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俄国人对于饮食健康以及流行时尚的追求。当然,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对贸易过程的客观要求,俄国输华货物的产品结构在半个世纪内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图2显示,在19世纪初的20年内,毛皮类产品在各种货物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且一直保持上升趋势。毛皮贸易也给俄商带来巨大利润,海狸皮在堪察加售价为:一等每张60卢布,二等每张40卢布,三等每张25卢布。但是,这些货物在恰克图市场上的标价却为90~100卢布,有的甚至高达140卢布。(15)直到1820~1830年间,毛皮类产品所占份额开始出现下滑趋势,代之而起的毛织品与棉织品输送额则逐渐增多,且毛织品表现得更胜一筹。这种贸易现象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工业的发展状况。据统计,仅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之间,俄国输华工业品就占其工业品出口总额的47.7%。(16)

 

图2

 

二、相关产业与边贸城市的发展

 

在中俄双方贸易结构得到不断变更的前提下,中俄恰克图贸易也促使与贸易相关的部分产业发生了积极转变。具体而言,广阔的茶叶市场对商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再加上丰厚的利润,许多商人(尤其是晋商)分赴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临汀,湖北崇阳、蒲圻、通城等地办茶(后期主要在湖北羊楼洞和相邻的湖南羊楼司),这直接推动了江南和两湖农业的恢复和植茶业的发展。“汉口辟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叶就多由水路经洞庭湖入长江,然后汇集汉口。由于运输方便和‘红茶利兴’的刺激,平江县凡山谷间闲地向种红薯之外,悉以种茶;浏阳以素植麻,拢而植茶。茶区面积扩大了,茶庄林立,植茶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就平江而言,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鄂南的崇阳、咸宁、羊楼岗一带也是著名的茶区,这里的茶叶,一部分由晋商收购并就地设厂加工。光绪初年,每年都有茶庄七八十家……两湖茶区面积急剧扩展。到1871年,几乎较十年前增加了50%。”(17)

 

山西茶商开设制茶工厂,既推动了当地农民以追求价值为目的的茶叶生产,又对其他手工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砖茶要用纸包装,装箱离不开竹木箱,这必然带动当地造纸、木竹器等手工业的发展。蒲圻县南山之东,有一地方名曰“纸棚,左有洞,右有泉,其居人曰郑氏。凡40余户,除数耕者外,悉以造纸为业”。“治棚下者,约百余人,每岁值可获五六千金。凡此数十户,一切食用皆取给于此”。(18)崇阳县也因为茶叶生产发展,带动了“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等行业的不断发展。(19)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巨大利润也刺激了俄商极大的兴趣。1733年,西伯利亚的第一家制呢厂开工。在18世纪90年代,这家工厂在中国对俄国呢绒需求扩大的拉动下,产品产量开始迅速增长。1790~1797年间,该厂共生产32,200俄尺呢绒,其中大部分被运往恰克图。(20)另外,俄国工业企业的数量,从1804年的2,423家增加到1825年的5,261家和1854年的9,994家。在工业企业做工的工人数量也同样增加。1804年工人总数为22.48万人,1825年为34.06万人,而到1860年则增至86万人。(21)

 

中俄恰克图贸易对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力促进了草原、大漠城镇的兴起和交通运输路线的开拓。边境地区除恰克图外,塔尔巴哈台、伊犁均被开辟为中俄互市的新商埠;而国内的贸易城镇张家口、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不仅是大漠南北的交通要道和旅蒙商人活动的据点,而且也成为边境贸易输出入商品的集散地和供给线。

 

1728~1762年间,俄国国家贸易商队自开辟恰克图口岸入境,经库伦、张家口(或归化至张家口)来京贸易的商路后,“张家口买卖城可以说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几乎全部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出口的全部毛皮制品都是先运张家口买卖城的货栈,然后批发给下堡,最后再运到中国本土”。(22)位于张家口的商号在雍正年间已增加到90余家,乾隆后期约有190余家,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达到230余家。(23)其中,专作砖茶贸易的大泉玉、祥发永、广全喜、恒隆广、大升玉、公合泉等商号每年运往库伦、恰克图、科布多等地的砖茶多达约40万箱。(24)当时的外国人评论“像张家口这种极为活跃的商业往来,甚至在中国本部也是罕见”。(25)

 

伴随北部边疆商贸活动的不断拓展,诸多商人在归化城开始从事各种贸易经营活动。雍正五年(1720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归化城日用百货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及于俄国境内,其中茶叶、大黄、烟草为输俄大宗。(26)同治六年(1867年),大盛魁联合归化城的商民,呈由绥远将军裕瑞、归化城副都统桂成等奏准,由恰克图假道与西洋通商。从此,归化城的商号活跃在中俄边境,输出入各种中俄商品。(27)大盛魁更以自己的骆驼队驮运茶叶等货深入俄国内地销售,取得厚利。同时也进口俄产的羽翎缎、羽毛纱、大绒、毛毯和俄国标布、镜表、铜器等,大部分运到归化城,由其小号“天顺泰”设有专柜展售。(28)

 

另外,作为连接中国与俄国边境贸易城市恰克图——买卖城交通枢纽的库伦,至清代后期,共有内地旅蒙商号约400余家,约10万人,其中有50家为资金雄厚、贸易兴隆的大商号。这些草原城镇的兴起及边境贸易的扩大,对于我国北部广大牧区经济的开发,对于畜牧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联结乃至转化,对于游牧民族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有着积极作用。

 

三、对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积极影响

 

伴随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不断发展,诸多商业机构开始以恰克图为据点不断向俄国腹地辐射,不仅巩固了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商业区域的繁荣,也促使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不断向纵深发展。

 

清人何秋涛曾提到:“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于市集交易,一切惟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谕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著。所有恰克图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29)乾隆二十八年(1759年),山西商人在买卖城的商户已有140多家,有400多常住人口,其中资本较厚者60余家,称为票商;另有散商(又称朋商)80余家依附于票商。在众多的商号中,涌现出几大家,首推曹氏,次为常氏,还有乔氏、牛氏等。(30)如太谷曹家“锦泰亨”将经营的主要商品曲绸用驼、骡运往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地经销,每年约可运销12,000余匹,价值白银36万余两。当时做此项生意的商号有一二十家,而“锦泰亨”是资本最雄厚的一家。“锦泰亨”在运销曲绸的同时还兼运各地所产的花素绸、缎、绫、罗、绢、纱以及半两茶等,回头则运销俄国的金沙、呢绒、哈喇、俄毯等货。(31)又如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32)“大盛魁”有职工6,000~7,000人,骆驼16,000~20,000头,其活动范围包括喀尔喀四大部落、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和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由此可见,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确带动了诸多商号贸易活动范围的扩展,而这势必为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繁荣注入不竭动力。

 

如前所述,被称为“东口”的张家口是清代中俄大宗茶叶贸易直接相关的关口,而与之对应的“西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在北部边疆也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商人正是通过这两个关口同时兼以与新疆、蒙古地区的贸易。在此,我们通过清代杀虎口的实征关税,来管窥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波动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表4所呈现的143个杀虎口年征关税并非表现为完整且无间断的序列,但这些数据却占据了所考察的182年的长时间段内大约4/5的数据,因此完全能够用以表现相应的贸易活动波动状况。

 

图3绘制出从雍正二年(1724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之间长达182年的时间段内的杀虎口实征关税的变化趋势图,具体表现为:从乾隆年间轻微波动中的逐渐上涨至咸丰四年之前,始终保持稳定的高位运行;排除咸丰四年至八年之间的关税下降及恢复阶段,同治年间再次表现为较为稳定的态势;光绪年间则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但往往能够回到正常的关税水平。且不论杀虎口关税出现明显下降及剧烈波动的具体原因,需要关注的是维持稳定高位运行的嘉道年间,其背后必定会对应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商品流通市场。以往在谈到税关衰落的时候,一般以鸦片战争为界,并强调“实际上榷关税收的减少早在嘉道年间就显露出来了”,主要表现为历年缺额的淮安、浒墅、扬州、临清以及间有缺额的九江、南新、凤阳、芜湖、西新等税关在核减其盈余数额,(33)但杀虎口的实征关税却证明其与国内其他多个税关的税收变化趋势并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足见其当时贸易活动的特殊性。

 

 

图3

 

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所导致的中俄恰克图贸易逐渐衰退,却直接影响与杀虎口并行的“东口”张家口自同治初年开始就出现了关税大幅削减的情况。“伏查张家口税务向以南茶并恰克图皮毛等货物为出入两大宗,次则进口牲畜。均系内地商贾往来兴贩,是以从前税课丰旺。及至俄国通商后,所有大宗查获具有俄商自行贩运,悉皆照章免税,内地商贾渐多歇业,因之每岁额征均属短绌。”(35)事实上,中俄于同治元年(1862年)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36)俄商自此可自行深入中国内地采办,而同样的商品经由华商却与从前一样课税,竞争力大不如前,华商自然裹足不前,关卡能得到的税收自然遽减。尤其是同治八年(1869年)《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37)允许俄商在蒙古地区的销售全部免税,更让张家口的税课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杀虎口关虽不如张家口关的壮丽,清晚期也不是个涉外口岸,但对照张家口因外在大环境的变迁而大起大落,杀虎口税关的税收相对算是较为持续而稳定的。

 

上述史实清晰地表明: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确构成了清代中国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有力推动了包括蒙汉贸易在内的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繁荣,而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不断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推动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国际性区域市场得到不断成熟与扩张。显而易见,这个相互影响的大市场内部即便出现局部危机,也不会对整个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产生灾难性的打击。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丰若非,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注释:

 

①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包遵彭、李定一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3册《早期中外关系》,正中书局,1956年,第38页。

 

②主要译著参见:[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俄]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徐东辉、谭萍译,岳麓书社,2010年;[俄]阿·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米镇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等。上述译著均收录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之中。

 

③[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④⑤⑥[俄]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徐东辉、谭萍译,岳麓书社,2010年,第152、152、150页。

 

⑦[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7页。

 

⑧⑨[俄]阿·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米镇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2-73、200页。

 

⑩[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11)魏源:《海国图志》卷49,“澳门月报二·论茶叶”。

 

(12)(1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664、664-665页。

 

(14)[苏]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姜延柞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15)[俄]阿·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米镇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16)[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93页。

 

(17)同治朝《平江县志》第20卷,第3页;参见陈钧:《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18)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

 

(19)同治《崇阳县志》卷4《物产》。

 

(20)(21)[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0、200页。

 

(22)[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0页。

 

(23)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第528页。

 

(24)卢明辉:《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0页。

 

(2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91-1292页。

 

(26)卢明辉:《恰克图买卖城中俄边境贸易的兴衰变化》,《经济·社会》1990年第4期。

 

(27)《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12),第48-49页。

 

(28)《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12),第49-50页。

 

(29)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6《考订绥服纪略》。

 

(30)葛贤惠:《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0-71页。

 

(31)聂昌麟:《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注》,载《山西文史资料》(12),1965年,第161-162页。

 

(32)“通事”是古代北方人对翻译人员的称呼。“通事行”是清代对会说蒙古语、专门从事对蒙古和对俄国贸易之商行的称呼。

 

(33)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5-256页。

 

(34)表中“实征关税”数据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以及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整理而成。

 

(35)军机处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编号124086、131046、132777、138403。

 

(36)《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同治元年二月四日在北京签订,共21款,最重要的是第一款“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等。参见《清初及中期对外交涉条约辑》,国风出版社,1964年,同治条约。

 

(37)《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同治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北京签订,共22款。参见《清初及中期对外交涉条约辑》,国风出版社,1964年,同治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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