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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毅:大革命时期中共“忽视军事”说辨析

作者: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1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年05月12日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共片面注重民众运动,忽视了军事工作,从而丧失了军队领导权。但此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中共当时其实相当重视军事工作。它之所以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是与其缺乏经费和武器,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国民党的抵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勉力维持的党内合作框架内,要想掌握军权,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 中共 军事工作 共产国际 国民党

 

学术界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在指导思想上过分重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不懂得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从而丧失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如有论者强调:“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错误”,“工作中心都是发动和争取群众……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都被放弃了”①。虽然这一论断从总体上说不无道理,但其中对当时中共的军事工作完全抹煞,则显然有失偏颇,而且将中共未掌握军队领导权的责任仅归咎于几位主要领导人,亦未免失之简单。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十分复杂的客观背景的,单纯从主观认识失误来解释或许稍嫌片面。关于此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予以澄清②。不过从材料发掘和论证逻辑来看,似乎仍有进一步辨析的空间,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中共对军事的重视

 

揆诸史实,中共在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对军事工作已经相当重视。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③蔡和森也说:“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③1924年,邓中夏亦有感于“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因而提出:“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他还强调:“兵士运动确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④与此同时,彭湃也看到农民“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从而断言:“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是什么也干不成的。”⑤

 

传统观点常常把恽代英视为忽视军事的典型⑥,并引其一些言论为证,如他曾说,对工农民众的“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⑦,甚至还说过:“我们不靠练几队精兵去打天下……我们靠宣传的工作;靠一张嘴、一支笔,宣传那些应当要求改造世界的人起来学我们一同改造世界。”⑧但事实上,恽代英后来曾澄清:“我原说的军事运动,本有些是指着想利用反动势力(如反直系与一派帝国主义的帮助),以图急效;想在军队中站重要位置以左右军队行动的人而说的”⑨。这说明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专门笼络军官的做法,并不反对在兵士中宣传革命。他还主张军事与宣传并举,并坦承道:“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⑩,“民主革命要假军队与群众之力……革命未有非由军队赞助,使群众勃发之感情得以增长而能成功者”(11)。1925年,他又在《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一文中写道:“自然我们不赞成只知重视武力,把民众的宣传与组织置之脑后的态度,我们相信只有民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之后,才谈得上武装暴动……但是在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的工作以后,或者便在学生军运动中间我们可利用以进行我们的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亦赞成进行学生军之组织与军事运动”。他还说:“我以为加入军队中为兵士,自然是结纳兵士发生组织最好之一法……文字宣传对于反动军阀下之兵士是无甚裨益的”。(12)由此可见,恽代英并未完全否定军事工作。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两次东征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等斗争实践,使中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飞跃。如瞿秋白便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因此应“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13)。1926年,他又专门撰写《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提出:中国民众过去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如今“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总之,在瞿秋白看来,“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14)。

 

在此期间,瞿秋白还针对个别人(如彭述之)主张革命的武装暴动要等到有了“充分的武装准备”和“胜利的保障”之后才能进行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武装暴动’的老公式之新形式,而且更加死板了一层”,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群众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并领导之;却不是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而专来练习书生式的杜撰的‘科学的革命方法’”。因此,“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争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还明确提出掌握军事领导权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是“万分必要”的。(15)

 

此外,以往人们在述及大革命时,一般都会指责陈独秀忽视了军事。这显然过分夸大了其在党内的影响。据王若飞回忆:“此时中国党的领导有三个中心:上海——陈独秀、述之、秋白、C.Y的弼时、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北京——李大钊、世炎、乔年、国际代表加拉罕。广东——陈延年、恩来、国焘、国际代表鲍罗廷、军事加伦。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领导,中央当时还作了些工作,但许多问题各地是独立做主的。许多意见中央主张是不能到各地的,如陈独秀反对北伐,但并未影响到广东。北方大钊同志的意见是主要的。”(16)可见陈独秀的影响力并不像过去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另一方面,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陈独秀思想的复杂性。1925年7月,他针对五卅运动的失败提出:“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1926年11月,他又在《革命与武力》一文中公开声明:“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17)这说明陈独秀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也并非视而不见。即使是被瞿秋白批评的彭述之,虽曾提出革命是有一定步骤的,第一步是宣传,第二步是组织,第三步则为武装暴动或军事行动,但他亦表示:“自然宣传与组织绝不是死板板地划分某一期只作宣传某一期专作组织,而是要同时并进的,即是武装暴动也是时常要准备的。”(18)

 

就中央决策而言,此时对军事工作重要性也是十分强调的。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曾批评国民党“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并表示,“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因而希望它今后“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19)。这段话过去常被误解为中共主张“宣传重于军事”,但仔细分析,它其实是针砭国民党“专力军事”的片面倾向,旨在告诫其必须兼顾二者,并不包含中共自身可以置军事工作于不顾的指示。

 

实际上,随着民众运动的发展,中共已经开始考虑武装工农的问题。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提出:“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武装农民以防匪祸。”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也号召:“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同年10月,中央又讨论了武装工人的问题,提出应当“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同时发表的《告农民书》也提出:“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20)1926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更指出:“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经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武装群众的时期……因此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为执行以上的工作,C.P.中央应建一强有力的军委”(21)。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再次强调:“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了“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这是中共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阐述对武装斗争的认识。(22)

 

大革命时期,中共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前所未有地重视武装斗争,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工作的实践。首先,在大力开展民众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武装工农,相继建立了一些工农自卫武装组织。如省港工人在大罢工中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尤注重于军事训练”,把军事训练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教育大纲,“全体学生准军事编组”,通过正规军事训练,“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23)。

 

其次,向黄埔军校派出许多党、团员任教官和学员,向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及其军事学校派遣军事干部,担任中下级领导职务,并在其中做政治工作,发展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据1926年12月5日的《中央局报告》,“全国在军中工作同志有一千五百人左右”(24)。中共还在一些部队中建立支部,从而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这些部队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的基干力量。对此,朱德后来曾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25)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认识还是具体实践来看,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都没有忽视军事工作,而是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重视的趋向。关于这一点,蔡和森曾有过一个较为公允的判断:“我们的党对于军事运动也有注意,且有好的结果,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26)。毛泽东更是详细描述说:从1921年至1924年的三四年中,中共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27)。

 

二、缺乏经费与武器

 

虽然大革命时期中共相当重视军事工作,却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这具体表现在没有建立自己的强大武装和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两个方面。在独立建军的问题上,尽管“我们帮助了国民党建军,开始认识了军队的重要,但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人搞”(28)。应该说,中共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结果贻误了大力发展的时机。1927年1月,张国焘曾提到:“有些同志提出了建立新的工农军队的问题,可是没有指出建军的具体办法……我们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很快就会得到解决。”(29)但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对此,八七会议曾指出:“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30)王若飞后来也说:“我认为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权军队……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31)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状况又是如何造成的?中共为何对独立建军表现得如此迟疑犹豫和瞻前顾后呢?首先,这与其缺乏经费和武器来源有关。由于中共并非执政党,不占有行政和财政资源,因此很难获得经费和武器。当时,长沙县农民协会决定训练500名农民自卫军,“业有200余农民正在日夜训练,但是经费无着,进行很感困难,单就每天伙食而论,即已难于维持”。而汝城县甚至在农军干部训练班的招生简章中要求学员自带枪弹,无枪弹者不收,“该乡没有枪支,便向他乡团体和个人借用均可”,由此可见其武器之匮乏。(32)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也总结:“工农纠察队,在过去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他们的枪弹,一部分是政府发给的,一部分是接收团防局的,政府发的多半是旧的或者是锈坏了的,接收团防局的多半是没有子弹的九响枪,所以总数虽有二百余枝,实际上能作用的不过六七十枝”(33)。

 

1927年7月,国共两党联合召开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曾通过议决案:“为巩固农民政权起见,应一方面建设农民本身之武装,一方面消灭农村中非农民之武装,并请中央下令,国民政府所属之兵器制造厂,应以5%至10%的出品,供给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委员会,于军事委员会指导之下,分配军械于农民。”(34)但此案并未获得国民党中央批准,根本无法实现。而夏斗寅叛变后,中共中央“决定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2000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35)。当时还恰逢湖北省政府改组,同情工农运动的邓演达希望能自兼军事厅长,建立一支有力的工农部队,亦未获蒋介石允准(36)。邓演达此时仍受蒋介石信任,并官居总政治部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其欲建立一支工农武装尚不可得,更遑论中共了。

 

面对这种缺乏经费和武器的困境,陈独秀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上,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对此看得也很清楚。1927年1月,维经斯基向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报告:“关于武装城市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也无从获得武器。汉口的纠察队(名称不确切,更应称之为近卫军)几乎没有武装……几乎没有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武器”。5月,赫梅廖夫亦向苏军参谋部报告:因为缺乏开展军事工作的经费,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的武器问题难以解决,“农民游击队在多数情况下有武器而没有子弹”,有时弄到了黄色炸药,却没有机器对其进行必要的加工,“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小批中国同志用最原始的方法,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发明创造出来的”。时至6月,鲍罗廷也说:“现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汉阳兵工厂每天生产200支枪,都被军阀拿走了……因此,现在武装工农的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直到大革命失败后回莫斯科汇报时,他仍然坚持说:“当你们没有任何可能从任何地方弄到一支步枪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武装真正能够同正规军作战的群众问题……请你们相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到处去搞武器装备,但是搞到的实在太少太少。”(37)

 

三、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

 

当然,此时中共还有一个潜在的武器来源,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同志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在给莫斯科的信中说:目前革命的“前景非常好。群情振奋。现在的愿望和决心前所未有”,但是“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这更糟”。面对中共的如此窘境,联共(布)政治局曾决定“拨给在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但不到十天,旋即又撤销了这个决定。(38)后来,张国焘还曾向鲍罗廷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鲍罗廷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目前绝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39)直至1927年5月,中共才得到联共(布)中央提供的每月区区1000美元的军事组织经费(40)。

 

言及至此,就要提到中共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的另一原因了,即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毋庸置疑,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了中共军事工作许多帮助,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不少失误。这尤其体现在没有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而是要求其全力协助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上。大革命初期,莫斯科对建立由中共掌握的革命军队似乎也有所考虑,但始终未做决断。1925年7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在中国组建“红色部队”的问题,会议决定:“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将来不放弃加以实现。”9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补充拨款1.5万卢布为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军政训练班”(41)。可是后来由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莫斯科看到利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更快见效,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共的军事工作,特别是组建由党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方针,令中共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斯大林便曾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42)而“中国共产党应该极力加紧军队中政治的工作,使他成为中国革命意志的真正的模范的领导者”(43)。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不仅反对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而且反对在国民革命军中去争取领导权。1925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专门制定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明确指出,“近期应当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部队上”,并要求中共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在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共产党的所有军事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在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共产党军事部的工作同国民党有关部的协调应当通过国民党军事部机关党的工作人员来实现”。同年9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又指责中共有“产生左倾的危险,而且我们的军事人员尤其会患这种病症”。因此,他要求:“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的军事人员应当专门在这方面接受指导”。(44)

 

这一时期,鲍罗廷还曾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1军作为中心力量,认为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中共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他认为中共党员可以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各级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45)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回到广州,又“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援助军火到达,陈独秀要求从中匀出5000枝枪武装广东农民。鲍罗廷坚决不给,认为这将“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46)。

 

在此期间,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甚至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共“热衷于搞军事工作,而且将这项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中。与此同时,党对发展党内教育工作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对广州政府的国家机关工作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而主张,今后“要把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一定力量转移到其他工作领域,首先转移到党内教育工作中去”。参与处理事件的国际代表穆辛在报告中也说:“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按国民党系统开展政治工作来巩固和加强军队。”他甚至主张:“应该准备取消军队中独立的共产党支部,如果这些支部的存在是军队中发生激烈斗争的原因,因而不是有助于军队的巩固而相反却是加速它的瓦解的话。共产党人的任务是遵循国共两党共同指示在军队内的共同的国民党支部中做工作。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我们的同志需要特别有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47)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这种干预极大地制约了中共独立发展武装。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批评中共:“过去的根本错误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48)此话虽然切中弊端,却未能揭示背后原因。实际上,恰恰是共产国际的限制造成了这一局面,以至于北伐时中共虽在几个军都派有党代表和政工干部,但他们指挥不了部队,“因为情况一变,政治工作人员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可见掌握部队只有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有从上到下的军事指挥员”(49)。对此,维经斯基后来有所认识,他向莫斯科报告:“在军队中我们占据的指挥职位非常少。有政治委员即政治部门负责人。需要注意的是,这跟我们军队中的情况完全不同。政治工作人员的影响不能与我们这里的影响相比。”尽管“政工人员的影响不能低估”,但“现在随着革命的深入,政工人员的作用虽跟以前一样,但已缩小到最低限度,只靠宣传、只靠在军队的政治影响,我们不可能把军队拉到自己一边”。(50)

 

四、国民党的抵制

 

大革命时期中共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即来自国民党的抵制,使之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很早就体会到:“我们在那里(指广州——引者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有党(指国民党——引者注),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51)后来尽管孙中山改变了看法,主张利用中共党员开展军队政治工作,但国民党内仍有不少人心存疑虑。共产国际当时便发现:“近来可以看到国民党人企图把共产党员排除在军事领导岗位之外”(52),“他们对共产党员抱有毫不掩饰的恐惧心理”(53)。例如黄埔军校与第1军的关键岗位,蒋介石均选派国民党员担任。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曾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共在军队政治工作的激进。倘若换个角度来看,此说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共当时对军队的渗透确实使一些国民党将领的利益受损,引起其嫉恨和不满。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即曾报告:“中国共产党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彼等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54)共产国际代表穆辛也认为:“蒋介石的3月20日行动是由广州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总的局势引起的;但它无疑由于俄国同志即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了。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快、政委制的过快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加快了3月20日行动的到来并使之更加激化了。”(55)今天看来,这些报告对中共的指责显然过于颟顸,但其中所提及的国民党的“嫉忌”心理则是事实。

 

如果说上述共产国际代表的言论是片面批评中共,那么对国共两党均有深入了解的鲍罗廷,则对中共不无同情,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其间的微妙关系。他说:“在军队中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问题在于,共产党人一直是军队中最优秀最忠诚的工作人员,在各次战役中,并且不只是在军队中,而且在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最勇敢。这种情况不能不在指挥官当中引起某种忌妒、某种对立”,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在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相当多,正因为如此,很难避免某些共产党人犯错误,没有分寸。共产党人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忽职守行为,而他们工作出色、诚实,他们不能保持沉默……所以也产生一些误会”。鲍罗廷这段话既称赞了中共党员的优秀品质,同时又批评其缺乏与国民党军官搞好关系的经验,可以说是深刻地揭示了国共两党在军队中产生摩擦的原因。他还曾直接指出:“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非常高兴蒋介石采取反对党的行动。”(56)

 

除了由于利益受损引起的嫉恨心理外,国民党将领之所以排斥中共,还由于对其在军队内部的秘密组织心存芥蒂。斯切潘诺夫就认为:中共在“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占据重要地位,遍布党羽,秘密从事于该部分长官所不知之工作,惹起各级军官及非共产党部分工作人等之嫉忌”(57)。当时,东征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曾查获第1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李侠公向中共上级汇报:“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滩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围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因杂有外人,遂使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信中还说:“军官方面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尚无妨碍,可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张。”(58)不难想见,这种在军内开展秘密活动的举动,必然引起国民党的惊恐不安。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便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如果不退出就提交名单。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也奉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派别组织从工作人员调动角度来说有时妨碍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一些误会和敌视。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不要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59)这些都反映了国民党方面的疑惧和戒备心理。

 

包括后世评价甚高的党代表制度,因为大多由中共党员充任,所以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国民党将领的抵制与排拒,引发了一系列矛盾。1926年9月,中共湖南区委报告: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林伯渠与军长程潜“已有冲突”,“特委派林去时对六军希望过高(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并设法培植我们一部分势力),林本此意去做,不免操之过急;同时林之工作超出政治工作以外,对程之经济的分配不均(程本人不要钱)及师、团长之吞肥过于干涉(政治工作人员任临时军法裁判,监督发饷、点验枪支,在军事会议席上无顾忌的发言)。论理党代表可以如此,但根本国民党军队不应有党代表,引起一部分团长及唐蟒、李隆建等之不满;程本人虽欲把军队弄好,但事实上没人去更换坏的师、团长(程欲更换二个师长),为维持他的统一起见,当然不愿林之过于干涉”(60)。

 

有鉴于此,1926年11月,中共中央给在西北军开展工作的刘伯坚写信指出:“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中央同时还制定了《国民军中工作方针》强调:“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嫉妒。如伯坚同志教他们学习开会,不使冯作主席而伯坚自作主席,这是非常的错误。”(61)其中流露出来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的心态,也印证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不易。即便如此,中共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效果仍不理想,特别是第2军岳维峻“非常不相信我们,因而我们就不能在第二军全军内做工作”,而冯玉祥“基本上是惧怕共产党人的”,“事实上并不相信我们的政治工作,因而没能开展重大的工作”(62)。

 

总之,由于缺乏经费和武器,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国民党的抵制,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共独立建军的空间,而且使其无法掌握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只能退而求其次,专注于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为他人作嫁衣。即便如此,在从事政治工作时,中共亦须十分谨慎。1926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强调:“对于国民党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63)过去这句话常常为人所诟病,但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考虑到当时逼仄的客观环境,如此行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无奈之举。平心而论,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对军事工作是相当重视的,然终因掣肘太多,尤其是在勉力维持的党内合作框架内,要想掌握军队领导权,无异于与虎谋皮,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者简介:卢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北京 100091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②参见何益忠、杨人懿:《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武装斗争“认识不足”辨析》,《理论学刊》2013年第4期;孙伟、黄少群:《大革命失败前的中共不注重军事工作吗?》,《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6期。

 

③《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③《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

 

④《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63、64页。

 

⑤《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71页。

 

⑥参见林之达:《从党的宣传史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1期。

 

⑦张羽等编校:《恽代英书信集:来鸿去燕录》,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⑧《恽代英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6页。

 

⑨《恽代英书信集:来鸿去燕录》,第201页。

 

⑩《恽代英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6页。

 

(11)《恽代英书信集:来鸿去燕录》,第128页。

 

(12)《恽代英文集》下册,第706、709页。

 

(1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1页。

 

(1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62页。

 

(1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473—476、523、377页。

 

(16)《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17)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8、1142页。

 

(18)述之:《我们的北伐观》,《向导周报》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8、363、469、513、517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1、62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27、229页。

 

(23)绮园:《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04页。

 

(2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7—548页。

 

(28)《王若飞文集》,第221页。

 

(29)[苏]A·B.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17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85—286页。

 

(31)《王若飞文集》,第219页。

 

(32)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3、594—595页。

 

(33)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34)《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715页。

 

(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40页。

 

(36)蓝腾蛟:《回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4辑,第64页。

 

(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09、96、241、360、496页。

 

(3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128—129、123、136页。

 

(3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19页。

 

(40)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75页。

 

(4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43、677页。

 

(42)《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9页。

 

(4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3册,1985年,第427页。

 

(4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58、678页。

 

(45)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46)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页。

 

(4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50—251、166、216—217页。

 

(4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87页。

 

(49)《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5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341、342页。

 

(5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74页。

 

(5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60页。

 

(53)[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89页。

 

(5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150—151页。

 

(5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10页。

 

(5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36—137、282页。

 

(5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158页。

 

(58)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9页。

 

(5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523页。

 

(6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67页。

 

(6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55、457—458页。

 

(62)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6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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