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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史 【字体:

张文俊:袁世凯帝制自为中的阎锡山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10日

摘要:阎锡山与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微妙,不能仅凭文史或口述资料盖棺论定,也不能简单地说阎“投靠”袁或“背叛革命”。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中,阎锡山因时而变,经历了由从众支持袁称帝,观望形势离弃袁,到最后公开抗袁的过程。其间,阎锡山和袁世凯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关系,而阎既不是袁的真正投靠者,也非袁帝制的忠实支持者,他只是受环境所迫及利益驱使与袁进行着社会交易。阎、袁之间的这种交往,更多显示了阎锡山的政治品格及其实用主义的处事风格。

 

关键词:袁世凯 阎锡山 君主立宪 帝制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遭袁世凯通缉,被迫逃亡海外,国民党活动转入半“地下”状态,国民党由权力中心走向边缘。北京政府暂时消除党争纷扰,袁世凯集团控制政局。这一政治演变促使国民党在一度改建“政党”参与共和政治之后,又重新回到“革命党”立场,事实上摒弃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道路①。袁世凯则借助“二次革命”失败之机进行“削藩”,在罢免粤、赣、皖三督后,接着收拾“二次革命”中意存观望的动摇分子,如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广西的岑春煊等,都被袁以不同借口解除兵权,而对黎元洪、张作霖、阎锡山等,则恩威兼施,使他们战战兢兢、不敢心怀异志②。其时,阎锡山早已意识到要想固位就要承认袁世凯的威权,抗袁只能自讨苦吃,于是他转变为顺从袁的意志。

 

那么,阎锡山是真心投靠袁或支持袁称帝呢,还是另有他因?这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笔者利用大量档案和报纸资料,探究袁世凯帝制案中阎锡山的行为,以进一步澄清阎、袁关系并对阎锡山政治品格做一学术探讨,同时透视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目前,学界对阎、袁关系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断定阎锡山背叛革命,完全依附袁并积极拥护袁称帝③;另一种体现在阎锡山传记或相关研究,其中谈到阎与袁的虚与委蛇④。笔者查阅一些新发现的史料,阎出于对权力渴求及中央政府对其督晋认同,与袁的关系若即若离,阎是在洞察时势变化的前提下张弛有度地与袁进行着温和性博弈,而不是一味地忠诚于袁或投靠袁。阎的这种行为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充分体现了阎锡山的政治品格,即阎只认可掌控中央权力的核心人物,而不会真心投靠任何人。另外,通过透视这一案例可以发现,阎锡山不赞同民主共和,较为认同君主立宪。他的政治认识与袁世凯对民国初期的政治感受略有相似。如从二人的相同感受来讲,阎是看好袁世凯的,在与袁交往中也确有一些诚意存在,而并非完全“虚与委蛇”或“委曲求全”。

 

一 袁世凯由“共和”变帝制及阎锡山的反应

 

袁世凯凭借武力击败反对派,建立自己的强制性权威。他踢开国会,解除《临时约法》,暗中操纵国会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并于1914年5月公布新约法,厉行中央集权,在中央成立统率办事处,剥夺陆军部、海军部重要职权,将地方军队划归巡按使。袁经过一整年亲身体验,认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共和已搞不下去,不如恢复帝制好⑤。加上其子袁克定与杨度等帝制派嗾使,也使得袁世凯欲改变政体。前文亦曾提及,“二次革命”中多数省份的中立态度使袁世凯深感忧虑,觉得北洋体系的军人对他也非绝对服从。为获得地方军事实力派支持,袁要求阎锡山等人进京述职,并派亲信到地方监视。阎的军队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不到7000人,而袁的心腹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达11个营,其力量足可与阎抗衡⑥。此外,袁世凯还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阎的行动,直到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⑦。1915年2月,阎锡山晋谒袁世凯,揣摩到袁集权心理,阎便大谈自己感兴趣的军国主义,以迎合袁塑造威权政治的想法。而袁为得到地方势力的绝对忠诚,将阎锡山等各督军家眷扣留于北京作为人质。

 

平心而论,阎锡山在民国初年虽被纳入袁世凯威权下的共和体制,但阎对共和认识较为模糊,而对国家政制却有一定思考。当然他的这种思考经历了由共和到君宪的转变。阎加入共和体制是通过“督抚式的革命”⑧,他不是一个纯粹崇尚共和制度的革命者。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阎锡山不仅是清政府的地方重要军政官员,更是富有革命使命的铁血丈夫团成员之一。他这样年轻(29岁)又兼有双重身份,对共和的认知不像后来那么深刻,也不可能很快形成一种理性的政治构想,他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和利益取舍层面,紧随潮流,拥护袁世凯维系的共和体制。如1914年间,报纸有倡议还政清帝及变更国体之事,阎得知后,特于11月19日专电北京政事堂、参政院、内务部等表示反对,在电文中严斥那些“顽固之辈,迂腐者流,谬说流传,不顾大局,岂知贞元会合,天人交孚,政体虽更,国家如故,纵由帝制而嬗为民制,非灭旧邦而别为新邦”;同时他也向北京政府进言,“为弭乱防嫌起见,拟恳钧堂、部、院采择刍言,分别建议查禁,嗣后如有敢造作此等莠言者,惩以应得之罪,以靖人心,而安清室,全国幸甚”⑨。从阎的言词及其行为可知,民初的阎锡山在北洋势力控政局势下是共和的拥护者,当然他也是共和总统袁世凯的支持者。

 

然而不久,阎锡山对共和政体的态度发生逆转。他由拥护共和向支持君宪转变,认为君宪适合当时的中国。转变的缘由是他受其时中国政治变动影响及其对社会洞察结果所致。由于辛亥后袁世凯暂时填补了帝制消亡后中央权威的真空,袁的集权意识和集权程度日益增强,这给非北洋系的军人势力特别是近邻北洋中心的山西同盟会员阎锡山以很大威胁,而当时能够制衡袁威权的孙中山革命派也四分五裂,所以这使得共和践行只有其表。另导致阎对民主共和产生失望的因素是,阎游学期间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快速崛起深有体会,特别是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较为赞赏。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阎在袁威权政治与畸形共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他决定推崇袁的个人强权。

 

但在袁世凯推行中央威权初有成效之后,却开始了帝制的第一步,以君主立宪代替民主共和。为此,1915年8月20日,袁在北京成立推行帝制御用团体——筹安会,该会由杨度牵头任理事长、孙毓任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任理事。他们歪曲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的立意⑩,大力宣传共和国体不合中国国情,并电函各省代表到京请愿以制造民众基础支持袁称帝。而阎锡山在短时间内先后接到筹安会两电后,于25日复电筹安会,告其已派遣山西代表崔廷献、南桂馨赴会讨论(11)。可见在帝制活动开展初期,阎表现得相对配合。而他的这种配合不仅有惧怕袁的顾虑,当然也还有其他因素,如阎对经过4年实践的民主共和已失去信心,认为民国建立是一种机遇(12)。另外,阎随着政治阅历及经验的日益丰富,开始对政治体制有了一些自己的思想认识,改变了当初对共和的从众拥护立场,变得像蔡锷等人一样较为赞成君主立宪,但阎心中的君主立宪不是皇帝制,而是开明专制。他的这一政见,可从1915年9月3日他的致袁电中看出:

 

大总统钧鉴:窃维军国主义,自欧战剧烈,益为列强趋势所注重,而军国主义必借帝国主义以推行,共和政体,绝不适于生存,此持国家主义者之公论。锡山前密呈实行军国主义,已邀睿鉴。近自筹安会讨论君主国体问题,全国一致,极表赞同,公民请愿,望治甚殷。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采取德日两国君主立宪法,不足以立国而救亡。如徒慕共和虚名,既无美法国民之程度,将不免墨葡纷争之惨剧,虚名已不可得,实祸且将立至……民国成立,于前清已断绝关系,今民国以鉴于列强趋势,国民请愿,由民主而移之君主,天与人归,各当其时,于前清更毫无关系,尚复何言。如因一二浮议,破坏君主立宪国体,徒使怀挟私见之庸臣,及幸灾乐祸之乱党,自幸其得计,而违拂民意,陷于危亡,谁复肯为国家出力。惟有恳乞我大总统力予主持,早定国是,不拘拘于迂儒旧说之谬,致扰国家长治久安之计(13)。

 

由此可知,阎赞成袁推行君主立宪。此电也是后人指证阎支持袁称帝的有力证据。事实上,阎的电文内容不仅反映了阎对袁的拥护,也反映了阎主张中国应效法德、日实行君主立宪。但是,阎支持袁搞君主立宪,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帝制。君主立宪与帝制有本质上的区别,君主立宪有虚君和实君之说,不管君主是“虚”还是“实”,其权力都是有限的,要受到一定监管体制的约束,而帝制是君主专制,在制度和法统上不受任何约束。

 

当时多数省份都支持袁搞君主立宪,但是筹安会觉得,仅凭地方政府支持君主立宪还不够,需要取得广泛民意,于是他们又动员民众请愿,要求速定君主立宪。为快速取得成效,北京政府特将筹安会改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后又将其改为宪法促进会。随之立宪运动渐趋高涨,参政院的一些政客也纷纷参与其间。为响应立宪热潮,阎锡山于9月16日再电参政院表示支持君主立宪,其理由是“自立之道,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定君主立宪,断不能收上下一致精神贯彻之效”,“此非谓假名君宪之足以强国,必君宪而后能厉行军国主义,以图自存,亦即维持东亚之和平也;且治国之要,顺多数人民所趋向而措之则安,背多数人民所趋向而措之则危。今者,公民请愿,如云斯集,朝野上下,一致赞同”(14)。

 

从中可见,政制选择的多变和随主流的从众心理在阎锡山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自1912年至1915年,仅短短4年间,阎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由辛亥后拥护民主共和,到觉得共和不合中国国情,建言倡行军国主义,主张如要实行军国主义应首推君主立宪。阎的这种变化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发生的。至于其变化原因,一是袁的威权重演了帝制的专权和武人政治的强势;二是面对共和实践困境,阎锡山认为民国建立完全是机遇而非民主制基础。那么,在阎看来,民主制的基础是什么?从现有资料并不能发现他的详论,而他只是从其时中国国情谈到民国建立的巧合。如1919年9月阎曾讲:“我以为辛亥革命家的心理,大多数并不是真爱共和,爱公道;也不是真要在政治上表现一种什么作为;实在是另有两种原因凑合成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摹仿外国,(二)排满……所以,共和成立,至今八年,约法运用,很难见效,名为共和民主,实际上几乎是不和无主。”(15)1921年4月7日,阎在五台河边村川至中学演讲中国历史与文化时,再次谈到民主在中国不适,认为:改革太早,它好像刈未成熟的禾苗不能供人食用一样,改革一事也必有一种大力推翻其旧才能建设其新,1911年之改革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的力量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的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故民主国家的形式虽具,而因果相乘,直到1915年它仍抱利用时机的想法尽量发挥,所以民主主义力量很不充足,最后民主国家陷于洪涛巨浪,主张各异。要想实现民主,必须增加民主主义的力量才行,但时人因缺乏“爱”和“公道”使得国家不能立于安稳地位(16)。这是阎锡山对辛亥革命与共和创建之间关系的一点看法。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是阎在经历了南北纷争、“二次革命”及袁的集权等社会剧变后,对共和夭折的一点体认。

 

由上所述,阎锡山在分析共和体制产生的条件后,觉得还是君宪适宜中国。但君宪到了袁世凯那里却成了帝制上演,而且帝制在逐步加速。面对请愿团体终究未能改变国体的事实,帝制派却不顾民意极力推进帝制,组织国民会议并将其升格为国民代表大会,主张大会应由各省区、各行业选国大代表举行国大,再由国大投票决定国体。为推动投票进程,他们决定各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17)。10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设立国民会议事务局。国民会议事务局具体负责国民代表的产生和投票。同时政事堂通电各省,要求将国体决定权授予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会议事务局则电催各省负责监督,并电催各省将拟定选举国民代表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上报当局(18)。然而,将预拟时间上报国民会议事务局的只有贵州和奉天(19),大多数省份处于观望状态。于是,国民会议事务局只好再次电催各省将军、巡按使,“拟定自本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为全国分期决定国体投票期间”(20)。

 

遵照国民会议事务局安排,山西定于10月31日投票决定国体,并将其上报国民会议事务局(21)。国民会议事务局当即电阎,要求在举行选举投票之前,山西应将认定有复选被选资格者的姓名与资格撮要具造清册咨局以便汇案宣布,如果时间紧迫,山西可一面电知,一面举行投票。同时它还规定“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票面应即印刷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即写反对二字”(22)。对于国民代表大会的票数,地方不宜直接上报大总统与立法院,应先上报国民会议事务局并由其宣布转达。而且在同一天国民会议事务局又特给阎锡山等发出两电,“望届选举日再将一切情形电示”(23),及“关于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人并有复选被选资格者一项,经贵监督认定后,务希查照本局前电,先将姓名资格报局核复”(24)。

 

于是,各省开始纷纷投票表决国体,直隶、山西、湖北等16省投票,结果经初步统计赞成君主立宪者1267票,皆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根据这种投票结果,北京政府将帝制确定为国体(25)。如此一来,阎锡山等支持的君主立宪在现实政治演变逻辑中却成为袁世凯的帝制,但阎真的支持“皇帝制”吗?笔者以为他的这种行为是受潮流推动与袁世凯威权作用的结果,而非阎之本意。

 

二 帝制受挫与阎锡山由“支持”袁向“离弃”袁转变

 

袁世凯帝制自为暴露后,李烈钧、岑春煊、胡汉民、汪精卫、柏文蔚、孙中山、陈其美和许崇智议定,推举岑春煊为首领,3个月内先在扬子江流域起事,编印全国同胞救亡书分寄各处鼓动军队(26)。鉴于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反对帝制的声浪,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公使、俄公使,于10月28日赴外交部,劝袁暂延帝制以防中国再陷混乱(27)。云南唐继尧与任可澄于12月23日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劝袁取消帝制、维护共和国体,并惩办乱国要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和袁乃宽等人(28)。24日,蔡锷等通电,要求“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唐继尧、蔡锷等还于25日再次通电,揭露袁世凯帝制罪行,希望各地“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拥戴民国并驱除“叛国之一夫”(29)。此电当即遭到段芝贵、王占元、陆建章、朱瑞与杨善德等人的讨伐(30)。

 

王占元、朱瑞、汤芗铭、孟恩远等联络阎锡山,希望阎能斥责云南出尔反尔,即:云南先前支持君主立宪,但国体定为帝制之时,云南自甘戎首,反对袁称帝。同时他们也希望阎能共同声讨唐继尧(31)。除拥袁派笔伐反帝制派外,袁还派曹锟率军入川,曹军取道西滇,镇压唐继尧(32)。此时阎锡山则观望形势变化,不随意妄言,然帝制大典筹备处却给阎施加压力,连续两日函电述说唐继尧等罪行,认为唐等违反全国国民公意,要求阎将此意设法由国民代表大会电请参政院,建议政府宣布唐、任等罪状,中央可凭此兴师讨伐(33)。此外,帝制大典筹备处还要阎直接电滇痛责唐、任,劝其服从中央取消独立,如唐、任不从,中央将用兵致讨(34)。阎锡山于29日复电北京政事堂,表示支持中央决断,愿诋毁唐、任等不忠不义行为(35)。但他并未如政事堂所愿直接通电声讨唐、任,而是为维持山西稳定秩序并防止孔庚效仿唐继尧宣告独立,于是将滇省最新情况电告孔庚等:“近日乱党到滇极多,闲散军人亦纷纷麇集。惟滇军官省界之见极重,此时气焰更炽,畛域愈甚,如因应得法,内部行将分裂。”(36)阎的意图旨在告知晋北镇守使孔庚等滇省独立不会维持太久,暗示孔等不要在山西有举义行动。

 

当滇省发出独立函电后,冯国璋则以主和电响应,认为:“滇乱已成,笔舌固难收效,即使重烦兵力,而边险究非旦夕可平。值此时机,总以不开兵祸为上策。内讧不靖,影响实多。黔电以调处为言,鄙人深表同意。倘能和平解决,则保全不仅一隅。诸公远瞩高瞻,当亦早鉴及此。”(37)阎锡山接冯电后,未主动表态,而是于12月31日将冯国璋电的内容转电统率办事处(38)。他这样做,一是仍不敢得罪袁世凯;二是告知帝制派在袁集团中已有人力主和解,以观袁之动态。

 

在对滇问题上主和与主武争论不休之际(39),陆建章、陆荣廷等人认为,袁世凯早日登极是解决时局的良方。迫于袁的威权和来自拥袁派的压力,阎锡山由先前赞成君主立宪,开始转为拥护袁世凯的帝制,1916年1月9日,他给帝制派朱启钤回电,说:“晋省国民代表曾于歌日(5日)电政事堂,吁恳皇上速登大位在案。兹复电参政院转奏,请早日御极。”(40)25日,大典筹备处致电阎锡山,告其法理上的帝国皇帝已完全成立,典礼迟早无关紧要,关键是设法申明此义,使上下晓然,释去疑虑,并使人民安心(41)。不久,针对袁世凯称帝,社会上联邦说再度兴起,政事堂函电各省,要求严厉查禁“以遏乱萌”(42)。接电后,阎锡山表现得相当积极,当即电政事堂等部“联邦谬说为乱党所造,晋省尚无此谰言。除饬查禁外,特以奉闻”(43)。

 

与此同时,滇省形势陡变,1915年12月23日,蔡锷、唐继尧等电劝袁取消帝制,劝袁限时答复,如蔡锷等人在25日上午10点前未获答复,云南则宣布独立(44)。随之,唐继尧、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全国声斥帝制恶迹,呼吁各省将军维护“共和”、铲除帝制余孽、讨伐袁世凯(45)。为对抗北京政府,1916年1月1日,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在昆明正式成立,云南取消将军行署和巡按使署,并将其改为都督府,推举唐继尧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46)。于是南北呈现两政府对峙状态。此后,贵州也响应独立,发誓讨灭袁部,拥护“共和”(47)。广西陆荣廷出于地缘因素考虑,为免除护国军进攻,也由先前拥护君主立宪及袁世凯称帝转变为反对帝制,于3月15日通电“誓除专制之余腥,重振共和之约法”(48)。

 

面对地方独立热潮,为使西南省份取消独立并维系一个中央政府,袁世凯做出让步,下令撤废帝制(49)。朱瑞、赵倜、倪嗣冲、靳云鹏、李厚基与段芝贵等通电响应,其中靳云鹏、李厚基等主张让冯国璋调停以使三省取消独立(50)。但西南息兵条件是不仅要撤销帝制,还要袁退位。“冯国璋对此积极响应,电劝西南三省取消独立,答应撤销帝制、将对所提要求进行筹划。”(51)对于突变政局,阎锡山意识到袁之嫡系已有挑战袁的动向,于是他也由支持袁向离弃袁转变。当然,他转变的另一要因是西南诸省抗袁获得成效,即:护国军规模逐渐扩大,日益向北推进,而袁控制的各省都在做口头和书面调解,并未真正出兵讨伐西南。紧跟形势变化,阎认为和解将是解决西南与中央政争的最好方式,特于3月28日电复黎元洪、段祺瑞等:“陆将军(荣廷)既愿任劝告,滇黔诸人,定当翻然悔悟,消弭战祸,不烦甲兵。至于保境辑民之责,锡山更当力为担任。”(52)此后在天津朱家宝等人的促和下,西南与中央关系渐趋缓和,蔡锷同意在川境及湘西地区滇黔各军停战一月以便协商。阎随即将此消息电告孔庚和平阳镇守使董崇仁,以此安抚部将心态,防止他们兵变(53)。同时又为避免外省进攻,他与西安陆建章达成协议:“秦晋唇齿相依,仰荷我公保障,西北受赐实多,承示以亲仁善邻相期,金石之言,铭之座右。”(54)

 

在保证山西尽量避免政局影响后,阎锡山便以“和事佬”的身份,追随冯国璋力促南北和议。当冯国璋以天津朱家宝等所拟协议领衔电袁后,阎当即复电表示赞同,略谓:

 

承示所拟办法大纲八条,力息纷争,奠安全局,硕划卓议,极表赞同。我公中流砥柱,挽回危运,私心佩仰,莫可名言。既得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王(士珍)、蔡(锷)诸公同意,南北融洽,自能一致进行,以巩国家。即请我公主拟电文,领衔入告,附列贱名,无任企祷(55)。

 

冯国璋和议之举得到多省支持后,于25日再次通电商拟提前和议办法。阎锡山觉得冯派较有实力,想亲近冯,但又担心计谋失算,遂在4月26日电武昌王占元,征询王对冯所拟提前和议办法持何种态度,以便于自己决策。王对冯电极表同情,主张“元首退位,关系国家安危,无论如何,惟有一致拥卫”(56)。阎得王建议后,当即电复冯国璋,同意筹拟妥善办法,并要冯将所拟和议条件电告于他(57)。

 

不过,对于帝制善后,北京政府及袁之部属却形成两个中心,段祺瑞责任政府主张召集北京会议,冯国璋主张召集南京会议。各为势力范围计,他们放弃之前徐树铮居间密商的条件(58)。冯国璋则完全抛开北京政府的解决途径,与张勋提出应对时局办法八条,但它又不完全符合冯的意图,后经修改,冯又重提八条(59),其主要内容是反对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总统、主张以袁为过渡总统、召集新国会产生新总统、冯欲以自立。冯电发出后,遭到一些北洋军人及其他派系的强烈反对。冯处于骑虎难下之势,只好于5月5日联合张勋与倪嗣冲,私自召集拉拢各省督军及其代表在南京开会商议帝制善后(60)。

 

阎锡山觉得当时冯国璋和段祺瑞势力最大,二者都有可能成为袁世凯的接班人,故对段、冯两派积极配合,并首电冯的追随者张勋,他将派秘书崔廷献为全权代表赴宁参加会议(61),同时又电复段祺瑞,他将妥选议员三人如期赴京与会(62)。不过,阎对段、冯实力再做估量后,觉得冯派势力较强,冯可能继袁后控制北京政府,于是嘱咐崔廷献在南京会议上代表晋省表态即可表明两点,一是保持地方治安,二是服从南京会议公决办法(63)。据崔廷献报告会议结果:袁世凯自愿退位,5月17日的南京会议中各方势力各有企图,南军主张袁退位,张勋主张不退,冯派主缓退,而袁世凯还特意派蒋雁行赴南京监视冯,南军打算推段祺瑞为副总统,梁启超意思是“大总统退位,副总统代之,副总统如不承,依法以国务总理摄政”,冯对此不以为然(64)。大会只是初步议定袁世凯退位归国会解决,但在22日第四次会议上,鲁省、赣省、湘省代表对国会解决与武力解决都力持异议,鄂省代表则表示用兵之难,结果各省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仍各行其是(65)。

 

三 帝制末路与阎锡山的公开抗袁

 

承前文所述,南京会议未能解决帝制善后,各派所持政见愈益分化。阎锡山掌握这一信息后,仍按兵不动,继续观望形势,并给张勋回电,做挽留袁世凯姿态,表示要“固结团体,挽留元首,抱定宗旨,始终不移。已电知敝处前派代表崔廷献,坚守此意,绝无游移”(66)。此时阎为何发出挽留袁电呢?若从帝制善后过程来分析,此时阎是违心地选择了从众。他在与中央、各地方实力派的通电中力主和平解决,但当事情未能如愿时,他又试图重新拾起与袁的关系保证其利益不致受损,然又不像从前那样一味地讨好袁,而是继续观察形势变化。可是当时山西反帝制的呼声已十分强烈。在西南诸省独立风潮掀起时,山西就有一股独立的潜流在酝酿,前文对此曾有提及。阎对孔庚等的独立倾向心知肚明,却不将其扑灭,而是利用这一力量打击在晋省的袁势力,以此避免山西因独立而带来的秩序混乱。并且他也意想借袁帝制失败,在晋人面前表露他早有反对帝制的心理。其时的报纸对阎这一心理做了充分书写:

 

山西将军阎锡山素抱反对帝政思想,该省独立准备早已筹划,然因巡按使金永为袁系之人物极力拥护中央,赞成帝政,两者之间,常有抵牾,而独立之机运,遂因之缓慢,至最近反袁派之声势渐振,一部分之青年,以四月十五日为期,暗杀金巡按使,一扫独立之障碍。嗣为巡按使部下之警官探知,极力防备遂得无事,但金巡按使知反对派之欲甘心于彼,乃大生恐惧,忽改变态度,频与阎将军接近,以负其欢心,而亦主张反对袁氏,如于十九日召集该省之高级官吏及各学校校长会议,决定宣布独立。然至今日尚未发表者,则以京张、张绥两路线接近。该省之太原,附近北京之兵,朝发夕至,山西兵力薄弱,虑独立后,仍归失败,加之一般商民希望平和,故各官绅熟议后,决意维持现状,观四围各省之态度,一遇时机,即宣言独立云(67)。

 

另据报纸透露,山西反袁势力已纷纷出现,阎锡山也在向公开抗袁行进。一些军队确已采取实际行动抗袁,如寿阳民军大举,声势甚盛(68)。晋北镇守使孔庚于5月14日在大同宣告独立,要求袁退位。北京政府下令调孔充任同武行署参谋长,夺孔兵权(69),阎锡山于15日急电北京政府,要其坚守山西大同独立秘密(70),以防山西其他地方效仿。陕南陈树藩独立后,山西独立呼声渐趋紧迫,军队中下级军官多属新人,经民军运动,其势力日渐壮大(71)。山西军界多数主张与陕南取同一态度,如阎无决心,则举孔庚代之(72)。而孔庚此时也力促阎下决心宣告独立、勿待第1师之到,蹈汤芗铭覆辙,阎不得已只好口头答应独立(73)。袁世凯深恐阎和孔庚联合起来搞独立,认为山西一旦独立,则局势更难挽救。况晋省为京师西南最重要门户,如其略有变动将影响大局,故袁拟派振威上将军张锡銮赴晋宣慰,以收万一之效(74)。

 

形势变得更为严重的是,陕西民军与山西边境军队联合,将蒲州至太原电线切断(75)。面对此情,山西巡按使金永密电袁,“晋省受秦省独立影响,大局岌危已达极点,并力请辞职,以让贤能,而免贻误地方”(76)。阎锡山也加急密电袁,“秦军已入晋省,而河东一带人民响应陕西护国军者尤居多数,晋省兵力单薄难以抵御,请速派兵相援,否则山西大局不保”。时人以为阎的此种举动是阎宣布独立的预兆,实际是因阎获知京师无兵可拨,他特意电告中央,如不速派兵援助、山西将大局不保,给袁施加压力。袁世凯对于山西的独立决定用调虎离山计,即假名政府欲收复陕西,袁特调阎锡山为陕西将军兼巡按使,让亲信段芝贵出任山西将军,添调军队归段统辖,让段坐镇山西。阎锡山深知已被袁怀疑,于是更不肯离晋赴陕(77)。

 

与此同时,晋绅名流李素亦在致电阎锡山时,力劝阎宣布独立,并分析了阎的复杂心态:一是阎慑于袁实力,不敢起兵讨袁,但又不同意晋省的其他反袁势力举旗讨袁,以防其势力坐大成为地方之患;二是阎想骑墙,以观望形势,担心一旦举措不慎招致不测。李在洞悉阎的矛盾心理后,劝阎不要犹豫,迅告独立。其理由是:“将军握晋柄四载有余,无大失德,今日之事,虽已后时,然晋人对将军犹未绝望,若因拥护一普天唾弃之袁氏,执迷不悟使人人疑心,处处侧目,甚为将军不取也。袁氏之倒,虽三尺童子犹能知之盗窃之手段已穷,乞怜之状态毕露,将军乃低首下心于将亡之民贼,若恐一朝脱离关系,即立招不测,而不知噬脐之祸即伏于此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今不亟图,悔无及矣。”(78)

 

阎锡山虽未采纳李素之见,但发现晋绅却是较为支持他的,于是采取新的策略反抗袁世凯。当山西与陕邻境之永济、荣河、禹门、临津、吉县、河津等县遭陕西护国军攻击后,数县先后失守,太原人民也跃跃欲动(79)。此时阎仍不轻易宣告独立,而是利用这一时机,与袁谈条件,详述由于筹款困难无法扑灭山西独立势力,要求袁给予更多资金。袁为防止山西独立,只好向阎让步,再次派金永赴晋授以巨款,授金永帮办山西军务以箝阎口,令其阻拦阎之独立,并回电宽慰阎(80)。然由于全国倒袁事态发展迅猛,袁世凯已没有时间与阎锡山角逐,只得于6月6日遵照约法第29条,宣告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由段祺瑞通告全国(81)。

 

时隔不久,袁世凯郁闷而死。袁的离去使阎锡山摆脱了威权束缚。当再面临新政府时,阎为固位,与幕僚计议,决定急派代表入京,晋谒黎元洪与段祺瑞。其代表对黎说,“锡山知总统无亲信兵队,愿以一旅入卫”;而对段又说,“北京军人,不皆附公,愿以一旅入卫,并表示愿推戴段为大总统之至诚”。这一做法遭到段的斥责,于是阎派代表徐一清带25箱大洋入京,贿赂北京政府要人(82),以获中央政府对他的信任。1916年7月6日,大总统特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所有职权组织暂仍其旧,仍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83)。

 

 

结语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权,建立了共和政权,实现了政治体制的转型。但由于政制转型的突发性,及其推动这一转型的载体是军人,造成了短时间内旧制虽倒而新制未立,中国政治呈现出不确定性。中央层面新的政权结构虽已确立,但地方政制却未有实质性变革。已建政权的基础是推翻清政权的各派势力,这些政治势力大多是旧式政权遗老或军人。他们把持着绝对政治资源,特别是对军队的占有,使试图推进宪政的革新派无法与之抗衡,只好顺从军人群体的意愿,与其达成创建民主共和体制的契约,多方力量共同执掌政权,中国政治从而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由此文武关系、军政关系急剧恶化,中央与地方包括北方和南方革命党人的矛盾持续升温。中央化解矛盾的举措一再受挫,中国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时难以建立。于是,各种新旧政治文化、政治势力展开博弈。“共和”总统袁世凯推行帝制的行为,就是这种复杂政治生态的典型表现。当然,帝制上演提示出新旧交替中的许多问题,如共和体制土壤孕育的滞后,中国政治不确定性的更加凸显,武力造国利弊得失的显现,军人强权主导的政治演进等。基于这些难题的考虑和解决,政制选择与稳定政治秩序构建,成为了当时中央与地方、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得不面对和迫切关心的问题。平心而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对此有一定反映,阎锡山在帝制中的表现对此也有一定反映。

 

阎锡山在民国初年对政治体制的认识应时势而变,然其中不乏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他由民初的拥护共和到自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实情,主张采用君主立宪,进而又坚持君宪拥护袁世凯。阎锡山面对袁威权,他的政治态度紧随时势变化而改变,这种政治手段,使他避免了遭受袁世凯集团的排挤,也使他摆脱了帝制失败时应受到的牵连,从而延续了他的政治生命,保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此外,从阎锡山出生的环境看,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受儒家价值体系影响至深,应该是很忠君的那种类型,但其政治品格却违背儒家君为臣纲的伦理教条,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风格。他何以会具有这样一种政治品格?从环境与人之关系加以探讨,阎成长时期的中国正日益走向衰败,西方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社会精英开始质疑儒家价值体系,渐趋认同西方学说,期望以西学拯救中国。加之阎曾留学日本,深受西化色彩的日本影响,故他对儒家秩序也较为怀疑,进而转为认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将实用主义作为他社会行为的指南。以此来讲,我们就不难理解阎锡山。他实用主义的政治品格向人们说明,清末民初儒家传统秩序已受到极大的冲击,并在西化色彩影响下正趋消亡,儒家价值体系对士人的思想禁锢正日趋被打破,传统价值观不再被时人奉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同时也表明,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因为旧价值体系遭到破坏,而新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面临严重失范的尴尬,所以时人在某些方面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屈从于利益取向的价值选择。

 

【作者简介】张文俊,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山西 太原 030006

 

注释:

 

①杨天宏:《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②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5页。

 

③唐纳德·G·季林著,牛长岁等译:《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蒋顺兴、李良玉:《山西王阎锡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也持这种观点。

 

④陈芳认为,袁世凯在位时,阎锡山在山西军政建设方面表现得极其低调,基本上与袁保持步调一致,甚至委曲求全博得袁氏欢心。见《试析民国初年阎锡山的伦理道德观》(《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台湾曾华璧对袁世凯称帝中阎锡山的行为做了相对客观的分析,认为阎的行为是慑于袁世凯的威权政治。见《民初时期的阎锡山—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1年版,第29~33页)。另持此观点者还有雒春普的《阎锡山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⑩唐德刚:《袁氏当国》,第98、160页。

 

⑥⑦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83、182页。

 

⑧这一观点由台湾学者蒋永敬提出。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督抚革命”的运用,换一角度也可称作“督抚式的革命”。见蒋永敬、庄淑红:《“督抚革命”与“督抚式的革命”》,上海《近代中国》第18辑,2008年7月。

 

⑨《阎锡山电政事堂等请查禁还政清帝变更国体莠言以靖人心》,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3年版,第144~145页。

 

(11)(13)(14)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59~60、61页。

 

(12)(15)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编:《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1函第1册,晋新书社代印,出版年不详,第45页。

 

(16)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一),第393~394页。

 

(17)唐德刚:《袁氏当国》,第174页。

 

(18)《政事堂电各省将军等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法律上正当办法》、《国民会议事务局通电请各监督预拟国民代表及决定国体投票日期》,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56页。

 

(19)《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各省将军等请将决定国体投票日期先行预拟电知》,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57页。

 

(20)《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应在规定期间内办理决定国体投票》,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60页。

 

(21)《国民会议事务局电阎锡山等山西决定国体投票定十月三十一日举行》,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61页。

 

(22)《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将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印刷于投票纸》,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63页。

 

(23)《国民会议事务局电阎锡山等望届选举日再将一切情形电示》,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65页。

 

(24)《国民会议事务局电阎锡山等国大选举人并有复选被选资格者先报局》,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66页。

 

(25)《内务部通电各省长官应将民意多数赞成君宪及国本巩固情形》,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72页。

 

(26)《统率办事处通电乱党编印全国同胞救亡书煽惑军队请严密侦防查禁》,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73页。

 

(27)《统率办事处通电日英俄公使劝袁世凯暂延帝政计划以防祸于未然》,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70~171页。

 

(28)《唐继尧等通电国势危如累卵非大总统取消帝制惩办元凶无以救亡》,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87~188页。

 

(29)《蔡锷等通电顷致中央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唐继尧等通电请各地桴鼓相应共同讨袁》,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90、196页。

 

(30)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91~203页。

 

(31)《王占元等电阎锡山鄂省已整备劲旅同声致讨请随时指示方略》、《朱瑞电阎锡山倘唐继尧等自甘戎首为全民公敌惟有整师率旅以待朝命》、《汤芗铭等电阎锡山唐继尧等破坏君宪已迳电切责尚请随时赐教》,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99、204、213页。

 

(32)《陈宦电阎锡山唐继尧等叛逆显著中央已令曹锟带队入川取道西滇》,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35~236页。

 

(33)《大典筹备处电阎锡山等建议政府宣布唐继尧等罪状以凭兴师致讨》,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36页。

 

(34)《大典筹备处电阎锡山等请迳电滇省痛责唐继尧等如执迷不悟惟兴师致讨》,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49页。

 

(35)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1年版,第31~32页。

 

(36)《阎锡山电孔庚等转录刘显世电称滇事如因应得法内部行将分裂》,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47页。

 

(37)《冯国璋电各省将军等请各省融合意见妥筹办法引刘显世同心平定叛乱》,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49~250页。

 

(38)《阎锡山电统率办事处顷接刘显世电及冯国璋艳电谨并奉闻》,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60~262页。

 

(39)《李厚基等通电请各省示知和平解决滇事意见》、《屈映光通电奉政事堂电当经奏请立申天讨水陆并进剿抚兼施首祸必诛》、《张勋通电滇事罪状昭著惟有分道南征声罪致讨直捣昆明》、《陆荣廷等通电滇事乱势已成非口舌所能解决请各省告知尽筹讨伐之策》、《冯国璋电各省将军等已拟就致滇电文期能和平解决我国前途庶几有济》、《李纯等通电龙建章电满纸危言是以此次出师不但征滇且须防黔》,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62~289页。

 

(40)《朱启钤等电阎锡山等请以国民代表名义电吁袁世凯早正大位以厌人望》、《阎锡山等电复朱启钤已覆电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御极》,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88~289页。

 

(41)《大典筹备处电阎锡山等法理上之皇帝早已完成登极典礼迟早无关国本》,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91~292页。

 

(42)《政事堂电各省将军等请严禁改各省为联邦以行割据之主张》,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294页。

 

(43)《阎锡山电政事堂等晋省尚无联邦谰言》,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02页。

 

(44)《唐继尧等劝袁世凯取消帝制并限时答复密电稿》(1915年1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278页。

 

(45)《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电》,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3~856页。

 

(46)韩信夫、姜克文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页。

 

(47)《刘显世为黔省宣布独立致各县属通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2,第290~292页。

 

(48)《陆荣廷通电广西独立并誓除专制之余腥重振共和之约法》,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07页。

 

(49)《统率办事处通电如将帝制撤销而滇黔仍不悛悔当为天下之公敌》,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09~310页。

 

(50)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11~316页。

 

(51)《统率办事处通电帝制既已取消党人又进一步要求元首退位请详述意见》、《冯国璋等通电已拟致广西暨滇黔电稿各一件》,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24、326~328页。

 

(52)《阎锡山电复黎元洪等陆荣廷既愿任劝告滇黔诸人当翻然悔悟》,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18页。

 

(53)《统率办事处通电蔡锷约请川境及湘西军队停战一月以便协商》、《阎锡山电孔庚等蔡锷约请川境及湘西军队停战一月以便协商》,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33、334页。

 

(54)《阎锡山函复陆建章秦晋唇齿相依承以亲仁善邻相期金石之言永铭座右》,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30页。

 

(55)《阎锡山电复冯国璋等赞同所拟力息纷争办法即请主拟电文领衔入告》,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41页。

 

(56)《阎锡山电王占元等询以冯国璋所拟和议提前办法应如何主张》、《王占元电阎锡山元首退位关系国家安危无论如何惟有一致拥卫》,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53、354页。

 

(57)《阎锡山电复冯国璋有电筹拟妥善办法即请将所拟条件迅予电示》,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56页。

 

(58)《段冯主张之互异》,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13日,第2版。

 

(59)《冯国璋等提出留袁讲和大纲八条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2,第451页。

 

(60)陶菊隐:《北洋军阀时期史话》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5~216页。

 

(61)《阎锡山电复张勋等委派本署秘书崔廷献为全权代表如期赴宁与会》,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87页。

 

(62)《阎锡山电复段祺瑞已商同金永妥选议员三人如限赴都以备开议》,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396页。

 

(63)《崔廷献电阎锡山第二次会宣布晋省保持地方治安服从南京会议》,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403页。

 

(64)《崔廷献电阎锡山大总统电张冯倪自愿退位嘱与各省妥筹办法善后》、《崔廷献电阎锡山南京会议讨论大总统退位问题有即退不退缓退三说》,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401~402页。

 

(65)《崔廷献电阎锡山第四次会议议决以十七省军巡名义电请南五省赴宁商议》,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409页。

 

(66)《阎锡山电复张勋等固结团体挽留元首抱定宗旨始终不移》,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410~411页。

 

(67)《山西独立预备》,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4日,第7版。

 

(68)《山西民军崛起》,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10日,第2版。

 

(69)《晋北宣布独立》,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18日,第2版。

 

(70)《山西独立之先声》,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17日,第2版。

 

(71)《将独立与新独立者》,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21日,第6版。

 

(72)《秦晋取同一态度》,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22日,第2版。

 

(73)《太原独立亦不远矣》,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24日,第2版。

 

(74)《山崩钟应之山陕》,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23日,第6版。

 

(75)《晋陕间民军之活动》,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24日,第2版。

 

(76)《山西岌岌情形》,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26日,第6版。

 

(77)《晋省独立酝酿》,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5日,第6版。

 

(78)《李素再劝阎锡山宣布独立书》,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4日,第7版。

 

(79)《跃跃欲动之西北》,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8日,第6版。

 

(80)《金永为晋人公敌》,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6日,第2版。

 

(81)《大总统宣布由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告令》(1916年6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2,第480页。

 

(82)《帝制罪魁阎锡山之秽史》,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7月5日,第3版。

 

(83)《七月六日大总统策令》,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7月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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