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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史 【字体:

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

作者: 文章来源:《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10日

摘要: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伯希和 敦煌 恽毓鼎 沈曾植 信札 公宴

 

中国“敦煌学”正式发端的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定为1909年。其系列标志性事件包括:(1)1908年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获取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于1909年在北京向王式通(1864-1931年)、董康(1867-1947年)、罗振玉(1866-1940年)、王仁俊(1866-1914年)、蒋黼(1866-1911年)、曹元忠(1865-1923年)等一批晚清学者出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使中国主流学界第一次确悉藏经洞发现之事;(2)京师学者于1909年参观伯希和搜集品过程中,拍摄、抄录了一部分敦煌文献,并于当年以目录、题跋、释录等形式加以刊布;(3)罗振玉于1909年撰写并发表有关敦煌文物的简目和简述《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篇“敦煌学”文章;(4)北京学界于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双方在席间达成今后全面摄影、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

 

但是,关于1909年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具体内容和日期,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数十年来的相关论著中,大都含糊其辞,自相矛盾,或错误表述,以讹传讹。有鉴于此,笔者试根据最近发现的恽毓鼎(1863-1918年)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写给沈曾植(1850-1922年)的一封信札,①主要围绕其中最棘手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等问题,再对相关史料做进一步的讨论。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恽毓鼎日记中显示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②提供一条补充性证据,摆脱其“孤证”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是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与恽毓鼎相关日记内容进行一次比较研究,以彰显近代名人信札在近代史研究中的特殊史料价值。文中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教正!

 

 

伯希和于1908年春、夏之际在敦煌获取藏经洞文物后,于1908年12月12日返回其工作地点法属安南河内。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离开河内,走海路前往中国,计划先在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书籍,然后再乘火车取道俄国,返回法国巴黎。伯希和乘船北上途中,途经上海,于1909年6月上旬访问了南京,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年)及其所聘美籍新政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等人,向他们透露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事。1909年6月9日,伯希和离开南京,取水路经上海、天津,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到达北京。

 

伯希和到北京后,隐居在东城东单以南的苏州胡同与八宝楼胡同交汇处附近,只出没于琉璃厂等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图书,有意识地避免接触北京政学界上层人物。但伯希和到达北京之前,清廷已于1909年6月28日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也于1909年7月23日到达驻节地天津,此后经常率其幕僚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偶与伯希和有交往。端方在京活动期间,还“以洋员福开森近年办理交涉颇资得利,因特奏请赏加二品顶戴,以示奖励”。③于是福开森也于1909年8月26日或稍前从上海来到北京,一来领赏,二来辅佐主子端方。福开森到北京后,与伯希和重聚。由于端方及其幕僚以及福开森都与北京政学界和收藏界有密切关系,伯希和在敦煌获宝并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

 

1909年9月中旬前后,清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王式通和刑部主事董康,最早侦察到伯希和在北京的行踪。当王式通和董康得知伯希和获取敦煌写本并随身携带一部分敦煌写本的消息后,请福开森出面介绍,得以拜见伯希和,参观了一部分敦煌写本,并拍摄了照片。王式通和董康拍摄一部分敦煌写本的照片,目的是以影印形式,由董康诵芬室刊布于世。当王式通和董康确认已送往巴黎的伯希和搜集品数目庞大、内容丰富后,自感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项工程,于是计划以纠集同好结社集资的方法,托伯希和返回巴黎后将全部法藏敦煌写本拍摄成当时流行的玻璃板照片,然后寄回中国交由董康诵芬室等刻书处印行。

 

为了逐步实施这项计划,董康力邀1909年8月26日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的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参与调查工作。据罗振玉晚年自述《集蓼编》记载,他和董康等人“乃以中秋晨驱车往”,④去伯希和的寓所初见伯希和。可以证明,董康带领罗振玉等人初见伯希和的时间,是1909年9月28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上午。伯希和在接待罗振玉等人的过程中,讲述了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展示了手边的一部分敦煌写本。罗振玉边听边看边记录,回家后便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在罗振玉拜访伯希和前后,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王仁俊、内阁中书曹元忠等人,以及当时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文求堂”汉籍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1879-1951年),也都专程拜访了伯希和。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首先简介了“敦煌石室”概况、藏经洞发现经过以及伯希和获取写本的过程,是最早透露藏经洞文物发现、流散历史信息的文献。随后,罗文分两部分记录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根据伯希和简目著录31项,第二部分根据亲眼所见著录12项。罗文没有署明撰写时间,但据罗氏前记中所说“昨往观,将所见及已寄回之书目,略记于左”一句话,⑤可将该文的完成时间定在罗氏拜访伯希和的次日,即1909年9月29日。

 

罗振玉在董康指点下拜访伯希和,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要目的是为王式通、董康发起的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计划而服务。因此,罗文撰成后,采取最便捷的方法,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诵芬室刊印成单行本,以便尽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诵芬室校印出版的罗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单行本一共8页,⑥是该文的第一个版本,可视为原始版本。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诵芬室本未标明刊印时间,但我们可以推知其印出日期。罗振玉拜见伯希和4天后,即1909年10月2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给《京报》主持人、学部咨议官汪康年(1860-1911年)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燉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仁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毛庆蕃)。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⑦

 

信文提到“弟有《石室书录》数纸”,肯定指他刚撰写完毕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又提到“随后印成寄奉”,说明当时罗文正在诵芬室校印中。据此可推,罗文诵芬室本的印毕时间,应在罗振玉1909年10月2日给汪康年写信后不久。

 

伯希和在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得3万册中文图书后,正准备回国之际,北京学界特意在六国饭店为伯希和举办了一次宴会。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时间、地点和参宴者,参加了公宴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有记录。他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日文月刊《燕尘》第2年第11号上,发表了记述文《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其中记录说:

 

在北京读书人的主办下,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为伯希和氏开了一个欢迎会。那一天到席的人中,有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十余名,可谓一时间名流汇萃的盛会。那一天,罗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遗憾的事。恽学士站起来向伯希和氏举杯敬酒,对于热心求学的伯希和氏的天聪厚惠表示羡望。伯希和氏则谦逊答辞道:自己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受国家派遣而来的;能获得宝物,那只是偶然的事情;现在搜集品虽然已归法国政府所有,但学问是世界共通的;因此,如有摄影誊写等方面的希望,一定答应。⑧

 

关于公宴的时间,田中庆太郎明确记录为“9月4日”。关于公宴的地点,原文作“グランドホテル”,是法语Grand Hotel(意译“大饭店”)的日语音译,系北京六国饭店的法语名称Grand K3YA13.jpg des Wagons-Lits(直译为“卧铺车厢公司大饭店”)的简称,确指六国饭店无疑。六国饭店初建于1900年,再建于1905年,位于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的原太仆寺旧址,主要是供各国驻华人员、清朝达官贵人住宿、餐饮、娱乐的聚会场所。关于公宴的参加者,田中庆太郎提到“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十余名”,罗列了其中9人的姓氏、官职或名号。

 

田中庆太郎罗列的9人参宴者,身份很容易查明。“宝侍郎”指时任学部右侍郎的宝熙(1868-1931年),“刘少卿”指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的刘廷琛(1868-1932年),“徐祭酒”指时任学部国子丞的徐坊(1864-1916年),“柯经科监督”指时任京师大学堂经科代理总监督兼典礼院学士的柯劭忞(1850-1933年),“恽学士”指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江参事”指时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的江瀚(1857-1935年),“吴寅臣”即时任内阁中书的吴昌绶(号寅臣,1868-1924年),蒋伯斧即时任学部咨议官京兼师大学堂音韵教习的蒋黼(号伯斧),“董比部”指时任刑部主事的董康。除指名道姓列官衔的这9人外,还可以轻易推知两名公宴参加者的姓名。伯希和作为主宾参加公宴,自不待言。田中庆太郎肯定也参加了公宴,否则不会详细记录下公宴的细节。这样,可以确知11名参宴者的姓名,这已符合田中庆太郎的“十余名”之说。田中庆太郎的记录中说:“那一天罗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遗憾的事”,明确将罗振玉排除在公宴参宴者行列之外。

 

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他的帮助,以影印出版法藏敦煌文献。据伯希和本人于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索邦梯形大讲堂发表的演说《在亚洲高地的三年》中所说:

 

北京的饱学之士们也接二连三地来到我的住处,为的是检查和拍摄我的旅伴们没有随身带走的那几件东西。最后,他们为我举办了一次宴会,并且还组织了一个协会(association),目的是将我们的典籍中最重要的部分翻拍成照片复制件,然后用一大套丛书的形式刊印出来。他们还要求我居中斡旋,为的是让人们在巴黎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这完全是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的最起码的事情。⑨

 

可以肯定,公宴参会者曾在席间告诉伯希和说,他们为了醵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写本,已经成立了一个类似民间结社的协会。为了请伯希和将来在提供敦煌写本照片等方面给与帮助,这帮年龄比伯希和大10—28岁的北京饱学之士们,在30岁出头的伯希和面前毕恭毕敬,极尽赞美之词。据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记载,公宴过程中,众人还推举恽毓鼎为代表,向伯希和举杯敬酒。

 

田中庆太郎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3年11月16日,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年)在京都龙谷大学发表讲演《敦煌学五十年》,将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嵌入讲演稿中。该讲演稿发表后,才使得学术界开始重视这篇日本“敦煌学”史上的第一文。⑩由于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提供了一个貌似精确的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故近来被研究者奉为至宝,反复引用。如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一文便采用此说:“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11)

 

但是,田中庆太郎记录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1909年9月4日,明显早于王式通、董康、罗振玉等人初见伯希和的时间(1909年9月28日中秋节或以前),在时间关系上明显不合理,令人疑窦丛生。为了避免矛盾,遂有学者将“9月4日”当作阴历日期看待,以求通融。如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一文中说:“大约从八月十五开始,罗振玉等就没有空闲,十多日奔走抄写,辛苦异常,以至于到了九月四日的六国饭店宴会的时候,罗振玉竟然因病不能参加了。”(12)孟文习惯以汉文数字表示阴历日期,“九月四日”与“八月十五”对应,显指阴历日期。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彻底改用阳历(公历),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写的日语文章,发表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杂志上,读者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所用日期不可能是阴历日期,必定是阳历日期。在阴历日期解释不通的情况下,只能寻找其他解决矛盾的途径。

 

 

田中庆太郎所记公宴伯希和的日期与其他史实不符,早已成为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难题。直到《恽毓鼎澄斋日记》于2004年出版,(13)才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恽毓鼎也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宴会,而且在席间还被推举为向伯希和敬酒的代表。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记中,对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整个过程记录如下:

 

酉刻,赴六国饭店,公宴法兰西人伯希和(字履中)。甘肃安西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寺,寺有石室数百。唐人谓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壁满绘佛像及造像人画像,年代相沿久矣。光绪庚子(1900年),寺僧因壁敝欲修之,凿壁而室见,藏书满中。僧不知其可贵也,稍稍流落人间。丁未(1907-1908年)冬,伯希和游历迪化府,谒将军长庚,将军示以石室书一卷,且语其事。迨过安西,州牧复赠以一卷。伯希和充东方学会长,素留意中国古学,颇悉其源流,审视所赠书,乃唐人写本也。亟诣其处,以银圆数百元购得十余箱,仅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则均囊括而去矣。尚馀残书数束,携以来京。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因得假观,并用摄影法付印。纸墨款式,定为唐迹,了无疑义。中多人间未见久佚之书。即有见者,亦较今本多异文,且完足。藏碑有石晋开运、宋太平兴国年号,疑是宋初人避西夏兵乱,凿壁以藏其书,且彩饰画像于壁,以掩其迹耳。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伯习华语,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板本,辨析真赝,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族耶?独是此书自宋至今千馀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林护存,幸而发现。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酉刻,南皮张相薨,赠太保,谥文襄。(14)

 

关于公宴的时间,恽毓鼎记录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条下,比田中庆太郎的“9月4日”说晚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关于公宴的地点,恽毓鼎日记中记录为“六国饭店”,与田中庆太郎的记录相符。关于公宴的参加者,恽毓鼎日记中记录说:“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比田中庆太郎记录的“十余名”多出十余人。

 

田中庆太郎记录了9名参宴者的名单,又暗含了主宾伯希和和记录者本人,一共有11人。而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记录说:“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不仅进一步说明了公宴组织者是王式通和董康,而且使参宴人数上升至“二十余人”。恽毓鼎日记中既然提到“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那么王式通(书衡)作为公宴组织者之一,也肯定参加了宴会。此外,王仁俊、曹元忠等最早抄录伯希和搜集品的人,应该也参加了宴会。这样,我们可以确知和推知14人的参宴者名单。恽毓鼎日记中既然说参宴者是“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说明王式通和董康于1909年10月4日晚在六国饭店为伯希和举办公宴时,邀请到会的人应该都是对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感兴趣的政学界人物。

 

罗振玉虽因病没有参加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宴会,但他撰写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诵芬室刊印单行本,应该在宴会上被散发给了每一位参宴者。主要依据如下:(1)罗文诵芬室本的首要用途,就是为有志于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人提供信息;而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的宴会,是惟一合适的首发时间和地点;(2)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涉及敦煌及伯希和敦煌考古的信息,基本上依据的都是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3)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晚参加公宴后,10月5日(八月二十二日)忙了一整天杂事,还给沈曾植写了一封信,说明“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10月6日(八月二十三日)寄出“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恽毓鼎给沈曾植附寄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必定指罗文诵芬室本8页,只有可能得自1909年10月4日公宴上。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宴会上的主要话题,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说:“伯习华语,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板本,辨析真赝,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族耶?”可知,席间谈论的主要话题,侧重于中国古籍的版本学问题,必定要涉及敦煌文献。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记日记时,表扬伯希和之外,想得更多一些。他在日记末尾处感慨道:“独是此书自宋至今千馀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林护存,幸而发现。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安西牧指主管敦煌县的甘肃省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陈苏生即时任甘肃提学使兼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前身)首任监督(校长)陈曾佑(1857-?年),与恽毓鼎同为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恽毓鼎在日记中谴责恩光是“俗吏”,更大骂陈曾佑“可耻”,也反映了他当时确实为敦煌文物外流而感到愤怒的心情。

 

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最后记录说:“酉刻,南皮张相薨,赠太保,谥文襄。”说明就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当日“酉刻”(17时至19时),晚清主管学部的军机大臣张之洞(1837-1909年)在家中病逝。

 

考虑到恽毓鼎日记的前后连贯性和完整性,笔者认为,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日期,恽毓鼎的1909年10月4日说比田中庆太郎的1909年9月4日说更可信。但恽毓鼎日记毕竟是孤证,如果能发现其他证据,那么1909年10月4日说将成为确凿无疑的定论。201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嘉兴博物馆编《函绵尺素——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往来信札》一书,(15)其中第178—179页上影印刊布的《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终于为1909年10月4日说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沈曾植,字子培,1909年时任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函绵尺素》一书影印刊布了嘉兴博物馆藏183通沈曾植往来信札,主体部分是沈曾植哲嗣沈慈护于1959年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的一批沈曾植旧藏友朋来函。恽毓鼎与沈曾植两家有世交,但两人并不经常通信。此次刊布的《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是迄今所见惟一的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因此弥足珍贵。兹根据影印照片(参见附图),先对该信释录如下(段落为引者自分):

 

子培四世叔年大人阁下:

 

久疏笺敬,实缘碌碌,无足上陈。又不愿以两纸书例尘钧目。兹有长安一大公案,不能不闻于左右。

 

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书帖数十种,寄归本国。近至都下,尚携零种数束。为王叔衡、董授经诸君子侦知,因得假观影印。廿一日,觞法客于六国饭店,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倾商之伯希和,拟醵资就巴黎印全,而运玻璃以来。且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阅为要。

 

石室之书,庚子年即发见。地方俗吏,熟视若无睹。提学之陈苏生,亦置之不问。閟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公闻之,当亦扼腕不平也。

 

南皮薨逝,不胜殄瘁之悲。初不过肝郁,中、西、东医药杂投(相国且以意增减之),遂至于此。

 

专肃,敬叩钧候万福。

 

廿二日,侄毓鼎再拜启。(16)

 

 

附图: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

 

这封信没有署明年、月份,只出现了“廿一日”公宴伯希和、“廿二日”写信这两个日期。但我们仍可轻易确定其书写日期为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

 

显而易见,《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用意,是通报伯希和在甘肃敦煌县莫高窟获取藏经洞文物的消息,并介绍北京学界于“廿一日”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的内容。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并协商以集资影印方式刊布法藏敦煌写本,历史上仅有1909年秋季的这一次,恽毓鼎参加了这次公宴活动。而根据前引恽毓鼎日记,公宴的具体时间应是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这样,《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末尾署明的写信日期“廿二日”,必定为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无疑。

 

恽毓鼎日记中,还保留下他给沈曾植写这封信的记录,也为确定《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书写时间提供了佐证。根据恽毓鼎1909年,10月6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三日)日记,他于当日“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17)结合恽毓鼎日记,可知恽毓鼎参加了“廿一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的活动后,于“廿二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给沈曾植写了一封通报信,于宣统元年八月廿三日(1909年10月6日)给沈曾植寄出了信件及附件,脉络清晰,毫无疑义。

 

 

本节试对《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将其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进行比较,以揭示该信札具有的特殊价值。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首先说:“久疏笺敬,实缘碌碌,无足上陈。又不愿以两纸书例尘钧目。兹有长安一大公案,不能不闻于左右。”这几句话表明,恽毓鼎和沈曾植之间平时很少通信。遍查《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18)等书,的确很难看到他们互通信件的记录。但因近期在北京发生伯希和携带敦煌文物来访、京师学者拜访伯希和、借阅并影印伯希和所携敦煌文献、学界公宴伯希和、双方商妥集资影印法藏敦煌文献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又促使恽毓鼎不得不给给沈曾植写信通报相关情况。

 

关于恽毓鼎给沈曾植写信的主旨,《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接着说:“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书帖数十种,寄归本国。近至都下,尚携零种数束。为王叔衡、董授经诸君子侦知,因得假观影印。”这几句话点出写信的主旨与伯希和有关,包含有以下3点主要信息:(1)伯希和在敦煌获取敦煌文物,但大都寄回法国;(2)伯希和近期在北京逗留,随身携带几件敦煌卷子;(3)王式通和董康最早获悉伯希和敦煌考古事,在北京拜访了伯希和,借阅其随身携带的几件写本,并拍摄洗印成了照片。这些信息,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所记内容大致相同,但显然不如日记详细。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时间、地点和参宴者,《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记述道:“廿一日,觞法客于六国饭店,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这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北京学界于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2)参加公宴的宾主一共有24人;(3)恽毓鼎本人参加了这次宴会。这句话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确切参宴人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中记录说参宴者有“十余名”,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记录说参宴者有“二十余人”。这两个数字固然都是大约数,但因差距很大,也使后世引用者往往不知所从。《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更进一步说明“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不仅确证恽毓鼎日记所记“二十余人”比田中庆太郎所记“十余名”更加准确,而且还提供了24人这个精确的数目。有24名参宴者,为今后进一步考定参宴者的完整名单提出了目标,限定了范围。我们既已确知和推知14名参宴者的名单,相信剩余10名参宴者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被逐渐考定出来。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宴会上的谈论内容,《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记录说:“倾商之伯希和,拟醵资就巴黎印全,而运玻璃以来。且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这两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北京学界在公宴伯希和的过程中,与伯希和商定,拟以众人集资的方式,请伯希和在巴黎将法藏敦煌文献全部拍摄成玻璃版照片,将底版寄回中国;(2)公宴过程中还商定,由学部出面给陕甘总督长庚(1843-1915年)拍电报,让长庚饬令敦煌县政府,将剩余藏经洞残卷搜集解运北京。

 

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伯希和返回法国后,能将法藏敦煌文献的玻璃板照片寄回中国,以便在中国编辑影印成书,费用由参加宴会者集资解决。关于这一目的,恽毓鼎日记中没有明记,而《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说得很清楚,体现了该信札的又一重要价值。而信文中提到的“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一事,可从另一个角度,为学部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给陕甘总督府拍发《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提供背景材料。

 

以往学界谈论学部《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多将此功完全归于罗振玉。毋庸置疑,罗振玉在促成学部拍发这份电报方面,确实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时,罗振玉并没有参宴,而席间仍做出“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的决定,这也应被视作促成学部致电陕甘总督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学部主管高层,包括“管理事务张之洞、尚书荣庆、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左丞乔树柟、右丞孟庆荣、左参议林灏深、右参议戴展诚、国子丞徐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19)管部大臣张之洞年老多病,管部不管事,且行将就木,就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同时“酉刻”在家中去世。(20)学部尚书荣庆(1859-1916年)因患中风,长期请病假。学部左侍郎严修(1860-1929年)、右侍郎宝熙因于1909年8月13日带领本衙门司员引见时奏对多言而受到罚俸处分,此后严修请病假3个月,宝熙消极对待公务。学部左丞乔树楠(1850-1917年)是真正暂管学部日常部务的人,但因烟瘾甚重,常因戒烟而请假。1909年7月30日《民呼日报》发表《老大病夫国之现象》一文,描述此时的学部情形时说:“学部荣中堂因患中风,久病不愈。近则张中堂患病,宝侍郎亦患病,乔左丞亦因戒烟请假。学部堂上为之一空。而各种公事,均为之停顿。”(21)但在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时,至少有3名学部高官,即右侍郎宝熙、国子丞徐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竟然都参加了公宴伯希和的活动。公宴席间做出学部给陕甘总督府拍发电报的决定,值得重视,也是《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提供的又一重要信息。罗振玉虽没有参加公宴,但他在此前已向乔树楠提出给陕甘总督府发电的申请,并拟写好电文草稿,再由乔树楠请示上峰宝熙拍板后实施。学部给陕甘总督拍发电报的日期,与恽毓鼎给沈曾植写信的日期相同,都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次日,可证《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所说属实。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还说:“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阅为要。”这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恽毓鼎给沈曾植随信附寄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诵芬室刊印单行本;(2)恽毓鼎请沈曾植阅读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后,再转交给“季申家兄”同阅。“季申家兄”指恽毓鼎的堂兄恽毓龄(1857-1936年)。恽毓龄,字季申,1908年以安徽补用道署理安庆府知府,系沈曾植在安徽官场上的亲信。恽毓鼎于1909年10月6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寄出“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附寄物指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诵芬室刊印单行本8页。恽毓鼎给沈曾植附寄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目的无非是想引起沈曾植对集资刊印法藏敦煌写本的兴趣。也许出于同一目的,恽毓鼎请沈曾植在看完附寄罗文后,再交给他堂兄恽毓龄阅览。

 

至于恽毓鼎后来是否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交给恽毓龄同阅,我们尚不得而知。1909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间(宣统元年十月),曾在广东任知府的莫棠(?-1929年)于广州广雅书局用活字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排印成《敦煌石室记》,(22)他在后记中提到:“右《敦煌石室记》,罗君振玉撰。予从布政沈公请观,再付活印,以播异闻。……时宣统改元十月,独山莫棠识于广雅书局。”(23)他在翻刻活印本时直接依据“布政沈公”(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手中的罗文,肯定指恽毓鼎于1909年10月5日给沈曾植写信时附寄的罗文诵芬室校印8页单行本。如此看来,恽毓鼎寄给沈曾植的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诵芬室单行本,被莫棠翻印前一直保存在沈曾植手中。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还评论说:“石室之书,庚子年即发见。地方俗吏,熟视若无睹。提学之陈苏生,亦置之不问。閟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公闻之,当亦扼腕不平也。”这几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恽毓鼎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熟知敦煌藏经洞发现于庚子年(1900年);(2)不论是以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为代表的地方俗吏,还是以甘肃提学使陈曾佑为代表的一省文化主管官员,都没有尽到守护藏经洞文物的职责,致使文物外流,恽毓鼎对此感到愤恨不已,也相信沈曾植会有同感。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已经对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感叹过:“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他在给沈曾植写信时,再次大发感慨,可知他的愤怒之情发自内心。再联想起罗振玉于1909年10月2日致汪康年信中所说:“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燉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24)可以感受到,当年恽毓鼎、罗振玉等在面对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时,受到的刺激是何等强烈。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最后一句话是:“南皮薨逝,不胜殄瘁之悲。初不过肝郁,中、西、东医药杂投(相国且以意增减之),遂至于此。”这句话虽与本文主题无关,但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对于张之洞去世消息的记载相对照,可进一步确证该信写于1909年10月5日。

 

总之,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札》虽然很短,但在中国“敦煌学”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主要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1)该信进一步确证,恽毓鼎日记中记录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是正确的,田中庆太郎的1909年9月4日说应被彻底摈弃;(2)该信首次披露,参加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活动的主宾一共有24人,为今后进一步考定参宴者名单提出了目标,限定了范围;(3)该信明确记载,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目的是与伯希和商量,以集资的方式将法藏敦煌文献全部拍摄成玻璃底版,运回中国,影印刊布;(4)该信透露,公宴过程中商定由学部出面给陕甘总督府拍发电报,将剩余藏经洞残卷解运到北京;(5)该信显示,在王式通、董康等人组织北京学界集资拍摄、刊印法藏敦煌文献的过程中,恽毓鼎等积极分子曾以写信方式向外界发布信息,附寄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设法扩大阅读面,其目的应该是吸引更多同好者关注此事。具有这几点价值,该信已不失为中国“敦煌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作者简介】王冀青(1961-),男,陕西合阳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考古学史研究,甘肃 兰州 730020

 

注释:

 

①《恽毓鼎致沈曾植札》,嘉兴博物馆编《函绵尺素——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往来信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2月,第178-179页。

 

②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记,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2册,第453-454页。

 

③《为端为政之洋员得意》,《民呼日报》,1909年7月29日,第4版。

 

④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6页。

 

⑤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1909年11月7日,杂纂,第42页。

 

⑥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北京:诵芬室,1909年10月,第1-8页。

 

⑦1909年10月2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罗振玉致汪康年信,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册,1987年5月,罗振玉来函23,第3169-3170页。

 

⑧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の典籍」,『燕尘』,第2年第11号,总第23号,1909年11月1日,第13页。

 

⑨Paul Pelliot, ‘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 Conférence de M. Paul Pelliot au Grand K3YA15.jpg de la Sorbonne, le 10 Décembre 1909',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K3YA14.jpg, Janvier, 1910, p. 16.

 

⑩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东京:株式会社二玄社,1960年5月,第9-12页。

 

(11)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8页。

 

(12)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7页。

 

(13)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第1-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14)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453-454页。

 

(15)嘉兴博物馆编《函绵尺素——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往来信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2月。

 

(16)恽毓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致沈曾植信,嘉兴博物馆编《函绵尺素》,第178-179页。

 

(17)恽毓鼎1909年10月6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454页。

 

(18)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

 

(19)《宣统元年七月职官表》(京官),《东方杂志》,第6年第9期,1909年10月8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行,各表,第43页。

 

(20)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454页。

 

(21)《老大病夫国之现象》,《民呼日报》,第77号,1909年7月30日(己酉年六月十四日),新闻,第2页。

 

(22)罗振玉《敦煌石室记》,广州:广雅书局,1909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宣统元年十月),第1-7页。

 

(23)莫棠《罗振玉〈敦煌石室记〉后记》,罗振玉:《敦煌石室记》,第7页。

 

(24)1909年10月2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罗振玉致汪康年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罗振玉来函23,第3169-3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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