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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我的命运,我做主!(上)

作者: 文章来源:《名作欣赏》2014年13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07月22日

当我写下这一题目时,不免自嘲,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你能为自己做主吗?不,不能!既然不能又何以有这样的命题?不能,并非没有这一追求,不过这一追求沉睡了大半辈子,直到中年才有所醒悟。

 

心态的发展往往会物极必反,就像《牛虻》中的亚瑟一样,把蒙泰里尼当作天神一样崇拜,匍匐在天主的脚下,可一旦发现这最高的信仰竟然是虚构的幻影,那亚瑟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然而我不是亚瑟,不会把责难诿于一人,而是找回失落的自己,以本真之心记下寻找自我的历程。

 

我们这代人的感受,是年轻一代难以理解的。那使个性泯灭的记忆早已被社会淡忘,可它确实伴随我成长,那里有我的欢乐、痛苦、失落和追求。这是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情怀,也正是这原因,写下这回忆以志不忘。

 

带着原罪降生

 

我出生在1935 年,按十二生肖排列,这一年是猪年。属猪的当有千千万,可不幸的是我生在清晨,这是杀猪的时间,所以从小就被告知,属猪而又在被宰杀的时刻降生,命不吉,茫茫中似乎警示我,吉人自有天相,不吉人没有天相,只能靠自己。就这样,从人生一开始似乎就有了不靠天意识的萌芽。

 

妈妈为了化解这一不吉,在我出生后,就在后院的枯井旁,种了一束十姊妹。它虽属蔷薇科,却没有蔷薇那样的娇丽,更没有牡丹和玫瑰的华贵。小小的,只要有一颗花蕾出头,就有一串串相随,由于它们都在同一枝头结伴生长,本来显得单薄的小花,就合成一团蓬勃茂盛的花簇,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送给它一个美称:十姊妹。

 

在我出生时种上它,意思是非常明显的,祈愿我像十姊妹一样茁壮成长,然而,这是一个不能向家人宣示的秘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一个女婴的出生,不被当作累赘就不错了,更何况在我出生前不久,有个哥哥不到一岁就已夭折。祖父母企盼第二个还是男孩,可偏偏生了我,无奈地接受了,却希望带出一个男孩来,因此给我起了一个乳名“网弟”,似乎只为网罗弟弟才来到人间,这大约就是我出生的价值,这种情况又哪能容得姊姊妹妹结伴而来哩!

 

可我对十姊妹却情有独钟,从我懂事起就对它百般呵护,施肥浇水自不在话下。记得有一次在瓢泼大雨中,我不管不顾地撑着伞,为它们挡风遮雨,淋得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我搬出了老家,每逢花开花落的季节,总是惦念它的盛衰枯荣,再怎样忙,也要匆匆去看上一眼,而且常常有一种远离的歉疚。

 

从上大学离开家乡后,那里经历了沧海桑田,老宅早已无影无踪,当我阔别二十年再到旧地重游时,最要寻访的是那株十姊妹,即使它已不在人间,我也要看看培育它的那方热土。然而,人事依旧,风光全非,连方位都难以辨认,又哪能再找到它立足的方寸之地?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来到北京后有次到郊区小憩,一天清晨沿着丛林小道漫步,蓦然见到不远的高坡上矗立着一座黄绿色的屏障,迎着朝阳,犹如披金挂银,光彩夺目。近前一看,原来是围着土墙绕生着成百上千株十姊妹,昂首挺胸,蜿蜒几十米。令人吃惊的是,这在南方不起眼的小花,在北方竟然这样枝强叶壮,攀缘而长,结成坚实的长臂。虽然花期已过,姹紫嫣红都已黯然失色,枯黄染上了枝头,但是那临风袅袅的姊姊妹妹,依然纵横交错,成群结队,相拥相随。也许它很快就要跌落尘土,归隐大地,在这濒临凋零之际,犹以当日的风姿,一展生命的余晖。

 

在万花丛中它只是不起眼的草根,我也从未期望它有如此的辉煌。然而只要是花,不论贵贱都会绽放,也许是妈妈给我播下的这点情愫,使我在少年的艰难岁月中,心里也怀有点点亮色。

 

然而,这亮色在我的童年时代太黯淡了。从我记事起,父母不和,父亲是个浪荡的富家子,另有新欢,弃家而去,这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逼得我母亲两度自杀,两次都是被我发现,又哭又喊救了妈妈。一个九岁的小孩,眼见家庭败落,妈妈走上绝路,那种惊恐,撕心裂肺。爸爸走了,没了生活来源,妈妈受此刺激难以操持家务,那时我才小学三四年级,向父亲讨生活费就落在我的身上,弟妹们有些事也要我张罗,就这样,一个弱小的肩膀撑起一个破碎的家。有时无奈地想,我是上辈子欠了父母的债,这辈子是还债来的,有时下大雨,在雨中狂奔以宣泄心头的郁闷,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得到吴校长的帮忙,给我母亲介绍了一份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我们这才有了生活来源。吴校长是我的大恩人,多年来我就想找到他,他还能记住我吗?作为一校之长,谁会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记住一名低年级的学生?何况他任职不长,又从来没有教过我,可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这样渴望为的是表达母亲临终前的愿望。

 

几十年过去了,这已是遥远的记忆。1959 年夏天,我守着弥留之际的母亲,度过人生最难诀别的时刻,又不得不克制悲痛,抚慰母亲对人世最后的眷恋,有多少舍不下的情怀、割不断的牵挂?不意,母亲对我最后的嘱告是:“代我谢谢吴校长⋯⋯”这轻轻的一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吴校长解放初就任镇江中学校长时,我刚刚跨进中学。失业的母亲抚育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子女,实在是太艰难了,我是长女,不能不分挑生活的重担,寻找生计,虽然我那么渴望求学。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师传来了吴校长的决定,给我最高的助学金,介绍我母亲就业,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复学。喜讯来得那么突然,当我重新走向学校时,好像是走进梦中。就这样我顺利地读完中学,上了大学。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吴校长,虽然她从未见过他。吴校长哩,早已调任了。对于向个人道谢,我又不太放在心上,那时候的思想就这样,把一切关心和爱护都归之于组织的恩惠,用这最高的抽象,涵盖个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那自然也容易把个人淡忘。事过多年了,母亲久久不能释怀,终于成为终生的遗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再次对我嘱告,又怎能不使我刻骨铭心哩!吴校长,你在哪里?风云变幻的年代,几经周折的调动,又在哪里留下你的踪影?我苦苦寻求而不得,时间已使我从青年进入中年。

 

20 世纪70 年代末拨乱反正后,史学界第一次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出乎意料的是,在与会者的名单上写着“吴静渊”三个字,是他?难道是他?江苏师范学院的教授,镇江中学当年的校长,如今成为我的同行?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即循着房号,一脚跨进了门,屋内坐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大约是我这不速之客的莽撞,他蓦然回首,清瘦的面庞和我打了个照面,这不是吴校长吗?正是他,我奔上去,一把抓着他的手说:“谢谢您,吴校长,我母亲谢谢你。”当我说明来由后,他依稀记起说:“你姓刘,是个好学生,对好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上学。”就因为这简简单单的一个信念,亲爱的老师,你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处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谢谢您,吴校长!”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抬起头时,看到站在一旁的赵俪生教授眼中闪着泪花。

 

在这之后不几年,吴校长谢世,哀痛之余又不禁轻轻地嘘了口气,上天给了我不期而遇的机缘,终于在他生前表达了铭谢的心迹。如今我也进入老境,回首往事,吴校长在我心目中是一座圣洁的灵碑,在天国永享桃李的芬芳!

 

感谢贫穷

 

20 世纪50 年代初,我母亲在农村小学就业,那时的农村教师兼当农村干部使唤,从早忙到晚。为了让母亲全心投入工作,我决定让三个弟妹留在镇江由我照顾。小妹才三岁,她有口含乳头睡觉的习惯,妈妈工作在外地,为了哄妹妹入睡,我只得让妹妹含着我刚发育不久的乳头睡觉。母亲工资每月二十四元,寄十四元给我,我在校有八元奖学金,一共二十二元,这就是我们四人的生活费,很艰难,但经常遇到好心人的帮助,这些我都一一铭记在心。有些细节永远不忘,在班级里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我喜欢物理( 后来考上复旦大学物理系),每次物理考卷发下来,我都是高分,发卷子的课代表每次都高喊分数,高高兴兴地交到我手里。有一次他悄悄塞给我,一言不吭。我一看原来是不及格,那是因为我妹妹生病而荒废了几天学业。成绩掉下来,这是从未有的事,我本人并未在意,但他故意不声张,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也有不及格的时候,如此殷殷关照,使我对他有永远的感念。我没有自来水笔,每次上课记笔记都拿着墨盒醮水,有时墨水泼出来,就会洒一纸墨迹,有位同学悄没声息地在我书包里放了一支钢笔。冬天时有的同学发现我穿得单薄,立即给我送来棉衣。我的好友任琦每月省下她的伙食费补贴我的家用。家庭无情,同学却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回到家愁吃愁穿,一到学校就精神焕发,我喜欢学校、喜欢同学、喜欢老师。可以说,我是在友情的滋润中成长,这是我热爱生活的源头活水。

 

对于弟妹我有超乎手足的情谊,中学时我是班级中唯一的走读生,为的是回家照顾弟妹。每天放学回家要走十多里路才能从郊区走到市区,常常是摸黑才到家,小妹妹早早就在大门口等着我。有一次严冬大雪,回来晚了,快到家时远远看到台阶上有一个小黑影蜷伏在门口,上去一看,原来是小妹等我久了,坐在门槛上打瞌睡。我上去一把抱起她,眼泪直往下流,这是我永远不忘的记忆。再怎样苦我也心甘情愿,从不怨天尤人,而且有一份肩负养育弟妹重任的自豪,因为有这情谊让我一直保持较好的心态。

 

2005 年文化史研究室为祝贺我七十岁的生日,召开了座谈会,我的答谢词是《感谢贫穷》,这使很多人感到意外,但却是我的由衷之言。贫穷带给我艰难的生活,却赋予我以智慧,从中学、大学到工作,朋友们经常称赞我聪明、脑子反应快。可我自忖不过是智力平平之人,为什么能赢得这一口碑?是训练!我上高中时没有钱买课本,上了三年学,没有书本,怎样去复习考试呢?靠听讲,下课后用一两分钟回忆,在这短短时间里迅速综合、概括要领,放学后追记,天天不误,考试时就靠这笔记复习。现在看来这是对思维最好的训练,当初是受到贫穷的逼迫,不得不如此,客观上却促使了思想能力的增长。

 

贫穷也加深了我们兄弟姐妹同舟共济的亲情,在大学时我曾经为五元钱感动和内疚。那时我是一个贫寒的学生,一进校门,从伙食、棉衣到被褥全都仰仗公费,每月还有三元的零用钱。这三元,一天一大毛,什么肥皂、牙膏、墨水、纸笔和手纸全都由这里开销,虽然紧巴巴的,也全部都能应付。这三元是我必不可少的花销,对我的家庭更是一个为数不算小的款项。我家中母亲和弟妹比我更困难,学校供给我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二元,而他们四口人,只有二十四元的收入,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全都靠这微薄的工资,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为此我把属于我的三元钱省了又省,每月把支出控制在两元之内,就这样一月一元,到学期末竟然积攒下五元钱。这正好够我回乡探亲的往返路费,我多么盼望见到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幼小而又懂事的弟妹,所以回家过春节是我企盼已久的愿望。可是临到放假时我却犹豫了,由于家中衣食不周,弟妹们的衣服是破了补、补了破,一想到大冷天弟妹们鞋子还张着口,心里就一阵心疼。这五元可以给他们每人添一双鞋子,我默默计算,只要我不回家,省下的路费可以给弟妹们买双新鞋子。就这样我毫不迟疑地寄出了这笔钱,心安理得地留在了学校。

 

使我意想不到的是,钱又被退了回来,还附了一封短信,是弟弟的笔迹,大意说,他们不需要我的钱,夏天可以打赤脚,说我生活在大城市,应该穿得好一些,还是给我添一件衣服。又说母亲太盼望我回家了,连做梦也念着我的名字,听说我不回来了发愣了大半天。见到这封信已过了春节,家是回不去了,一丝惋惜掠过了心头,但过了今年还有明年,想想也没有太多的遗憾。

 

可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母亲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当我得知她患了不治之症时才猛然醒悟,为什么她那样看重我春节回家,这种团聚对她来说,也许是误了今年就没有来年了。时间对她来说是那么珍贵,在有限的时间与子女相守是她最大的心愿,尤其在万家团圆的春节,缺了我这长女,她能高兴吗?这一切都被我轻而易举地抹杀了。我只想到她需要钱,怎么就没有想到她对人世的最后渴望,是情而不是钱!钱算得了什么,今天没有的,明天可再来,可这世界上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母女情,尤其是母亲最后企盼的团聚却永远失去了。我是不是太看重钱了?这个自责从我母亲去世后,愈来愈强烈,终至成为我心中难以弥补的愧疚。现在我们兄弟姐妹都已进入晚年,这一辈子血浓于水,情更浓于血,彼此间有难相助、有利相让,都源于青少年时期患难与共的亲情。

 

作 者: 刘志琴,江苏省镇江市人,1935年生,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专长明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著有《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服饰通史·民国篇》《中国饮食史(明清卷)》以及《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千古文章未尽才》等文集,另主编丛书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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