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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我的命运,我做主!(下)

作者: 文章来源:《名作欣赏》2014年第19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08月26日

不拘一格求真知

 

文化热起自20 世纪80 年代初,当时领导决定,在本所创立文化史研究室,并由丁守和与我负责组建。在这以前,全国还没有一个专事文化史研究的机构,也没有一家高校开讲文化史课程。成立后即与复旦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合作召开建国以来第一届文化史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主编即是丁守和先生,我作为研究室的副主任,也全力投入这一工作。

 

这沉寂多年的文化史的重新崛起,引起很多思索。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为了在文化热的大潮中发展自己的特色,我们研究室确立了以社会文化史作为主攻方向,这是在文化史社会史之间萌生的交叉学科,它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在此期间我们主持撰写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作为引领项目。

 

应该说的是,有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是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二是百姓日用之学是传统文化的经典之教。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于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的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回到20 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台阶。

 

新台阶,使研究者更上一层楼。生活是个广阔的视野,它涵盖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会制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即从神说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的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由此失去神圣光环,却大踏步地走上社会化。

 

这对研究者来说未必不是幸事,因为随着研究对象的下移,会带来新气象、新问题和新思考。例如对鸦片的社会文化研究,别有一种视角。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只在中国酿成社会公害?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不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的角度,却发现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有两个论点破解这一问题。一是鸦片在中国经历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变化,促使中国人吸毒成瘾的是烟枪的发明,使苦涩的鸦片转化为香甜烟气,引人上瘾,这不是外人而是国人的创造。二是促使吸毒成为国害的是国产烟的种植。中国本不产鸦片,进口价格高昂,只能在少数富豪中传播,可当政的李鸿章等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国人自己赚,提倡在本土种植,这一主张甚至得到一度主张禁烟者的认同。到清末,国产烟的产量已是进口烟的四倍,因为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种植,有好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成为农民脱贫的方式。由于土产烟是自产、自销、自吸,吸毒者普及到农民,造成民族的大灾难,这是貌似爱国的祸国行为,是民族的自残。揭示这一现象,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前提。

 

由于视角不一样,可以发现新资料,如在清史笔记中发现有妇女告丈夫婚内强奸的案例,这是现代意识,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太稀罕了。但这是孤证,有人认为清人笔记不可信。然而即使查不实,身处三百年前的人能臆造出这一事例,不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吗?这虽是个案,但只要是当时人的言说,就代表一种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动,也是一种趋向。社会文化史就要发掘这类不为人注意的日常行为,窥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再如明清时代徽州一地所立的节妇烈女的牌坊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六万五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明清流行歌曲吴歌中却暴露出另一种景象。在清代文人冯梦龙所搜集的时调中有一首《偷》说的是:“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还有首《小尼姑》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此外,还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都是此意。

 

这些在正史中绝对见不到的呼声,却活跃在民间社会。那种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韪,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些问题并不局限在生活的表象,有的触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20 世纪60 年代出土的明代话本《花关索出身传》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杀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来胡生下儿子叫花关索,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到荆州寻父,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这样一个有悖纲常伦理的故事,竟然编成剧本,有说有唱,在民间流传,还成为墓穴中的殉葬品。这在以孝治国的明代,几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的另一种存在,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蕴藏在民风民俗中的大量资料足以说明在正史以外,还有另类历史的存在,是真正属于平民的历史。

 

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

 

21 世纪的到来,大众文化的勃兴,使传统史学面临转向的新机遇,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中国发掘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充实或改写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对此我写了四篇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公众人物与思想史研究》《从生活领域拓展中国思想史的新资源》《礼俗互动是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礼俗文化的再研究》。

 

公众人物虽是现代词汇,但在古代也有这现象。20 世纪初钱玄同给胡适的信中就指出,明清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关羽)。有些社会下层的“愚夫”,可能不知道孔夫子,却没有不知道关老爷的。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一百五十卷,就列出评关羽的课题,这曾经引发争议。

 

何为封建社会的公众人物?就是社会上层、下层都推崇的历史人物,这有两类,一是清官,一是义士,这样的人物有他的永久性和神圣性。关公、包拯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约定俗成的符号,具有全民性。古代中国崇尚礼治,以礼代法是普遍现象。礼治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清官为民请命,反对权贵的法外特权而受到民众的推崇。清官虽是理想化的政治,但是百姓永远需要这一形象,包括今天,清官剧也特别受到欢迎,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受冤的百姓投诉无门,只能仰仗心目中的英雄来伸张正义,如果是法制社会,清官的作用就会自然降低。义士打抱不平的侠义行为,为民除害,一吐胸中的怨气,也是百姓需要的一种宣泄。底层民众的思想与主流思想有所不同。关羽虽然不是思想家,但已成为思想符号,很多东西并非是他本身所具有,是社会赋予他的附加值,为什么会有这附加值,理当是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孔子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学术界素有真孔子和假孔子一说,真孔子是春秋时代的孔子,假孔子则是明清时代的孔子。假孔子可以研究,假关羽为什么不能研究?国外思想史也把《伊利亚特》《奥德赛》这种半真半假的神话传说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们代表了社会思潮,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把公众人物引入思想史,是要研究“关羽现象”。“包公崇拜”从明清以来到现在依然存在,延续千年而不衰,研究者岂能对这活的思想无动于衷?

 

综观已有的思想史著述,大多是观念的发展史,或者是思想家的思想史,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人们对这一类型的思想史所形成的一套框架,以唯心与唯物、革新与保守的两分法,和一些范畴如义和利、道和器、有和无、善和恶等来界定研究内容,提出一些有待改善的意见。毫无疑问,这一写法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但它作为形而上的观念,经过高度抽象,已经舍弃许多生动活泼的事象,而忽视非文本的思想资料更是观念研究中的普遍倾向;从这一思想家到另一思想家,注重的是师承源流,点的移动,以点点相连的格局构成一部思想史,是线型的思想史。而思想的运行又最富有灵气,任何思想都具有发散性,既有八面来风的影响,又有上下前后左右的互动关系,这是不以思想家的意志为转移的立体性网络,思想一旦进入社会,这种网络就存在,并发生种种效应。所以思想观念的发展史,是单行道,有其主导性的地位,却不足以反映社会思想的全貌。

 

思想史本是人文遗产的精粹,但是人文遗产并不限于文本的观念,还有大量的非文本资源没有得到充分使用,这在中国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所以,用这一主题审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社会生活中去发掘新的资源,才能全方位地反映中国人的思想历程,这也是思想史更上层楼的重要路向。

 

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因此我提出“世俗理性”的概念,来概括士大夫教化民众的理念,把精英文化推向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精英思想社会化。

 

我曾与李泽厚先生交换过看法。他认为“生活是个本源”;我说,你从哲学方面提出问题,我要从历史方面去说明。在20 世纪80 年代我撰写《晚明城市风尚变迁》,就着眼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生活的更新,促使伦理道德变迁、人情风貌改观。这是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命题,也是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可以解释许多历史问题。比如说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为什么这么长? 一般都从经济、地理环境方面去解释,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贯到底,融入民众生活方式,主导俗的发展,致使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的契合,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凝聚力,这是礼俗社会的一大特色。它是通过什么渠道,怎样广布全社会?中国士大夫是如何建立教化民众的使命感?历史学家应该去认识这些历史问题,解释了这些问题会有很多智慧。解释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有时也会错解,但这都不妨碍以科学的精神去探索,用一种真实、无误的知识去说明。

 

有人问我是否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我倒要问,为什么有些新看法一定是来自外国呢? 我恰恰是从本土出发得出的结论,要说与外国有相似之处,那只能说是历史的普世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资源非常丰富,只要有一种开放的思想,把眼睛向下看,我们也会形成自己的学派。我国的礼俗文化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念。研究工作不只是接受外来的影响,也可以以本土特色影响世界。在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给自己题了一则座右铭:“坐集千古之智,以善取为乐;不法前人后尘,辟蹊径求知。”反思既往,我是向这方向努力了。

 

应对史学功能的变化

 

从传统到现代,史学功能已经有所变化。在古代封建社会形态中,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步入全球化时代,社会风貌大变化,过去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现在是站在世界看中国,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在静态的社会治国理政,是寻找历史依据,向后看。现在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潮起潮落,瞬息万变,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许多是前人从未经历的事件,史事也不足以应付现实的变幻。治国理政不再需要寻章摘句,而是要眼观五洲风云,耳听四海浪涛,历史的参照系降到最低点,把历史只看成为领导提供资政的参考,没有多大的用途。

 

资政的功能在大幅度地缩减,历史还有何用?历史是现实的过去,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人拥有现实,人人就离不开历史,所以历史是人生、民族、国家的记忆。人们认识历史,如同婴儿来到世界,要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不可磨灭的天然血脉。历史与现实分置在不同的时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主观的,而是由不同时空界定的,所以历史并不能拿来就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沟通要靠教育做中介,运用历史知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的思想能力。历史教育不仅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给人们以历史的启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规划未来。历史是通过启示为现实服务,这不是简单的比喻所能发挥的效用。不能把历史局限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还应该成为德育、智育、美育的内容,成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历史学应该在未来社会的智能竞争中发挥作用,研究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智力结构。

 

20 世纪90 年代我撰写《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一文,这是我亲历研究工作的由衷感受,也是对传统治史方法的审视和批评。研究所老前辈范文澜先生就主张史学家应该成为百科全书,像字典一样。我很尊重范老,但这一观点我不能同意。我以为研究能力,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主要表现为对史料的选择、辨别、判断、概括和说明的过程,这是包括记忆力、思维力、创造力和表现力的综合智能,所谓智力结构,就是这几方面的合理组合。这本是向史学杂志的投稿,可能因为触犯禁忌的顾虑,不予录用,但却被《哲学研究》1985 年第1 期刊载。发表后被钱学森先生推荐,为此《理论信息》发表了对我的专访。林甘泉先生在历史所也推荐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代表了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为什么过去不能发现?一方面有“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另一方面存在因循的传统,后人只能跟着前辈走,只是进行考证和补充。史学人才有两种:一是开拓性人才,一是建设性人才。现有的人才大量是建设性人才,但是必须有开拓性人才提出前沿性的课题。这是我借用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人才的说法,其实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史学要进行开拓,需要从自身去进行思考。

 

改革开放初,人们常谈史学危机问题,我以为危机有三种情况,资源枯竭、市场萧条、人才断层都是危机,但从史学状况来看,资源、市场都不是问题,毕业生不易就业,留不住人才倒是个问题。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研究生加起来有一千多人,这数字很大。台湾花了四十亿进行人格整合教育,从小学、中学开始,请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分别讲人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文学素养和经济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样对文科人才的需求量就非常大,毕业生可分配到中小学去,这是一个广阔的前景。

 

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历史学应该重新定位,不能像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也不能像“文革”时期的历史学,不能把历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一些学科的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史学的功能也在变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出智慧》,这是针对严中平先生20 世纪70 年代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出科学》。严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师辈,我也经常向他讨教,和他讨论学术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看法。科学是需要反复验证的,历史过往而不复有别于自然科学,是不能验证的,它属于人文学科。凡是认定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人,主要是认为史学能总结社会发展规律。规律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重复,可以预测,从而可以指导未来,所以才称为科学。但对历史来说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常常受到偶然性的挑战,使它不能按照既定的规律发展;二是科学是对未来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验证,所以才能转化为技术,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历史永远不能验证。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这是极其丰富而复杂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历史能给人智慧,这种智慧也具有普世性的规则,但你要把这规则神圣化,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就不行了。历史学无限崇拜必然性,但不能神圣化,一神圣化就绝对化了。历史事变有它的偶然性,过去习惯把偶然性看作是必然性的补充、陪衬。说历史出科学,就是由于史学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学问。但历史越发展,就越可以看出历史规则的有限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历史发展中会出现有些极为相似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可能是喜剧,再次出现很可能是悲剧或闹剧了,相似而不相同。所以,历史不是不可捕捉,但规律是有限的。必然性的重要性可以强调,但必然性不能神圣化。所以,历史最现实的作用是给人以知识和智慧,这种智慧就包括对某些规则的掌握。

 

总之,我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称史学为历史学科而非历史科学更切合实际,不过已经习惯的称呼也无妨沿用,但在专业研究工作者心目中要有限定的意义。如果明确表白的话,我以为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可能有参照性、启示性,并不一定具有指导全局的作用。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其中也要参照经验,但经验性的历史知识永远不能实验。不能重复、不能实验、不能假设的学科,何以能成为科学?

 

历史不能出科学,却能出智慧,这也就是我力图用“历史出智慧”来代替“历史出科学”的本意。智慧是一种经验性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所以,把史学作为科学,则史学亡;把史学作为智慧,则万世不竭,这是我极而言之的一种看法。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实,它不需要借助中间环节,直接从史料出发,用史实进行思考,它要求可靠而不虚妄、清楚而不含混的记录。可这些记录都是过去时代的遗留,它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有许多遗漏和讹误,史学研究首先要求真,努力修复前人遗留的历史碎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有的治史者往往用全部的心力和才智,在一字一句中穷原竟委,进行训诂、勘误和注释,所谓“语语核其指归,字字还其根据”的考据学,就是为追求史料的真实性而发展的学科专门史。

 

史学研究“求真”,也要“求解”,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这就是史学的教育功能,也是让人增长智慧之所在。秦王朝存在了十五年,可对它的研究长达两千多年,并且还在不断出新。秦始皇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世世代代都会不间断地研究下去,因为他的社会意义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认识,常解常新,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现在史学工作者要进行跨学科研究,你不跨学科,人家就会跨到你这边来,《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学泰撰写的,而这本书应是史学著作。最早研究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落后,搞历史的并没有参加,是搞自然科学的人发起的。历史研究难道不要研究物质发展史吗? 搞近代史的人不仅没有研究,甚至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游民应该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搞历史的只罗列现象,不作解释。这也与史学研究方法及人才培养有关。传统治史者往往囿于一隅,范围狭窄。跨学科是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在论述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一文中,我曾提出在史学边缘地带,会有重要发现,现代科学的发展愈来愈一体化,研究历史的也要有自然科学的意识,要注意质的变化,也要注意量的变化。历史学家要承继传统的治史经验,也要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再重复前人已说的话已不能满足现代知识的需求。古人只是“法祖”,知道祖先怎么做就可以,现代人要求更进一步理解。这就需要史学家具有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各种背景知识,才能解释历史中的为什么。

 

例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的故事,这个研究很有价值。他研究出孟姜女的传说在秦始皇前就有了,被人附会在秦始皇的头上。他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厘清了孟姜女故事的由来和发展。但遗憾的是他只做了第一步,没有做第二步,亦即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附会。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王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史学界的共识,但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孟姜女,这意味着对暴政的控诉,表现了老百姓反对秦始皇的心态。这也说明民众的评价往往与史学家的评价并不相同,进一步说,这是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律背反,如果顾颉刚是个思想家的话,他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可惜他只是个学问家,有那么典型的事例,却没有提出深刻的思想。而这个问题后来由李泽厚引进康德的命题提出这一见解。我感到搞史学理论的不要自我陶醉,有很多史学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历史出智慧,应该出一些命题,有了命题就有意义。顾颉刚先生话到嘴边没有把道理说出来,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去深度思考。诸如此类的例证可以举很多。

 

史学和文学本是同根相连,息息相通。史学研究以求实为本,不同于文学创作。自古以来中国史学家就有文史兼长的传统,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但他的文章极富抑扬变化,又长于描写,把历史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历史散文体。班固的《汉书》弘丽精致,述情表意工于词章,使人久读不厌。所以说:“虽云灵府生智慧,要且功夫在笔端。”遗憾的是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不太重视文学修养,本来是有声有色的历史,却写得枯燥无味,所以甭怪读者,我如果不是研究所需,也不愿读那些干瘪的文章。

 

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小说、历史剧、学者散文成为热门,虽然这是文学创作,但由于离历史最近,史学家最有条件捷足先登,但却迟迟无人问津。而从事文学的由于写历史小说,一举成名引起轰动的文学家,进而打入史学界的却不乏其人,老有姚雪垠,少有凌力,以写草原著名的张承志成为元史专家翁独健的研究生。相形之下,史学家能进入作家行列的极为罕见,这不该是史学家应有的风格,前辈史家郭沫若又是著名的诗人、作家,翦伯赞的一手散文也令人叫绝,就是范文澜在延安撰写的《中国通史》也能引人入胜,怎么这一传统在新一辈,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工作者这里就中断了呢?

 

当然,史学研究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式,求索的过程也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学术成果的必然属性,尤其是历史,这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民族的共同记忆。史学也是人学,这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和独特经历,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事态的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它完全可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这方面我有切身的体会,多年前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说,你这文章很好,有价值。又问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说,不会超过三四十人吧。他又说,专业刊物只是给同行看,社会效益在哪里?这真是给我猛击一掌!是呀,不讲社会效益,那辛辛苦苦的研究又为什么?作为专业研究者我已觉悟太晚,信息时代正在改变传播方式,身在学术圈子里,头要伸出圈子外,新时代的史学已从治国理政的通鉴走向为民众服务,随着史学读者的平民化,史学研究者需要改变写作风格,能上能下、能雅能俗,使读者乐于接受你的研究成果,这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

 

所以我主张,史学家们要跨出专业的局限,到文学、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去驰骋,当然最能显身手的是文学。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或学者散文,如果出于史学家之手,有可能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读者从中不仅享受文学的审美情趣,也能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史学家们应该重视这种读者的需求,运用文学形式向社会传播,争得自己的读者群。

 

念念不忘的明史情结

 

多年来虽然风风火火地写了些文化史的论著,但缠绕在我心里的是明史情结,这不仅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明代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2006 年我应北京读书人VIP 俱乐部的邀请,开讲了重识明史的讲座,这也是我回归明史的一个标志,在这前后出版了《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等著作。

 

16 世纪与17 世纪之交,正是世界开始走向现代化之际,晚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已出现新的成分,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出与传统相叛离的因素,沉睡的中国不由自主地站到资本主义激流的边缘,但又没有跨出这一步而走向新世纪。在这个王朝末世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奇观异景,给今人留下了说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对我有永远的吸引力。特别是这些年,传媒和出版物中也出现了一股明史热,这就促使明史研究从书斋走向大众。

 

历史虽是遥远的记忆,但对现实不无参照作用。我在《张居正评传》中提出一个论点:“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作为评价依据的,政绩应该产生在当朝,为什么会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

 

要知道,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而立志改革,创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身为君王的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者的反扑,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能有公正的评价呢?但是张居正却是一个例外。

 

中国是政治意识非常浓厚的国家,它不仅以顽强延续的社会制度享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还以名家辈出的政治家彪炳于世。这是中国人的幸事,因为它足以有运筹帷幄的高手治国理政,使王朝绵延恒久,创造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但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不幸,每当遭遇社会危机之际,人们常常向后看,借助前人经验解决现实问题,致使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背负沉重的政治桎梏,步履维艰。

 

张居正是16 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到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的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但是张居正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得病而逝,成为历史上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是他在身后也遭遇报复,病逝后即遭弹劾,次年尽削官秩,家产籍没,兄弟和次子被流放,全家被围困,长子愤而自尽。值得思考的是,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就自发为他辩诬表冤。这里不仅有他的支持者,也有被他打击而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不止一两个,而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王安石死后,他的反对派依然追打不息,使他受谤七百年之久。而张居正身后,竟然赢得反对派的追思,这在中国改革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明史》称赞他在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梁启超评论他说:“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明代相当于宰辅级的人物多至一百六十多名,唯有张居正享有如此的荣耀,其原因就在于,当王朝走向没落之际,他是一位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家,也是历史上罕有的在生前从未被对手制胜,稳步引导改革取得成功的政治家。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这表明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作一东施效颦。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当年诽谤新政的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呢?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这给今人留下不尽的思考,史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此。

 

20 世纪60 年代,我从大学历史系毕业,原以为做一个历史学家是很轻松的事,经过四十年的坎坷,方才体会到,做一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是非常沉重的事。因为历史研究最起码的是凭事实说话、论事,这是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传统,在中外都一样,没有真实就没有史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事实是史学能否存在的生命线。可这起码的坚守太难了,且不说历史上多次有史学家因为讲真话而遭难的事,古代史学本来就是御用史学,你不为你的雇主服务,当然要被裁决,可这雇主又是政权的所有者,既可给你荣华富贵,又可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生杀予夺,全凭一人之喜怒哀乐。

 

作为史学研究,思考问题,纳入视野的,不能只有尘封已久的文史旧典,还要综览海内外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融会现代科学精神,才能更上一层楼,发现前人见所未见之处,作出自己的一得之解,这才是科研工作者快乐的源泉。

 

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漫步在闹市,是徜徉在山水之间,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我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统统诉于笔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书写生活和生命乃是我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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