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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02月02日第20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年02月02日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学术史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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