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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我对于新旧体诗写作的看法

作者: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5年6月15日第12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年06月16日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诗,特别是中国的古诗。有些诗,只读过一两遍,从未蓄意记诵,但过目不忘,一直到望八之年,垂垂老矣,居然还能够背诵若干首。这就是中国古诗的魅力所在吧!

 

不过,那时候,虽然喜欢旧诗,但自己动笔时,还是写新诗,即所谓白话诗。记得1952年考高中,无锡市统考,我居然利用语文卷的试题,写了首长诗,还得了高分。1953年,上高中二年级,生了一段时间的病,读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继而读《莱蒙托夫诗选》,也很喜欢。此后便和几位同学一起组织鲁迅文学小组。正是对诗的爱好,使我放弃了想当工程师、当数学家的理想,决定学文,当文学家,当诗人。那时候,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幻想自己在未来诗坛上将如何、如何。不仅自己写,还喜欢上了朗诵新诗。不仅在学校里,还居然有勇气在无锡市的人民大会堂演出过。195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入校,学生社团北大诗社正在发展新社员。我寄去了两首诗,一首题名《我走了,故乡》,一首题名《让我再看看你露水般的眼睛》。诗社的社长来找我,夸奖诗写得好,接受我入社,并称,诗将在新一期的《北大诗刊》上发表。我当然很高兴。

 

然而,刊物出来了,我的诗作并未发表,社长告诉我,诗经过“校团委”审查,认为感情不健康。我反复自思,觉得没有什么不健康,曾将诗拿到诗社的一次分组会上讨论,大家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健康。不过,从此我就失去了将诗作送出去发表的勇气。诗,虽然还在写着,记得写过一首长诗《关于黄河》,还曾根据宜兴的民间传说,写过叙事长诗《鸭妹花》。

 

在北大五年,读中外文学史,自然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到汉代乐府,都是认真读过的。明人张溥的《汉魏百三名家集》等也是一卷一卷读过的。不过,我当时的兴趣已经从当作家、当诗人转为研究唐诗,想找寻唐诗发展、繁荣,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高峰的原因,于是大量收罗唐人诗集,从初唐四杰一直到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的诗集,我几乎都从旧书摊上买到了,而且也几乎都读过。有一年,王力教授为我们讲授《汉语诗律学》,不过,那时已经进入“教育革命”年代,教授们,特别是有成就的名教授们都被视为“白旗”,他们的课,我们只是听听,不用考试,因此并不重视,也就没有好好学。1958年以后,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选注《近代诗选》,选录从龚自珍到柳亚子等南社诗人的诗作并注解。诗是读了不少,不过目的在于选诗、注诗,并不研究如何做诗。诗早就不写了。“大跃进”年代,号召人人写诗,我却一首诗也写不出。

 

那一时期,我之所以不写诗,原因很多,其一在于我对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反思。

 

“五四”以后,新诗流行,这种诗,打破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束缚,加强了自由度,同时,以白话、口语写作,使诗歌语言和生活语言相接近。这样,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表达新思想、新感情方面有其优越性,也产生了一些好诗,以个人所见,郭沫若、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闻捷、公刘等人,都有一些诗写得不错,我个人很喜欢。但是,像中国古典诗歌一样具有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便于记忆,便于吟诵,已经进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艺术珍品,确实不多。我至今一首白话新诗都背不出来。为何?

 

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新诗发展的忧思》,指出新诗发展中的几个“脱离”现象:一是脱离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二是脱离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在我看来,诗词创作,贵在创造意境,高度精炼,而且要有格律,有节奏,富于音乐性。这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共同特征,也是其艺术魅力之奥秘所在。“五四”以后的新诗恰恰丢掉了这两个特征,相反,过于散漫,形成了口语化、散文化的新特征,其结果是使诗的语言和一般的文学语言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结果也就使诗不成为诗,其艺术魅力也就大为减色了。

 

我恢复写诗是在1998年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之后。这里的馆员大部分能写旧体诗,我有了几位诗友,而且有一个发表旧体诗的园地《诗书画》,我忝列编委,于是,我在全力治史之余,偶尔也写点旧体诗。写旧体诗,首先碰到一个格律问题。诗缘于情,情动于中,发之于声,于是便有了诗和歌。最初的时候,诗可能并没有格律,特别是固定的格律。格律是在诗歌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使诗的语言更富于音乐美,节奏铿锵,音调和谐,但是,它又是可变的、发展的,中国的诗歌,由古体而近体,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而长短句,由诗而词,而散曲,都是格律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因此,做旧体诗,格律不可不讲。但是,诗首先必须是诗,有无诗情、诗意,能否以精炼的语言创造出鲜明、隽永的意境,即所谓诗情画意来,这是第一位的。是否符合格律,是第二位的。鉴于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思想,影响表现力量,因此,我赞成写旧体诗词时,对旧格律可以适当突破。2002年,中央文史研究馆决定出版馆员诗词集《缀英集》,我受命担任编选小组召集人。当时,我即提出,入选作品必须大体符合格律,但不以精严为准。这就是说,只要是诗,偶有破律、违律,在所不究。毛泽东的七绝《题庐山仙人洞照》有句云“乱云飞渡仍从容”,末三字均为平声,属于近体诗大忌的所谓“三平调”,但该诗仍不失为好诗、妙诗。有些作者,要求用韵必须严格以“平水韵”为准,我一向不赞成。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语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谁能说出一“东”和二“冬”之间的实际语音差别?当时属于同一韵部的字,今天读起来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出了韵了。写诗是为了给今人阅读或吟诵,不是在铸造古色古香的假古董,何必以宋元之际的语音写作?

 

2000年7月,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北京八达岭召开诗词创作座谈会,涉及诗情、诗意、诗境、诗语、诗韵等各方面的问题。我在会上作了个发言,主张百花齐放,实行古人所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喜欢格律诗的人,自可继续写格律诗;不喜欢旧格律,可以创造新格律(我在北大时的老师林庚教授就提倡过“九言体”);也可以继续写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自由诗。但是,我更提倡打破“五四”以来“新诗”与“旧诗”互相隔绝、分道扬镳的壁垒,主张新旧交融,互相吸收,取优避短,别创新声。鲁迅曾经说过:“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又曾说过:“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当时,我曾特别提倡写作“半新半旧”的“解放”诗词。我说:

 

此类作品,从古典诗词脱化而来,讲求意境,语言凝练,按照现代的北京话押韵,句子长长短短,三、四、五、六、七言夹杂,甚至句子更长一点也可以,但是,必须有节奏,有音乐性。它可以讲平仄,也可以不讲;可以有对仗,也可以没有。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古典诗歌中的“杂言体”,更类似于宋明时代的词和散曲,但不必受词谱和曲牌的严格约束。这样的“长短句”(今人或称“自度曲”),伸缩自如,变化而又整齐,自由而又有格律。朗诵可,吟咏可,入乐歌唱亦可。它既便于表现新时代、新事物、新思想,又保留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主要特点。

 

我举例说,清末的黄遵宪、民国初年的四川吴芳吉等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可惜,继起者不多,后续无人了。

 

此次中华诗词研究院出版《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每个顾问出一集,限选百首左右。我远非“诗词名家”,多年治史,诗只是偶一为之。不过,限选百首,这很有点为难。自然,新诗、近于新诗者只好一概不取,以免淆乱体例。旧体诗中,所选者也大都循规蹈矩,谨守格律,至于我自己提倡的“解放”作品,则选得少而又少,丑媳妇羞于见人也。

 

编成,回想年轻时学诗、写诗时的情景,特别是那些使自己耳根发热的“宏愿”,不禁感慨系之。

 

(本文系《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杨天石卷》自序,由作者授权刊发,标题为作者所拟。该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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