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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中共四大历史意义探析

作者: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年07月23日

摘要:中共四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本文从党的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三个方面,考察了四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关注到四大所作议决案中的三个“首次”:一是提出内涵较为丰富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作了新的阐述,在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二是将组织建设提升为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三是开启群众性政党的新阶段,对党的自身建设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关键词:大革命 中共四大 奋斗史 理论探索史 自身建设史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全党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作出新的阐述,特别是在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并将组织建设提升为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它为新的革命高潮作了政治、理论和组织准备。

 

由于当时毛泽东等人未参加会议、长期没有恢复会议原址和建设纪念馆等诸多因素,学界对四大相关档案资料挖掘和整理得偏少①,对其研究非常薄弱②,评价也偏低。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专门论述四大的某一具体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发展进程梳理得不够,对与其他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分析得也不到位。相比之下,对四大进行整体研究和评述的学术成果更是少见,且大多研究没有将四大放在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纵向的考察和分析,只简单地说,大会历史功绩在于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大会的“弱点”或“不足之处”强调较多,诸如“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③,等等。

 

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力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习近平同志2010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首次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的总结阐释,从党的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三个方面,对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作用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

 

一、四大对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推进

 

四大召开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推动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

 

(一)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

 

四大召开前,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

 

在国际上,1924年前后,世界形势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稳定。欧洲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遭到反动统治阶级镇压,暂时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在摆脱战后经济、政治危机之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而苏俄在彻底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后,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此时中国革命所处总的大环境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④,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困难;社会主义苏联的稳定,共产国际对东方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为中国革命创造了有利国际条件。

 

在国内,受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北洋军阀继续混战,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依旧深重,这进一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自救,英勇斗争。1923年6月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建立。5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开学;7月,广州沙面租界工人大罢工;7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月,商团叛乱被镇压,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11月,孙中山北上,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12月初,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隶集团的失败告终,北方政治局势发生急剧变化。12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穆辛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的转折时刻》一文,文章称:“中国的事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⑤可以说,中国革命正处于新高潮的前夜。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欧美资本制度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其目的都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中国正处于“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而这种民众运动发展得如何,“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真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⑥

 

(二)制定指导和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

 

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分别通过对于职工、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议决案。

 

关于职工运动,一大未曾涉及。二大召开时,正值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大会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主要强调工会运动中的各项根本方针。三大召开时,二七大罢工已经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大会通过的《劳动运动议决案》仅有简单的9条,主要具体提示哈尔滨、山东、广东等地劳动运动注意事项,整个“劳动运动方取守势”⑦。四大召开前,各地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再次兴起,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逐步成熟起来的党对工人运动的性质、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论认知。四大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⑧。在此基础上,四大还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并向全国特派巡行员指导职工运动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显然,与前几次党代会相比,四大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认识水平和工作方法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四大作出内容翔实的农民运动议决案。党成立之初,主要精力在于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一大和二大都没有通过专门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三大曾通过一个仅有200余字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只是简单表明,“农民生活愈加困难”,我党“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⑨,并未提出其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办法。严格来讲,这一决议案对农民运动的发展无理论阐述、无具体措施,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党代会“决议案”。随着大革命运动的逐步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被组织动员起来。一些地方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对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从1924年7月起,彭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主持的广州农讲所,为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⑩。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农民运动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

 

对于青年运动,党一贯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党的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领导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和三大又分别通过关于少年(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四大通过的议决案重申二大和三大提出的“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论断,主要针对目前青年团“仍呈第二党的形式”的倾向,强调“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大会强调学生运动的重要地位,应“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关于妇女运动,二大和三大都曾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其中二大决议案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其后,妇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一批女共产党员成为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群体意识大为增强,逐渐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四大再次通过对于妇女运动议决案,在重申中国妇女是民族革命运动重要力量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如下原则:“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大会要求,各地党部注重抓好以下工作:注意介绍女党员;设立妇女部;特别注意对妇女党员进行关于妇女运动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11)

 

(三)确立与国民党的关系

 

四大指出,二大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口号和三大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大会根据国民党改组以来形成左、中、右三派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政策:1.在国民党的工作中,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2.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全部。3.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4.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党应做公开的活动。5.今后共产党员及在我党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6.党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都要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12)这六项政策,实质上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可以说是党对国民党工作的基本方针。

 

(四)对革命运动的实际助推作用

 

四大召开后,中共中央为贯彻大会决议作了很大努力,各方面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13)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披露的一组与四大的对比数字,清楚表明了四大召开后革命事业的发展。他说:“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二百八十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九百七十二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四百二十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六十个。现有共青团员三万五千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14)四大代表李逸曾回忆说:四大是“中共一个主要从事宣传的小团体发展到专向全国广大群众运动的关键,并继之在群众斗争和现实政治中有重大表现”(15)。四大后党领导的工农青妇等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最终推动了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到来。

 

二、四大对党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化

 

从初创到四大召开,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还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还没有完整、统一的认识。党在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时,更多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甚至不少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重大决策的制定,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意见作出的。但是,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通过对革命斗争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党逐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到四大时,初步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思想观点。

 

(一)首次明确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当二大民主革命纲领和三大民主联合战线方针确定之后,如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认识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特别是明确哪个阶级处在革命领导地位的问题,就成了党面临的重要课题。

 

革命斗争实践促使党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

 

1920年中共早期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只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6)等各国共产党纲领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原则,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革命领导权问题。1922年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但仍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只笼统地说,党在目前只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17)。

 

党成立后,全力投入工人运动,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二七罢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说明工人阶级不能孤军作战,必须有强大的同盟军。其后,三大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虽然三大也警告国民党,如果它仍常持有希望“列强援助”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这样“两个错误的观念”,便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但仍公开号召“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18)。三大前后,陈独秀撰写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三大提出的观点作进一步解释,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由此可见,无论是三大宣言还是陈独秀的解释,都说明这样一个思想: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国民党。

 

随着革命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国民党内,1924年6月,右派分子邓泽如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8月至9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会,冯自由因煽动一伙人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尽管由国民党右派屡次挑起的事端被化解,但这些事实不可避免地促使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能否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产生了疑虑。

 

在共产党内,三大后,随着国共合作步伐加快,党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20),由此迟滞了党自身的发展。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决议,其中《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围绕领导权问题,明确批评了国共合作以来党内的右倾情绪,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加强对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这为随后四大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四大前,一些共产党人已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三大上,很多代表在会议讨论中涉及这一问题。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指国民运动——作者注)。”李大钊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林育南说:“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无产阶级必须领导。”(21)1923年9月,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22)。1924年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23)可以说,这些论述是后来四大正式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前奏。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国民党同军阀勾结,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24)指示送达中共领导人手中时已是7月,三大已经闭幕。但是,11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随即明确提出: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25)。

 

192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提出“国民革命论”。“按照这个理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先完成国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进行国民革命时期必须实行以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形式的国共合作。”“这个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进行中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上述精神,“本是共产国际的理论,由彭述之带回中国来的”。(26)这些都促进了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四大提出了内涵较为丰富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首先,指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目的和特性,即“世界性”与“阶级性”。大会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同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需要有“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

 

其次,分析中国社会其他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大会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才能在革命中发挥“相当的作用”;农民是革命运动的“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再次,指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总结几年来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后指出:自二七罢工以来,“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是“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

 

最后,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争取群众、团结群众。要“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特别要“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联盟”,反对共同敌人,“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27)

 

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也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28)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四大,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首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

 

四大前所未有地重视农民问题,不仅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且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主要标志。

 

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在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党成立之初,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始深入农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打倒地主豪绅,赢得了农民的支持。1922年彭湃最早在广东海丰县建立农会。1923年毛泽东在主持党的湘区委员会工作时,曾派工人到衡山发动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展过颇有声势的斗争。1923年三大召开后,党开始越来越重视农民运动,毛泽东作为中央局成员兼管农运工作。

 

尽管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自己“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但与此同时,党在二大时就意识到:“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922年11月,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进一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到三大时,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但大会始终把农民与工人并列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29)

 

应当说,党在斗争实践中,已逐渐明确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对建立工农联盟重要性的认识,也逐步趋向明朗,到四大召开时,工农联盟思想已是呼之欲出。

 

马克思和列宁阐述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同盟军思想是四大提出工农联盟问题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农民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能够争取到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0)。

 

列宁是在农民占多数的俄国领导革命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实现对于农民领导的问题。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他强调指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31)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对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赋予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32)。

 

四大高度评价并阐明了列宁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33)

 

四大提出了内涵较为丰富的工农联盟思想。

 

首先,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大会指出:农民问题“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80%,他们实际上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债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其次,指明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和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不解决农民问题,“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再次,用阶级观点分析农民中各阶层。大会指出:“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

 

最后,提出宣传组织农民和发动农民运动的具体办法。大会要求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入手,“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团结劳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尤为可贵的是,大会开始涉及土地、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等重要问题,指出:应当在农民中宣传“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组织“农民自卫军”等主张。(34)这些观点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在党代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写进了大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极其深远,表明党已开始初步探索具体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有了工农联盟,一方面就有了争取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的可能,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就有了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35)。所以说,四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意义极其重大。

 

(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内容作了新的表述

 

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前途和内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3年5月,蔡和森撰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36)。1924年12月初,陈独秀与彭述之、维经斯基等人组成四大文件起草委员会,当时争论最多的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陈独秀与彭述之意见“略同”,认为民族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维经斯基则持异议,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37)四大最终通过的议决案没有明确说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只是笼统地指明:“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38)

 

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对此,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时,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未涉及这一问题。四大对这一问题则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由“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39)。这实际上提出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条件:一是无产阶级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并掌握领导权;二是民主革命胜利时,中国国内政治条件有利于无产阶级;三是国际形势有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大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

 

四大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

 

四大对上述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化,表明党初步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轮廓。正如李维汉指出的:“‘四大’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可以说,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40)

 

三、四大对党的自身建设的开创性作用

 

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从资本主义世界有可能出现暂时稳定这一情况出发,提出共产党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半年后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41)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政治任务的完成,四大对党的自身发展等问题提出新要求,制定新举措,在党的建设史上发挥了开创性作用。

 

(一)首次将组织建设提升为“吾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

 

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出:“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到了四大,组织问题被作为党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呢?

 

显然,共产国际五大提出的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是个起因。“布尔什维克化”首先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活动的一切方面体现布尔什维克原则,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共产国际的要求固然不容忽视,但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运动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1924年5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在会上,党组织发展缓慢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以上海为例,“以前有党员56人,但现在确数只有47人”,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是“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很多“都消沉濡滞得很”。由此,会议议决案明确提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42)会后执行情况如何呢?正如四大指出的: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实行”。其中,“除开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捕”,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们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党员对之未有充分了解”。(43)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与各级负责同志及各地党员的认识水平有关,但也与该议决案本身理论上的不足有关。正如蔡和森所说: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民族革命的理论从各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和正确地订出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过程中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和关系”(44)。确实,五月扩大会议只强调党必须加强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但对党的组织问题的全部内容及其重要地位并未作出明确而充分的阐述,这必然制约党的组织工作的开展。

 

事实上,党成立之后,组织发展一直不快。全国党员人数一大时50余名,二大时195名,三大时420名,到四大时也不过994名(45)。从三大到四大一年半时间,党员人数仅增加一倍多一点。与此同时,国民党党员人数的发展却突飞猛进。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仅有党员5万多人,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已经发展成为拥有50万党员的大党。所以,四大通过的篇幅不长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特别公开批评了组织工作中的“错误”。这时,由于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而必须解决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取得和实现。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四大明确提出组织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开创了党的组织建设历程中多个第一。一是第一次成立中央组织部。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46)四大成立中央组织部后,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二是第一次确定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形式。为了强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四大对党章作了修改,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的小组改为党的支部,并将原来章程中“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四大还规定了支部的设置原则、工作任务和职责、组织制度、活动方式。四大把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这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时,对支部建设作出的具体规定,表明党开始了对支部建设理论的积极探索。三是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人、贫农和一般革命分子入党。四大要求各地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四是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四大决定,为着扩大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湖南、湖北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支部。五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党团。四大指出:“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团体的活动。”(47)四大开始重视加强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这不仅进一步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而且为今后党更有效地实施对各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作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二)首次通过关于宣传工作专项议决案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是扩大党的队伍、加快党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总是与党的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党成立之初,以极大精力领导工农群众实践斗争,相比之下,尽管做了一些宣传普及工作,但思想理论建设还未系统化、规模化。从党初创到三大召开,都未曾通过关于宣传工作的专门决议。从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执委会《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到1924年5月中执委会扩大会议《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的制定,党对宣传工作日益重视。四大在党代会历史上首次通过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

 

大会肯定了几年来党的宣传工作在革命运动中所起作用,同时指出,三大以后党在宣传工作中过分地着重资产阶级的力量忘记自己阶级的宣传,滋长了右倾错误,同时也存在“左”倾观念。大会批评了党的宣传工作中的缺点,即:1.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2.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3.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很少注意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

 

大会详细规定了“重新整顿”宣传工作的12项具体办法,包括成立中央宣传部;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等报刊;编译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小册子;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的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各级执行机关的指挥和检查;各地要利用每个群众集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等等。(48)

 

四大在深刻分析以往宣传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注重范围的广泛性、措施的具体性和细节的生动性,特别贴近群众、接地气,对今天党的宣传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开启“群众性政党”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列宁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1921年诞生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人,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党的创始人当时还没有建立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意识。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党的第一个决议也指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922年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改变了一大提出的不与知识分子和其他党派联系的政策。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这里“大的群众党”的内涵,不是针对党本身的成分而言,而是指工作对象,即要“到群众中去”,“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而对于党本身的构成,更强调“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49)

 

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并专门作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作为对总提纲的补充。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参加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但是,“他们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决议要求:“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50)这里,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建党目标。但是,这一建党目标,首先遭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坚决反对。1922年8月西湖会议后,马林返回莫斯科,他在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表示:“那些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51)年底,马林在与越飞共同拟定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的提纲中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52)1923年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一方面同意马林提出的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提议,另一方面又不顾马林的反对,强调在国共合作中,“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53)。这样,在共产国际内部就产生了两个建党目标之争。

 

对于共产国际1923年一月决议,马林只接受关于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而对“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仍然持反对意见。这样,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并宣称:“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54)

 

转机发生在1924年初,共产国际指派维经斯基替换马林为驻华代表。4月,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上年的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正是由维经斯基起草的。该指示指出:“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55)中共收到这份指示时,三大已经闭幕。而这封指示的起草者维经斯基参加了四大文件的起草工作,还在会前“审定了”大会的“基本材料、提纲等”(56),所以继续贯彻共产国际给三大的指示精神则成为必然。同时,到四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情形与以前大不相同。国共合作的形成,直接推动了大革命的进程,各种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客观上也要求党加强对这些力量的宣传、吸引和组织。由此,群众性政党的建党目标应运而生。

 

虽然四大通过的党章和各种议决案中,并没有出现“群众性政党”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体现在大会制定的加强党的组织、宣传等建设的各项政策之中。正如蔡和森指出的,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所以,四大“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57)彭述之也说:“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58)

 

到1925年10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人数已由四大时994人发展到3000人(59)。到1927年五大时,更是发展到57967人(60),是四大时的58.3倍,成为党的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正如1925年10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指出的:四大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这是扩大会议认为最满意的。”(61)

 

四大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与其密切相联的工农联盟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在党的建设上也有诸多重大建树。四大后,党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可以说,四大是中国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四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有历史局限性。比如,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特别明确和具体的回答。四大不懂得除了发展自身组织外,掌握武装和政权同样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再比如,在工农联盟问题上,四大虽然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还提出“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反对土豪劣绅”和“反对苛税”(62)等主张,但并没有从理论上明确阐述解决土地问题对发动农民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对从减租、反对苛捐杂税到土地革命这一革命发展趋势缺乏预见和认识。这些弱点和不足,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四大召开时,毕竟党成立才短短三年半。任何一个年轻的政党,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后人也不应对其苛求。

 

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进程中重要一环,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四大充分体现了党的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党在革命实践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创造新的科学理论,这些科学理论被党掌握后,又反过来指导革命实践向前发展。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党不断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简介: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研究员,北京 100080

 

①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召开的7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迄今只有陈独秀所作的四大政治报告未被发现。

 

②以“中共四大(1925)”为篇名,通过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5月,仅有26篇专题论文,其中2005年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之前仅有4篇,最早一篇发表于1990年。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0页。

 

⑤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72页。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5、212—213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29页。

 

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63页。

 

⑩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45、248、250—251页。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23—225页。

 

(13)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第128页。

 

(14)《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15)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页。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32—133页。

 

(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76—277页。

 

(19)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70—471页。

 

(2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307页。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185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6、79页。

 

(2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349页。

 

(26)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1995年,第98页。

 

(2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5—222、213、24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2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97、131、198、27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页。

 

(3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3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9、78页。

 

(3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39页。

 

(3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39—244页。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8—1479页。

 

(3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33页。

 

(37)参见《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3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5页。

 

(3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22页。

 

(4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0页。

 

(4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08页。

 

(4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35、73页。

 

(4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8页。

 

(4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45)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第67、79、108、126页。

 

(4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4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60页。

 

(4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4—257页。

 

(4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6、162、154页。

 

(5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61、163页。

 

(5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2页。

 

(52)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00—101页。

 

(5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6—77页。

 

(5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58—259页。

 

(5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9页。

 

(5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61页。

 

(57)《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4页。

 

(58)《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5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541页。

 

(60)《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6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540页。

 

(6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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