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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史 【字体:

马忠文:荣禄研究述评

作者: 文章来源:据《荣禄与晚清政局》导言摘编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年04月21日

晚清重臣荣禄历经道、咸、同、光四朝,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甲午、戊戌、庚子时期,主持编练新军,权倾一时,是晚清政坛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满洲权贵。但是,因为资料分散等原因,一直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等一些具体问题上,评判也过于简单,泛论多于实证。总结和分析学界一百多年来的荣禄研究、梳理相关资料情况,有助于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

 

一、关于荣禄的传记和总体性的研究

 

人物传记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60年代,汤志钧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该书在1980年出版增订本)中,将荣禄作为反对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立传,列于慈禧传之后,引用档案、报刊、笔记、碑传文献等,叙述其一生经历,但侧重戊戌时期,对荣禄做了基本否定的评判。[1]

 

到了90年代初,美国学者A.W.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1912)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出版。按,该书英文版40年代出版于华盛顿,其中《荣禄传》系由华裔学者房兆楹所撰。房文对荣禄一生不同时期事迹所做的叙述和概括较为详细,兼及世人关于荣禄评价的分歧;并依据近人金梁的《四朝佚闻》,指出《景善日记》是伪造的,“目的在于把荣禄打扮成洋人的朋友,从而洗刷他对围攻使馆所负的一切责任”。该传的结论称:“老实说,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和地位,而非国家大事。他之起家掌权,并非由于他本人建有殊功,而是由于奕訢(似应是奕譞──引者注)和孝钦皇太后的宠信。奕訢(奕譞?)视之为门下客,孝钦则视之为驯服的工具,他因此而得宠。尽管1898—1903年,他本有可能在清廷内部起有益的影响,但他未运用他的权力促进国家的利益,也未能有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2]显然,也对荣禄做了基本负面的评价。这篇传文写作时参考了一些美国外交文献和外文论著。

 

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戴逸领衔、清史编委会编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其中收入了林敦奎所撰《荣禄传》。该传侧重于戊戌、庚子时期荣禄事迹的评述,基本上从“革命史观”角度立论,对其持否定认态度。[3]这与房兆楹的视角明显不同。

 

知人论世从来都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处。从荣禄与晚清政治这个层面来研究和考量,较传记更为深刻。对此,张玉芬在20世纪80年代对荣禄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学界的基本观点。文章虽缕述荣禄的简历,仍将其政治活动的重点放在戊戌、庚子时期。作者批评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站在慈禧一边,“肆无忌惮地反对康梁的维新变法”,充当慈禧扼杀维新运动的“打手”;政变后又为慈禧出谋划策,立溥儁为大阿哥,以逐步取代光绪帝;庚子事变中虽不赞成慈禧、载漪等人“对外主战、对内主和”的决策,但是为了保住权位,采取左右逢源、首鼠两端的做法,对进攻使馆的谕旨阳奉阴违,明攻暗保,为清廷后来的乞和谈判留下了余地。后在谈判中与奕劻、李鸿章极力为慈禧开脱,避免受到列强追究,从而更受慈禧信赖。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甲午战争中荣禄主张“先以战为根本,而后能以和蒇事”,提出募重兵、用宿将等措施应对时局;战后又倡导练兵自强,变通武举,创建武备学堂、编练洋队新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与顽固派有所区别。[4]实际上对荣禄参与甲午后的军事改革给予比较明确的肯定,这是与以往观点不同之处。

 

比较而言,王刚的博士学位论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历史系,2014年)对荣禄与清末政治及其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和个别问题的分析方面明显超越以往;尤其对荣禄与神机营的关系、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荣禄幕府及其贪腐情况等探讨较为深入,且有创见。当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和有待深化研究之处。[5]

 

二、关于荣禄与戊戌变法和政变的研究

 

过去很长时间内,近代史的研究呈现出以政治史和事件史为中心的特点。对荣禄的研究,更多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把他作为慈禧镇压变法的“帮凶”,基本上是反派人物的形象。以往讨论较多的是荣禄与政变的关系,即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和慈禧训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极富悬念的题目,一直很受关注。几十年来,台湾学者刘凤翰、黄彰健和大陆学者孔祥吉、茅海建先后做过相关考订,都是针对政变过程中荣禄的表现展开的。由于档案资料的深度利用,该问题的研究在史事层面已有新突破,所谓荣禄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后秘密回京策动慈禧发动政变的传统说法,已被证明不可信;就现有史料而言,荣禄坐镇天津与京城满洲权贵庆王奕劻等策划训政的史事基本上已经澄清。[6]

 

值得注意是,80年代后期,学界开始探讨荣禄的改革思想以及对戊戌变法的态度。胡绳指出,“在当时,所谓变法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訢、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荣禄的党羽陈夔龙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即慈禧太后──引者注)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即颐和园)还京’。说慈禧太后不恨新法,那是指洋务派的新法”。[7]显然,胡绳认为荣禄不能简单归入守旧一派中。李毅认为,戊戌时期荣禄作为“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人物”,自始至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奏请举办新政,主张实行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改革,多与康、梁的变法有一致的地方;如果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话,荣禄更接近于洋务派。他的改革建议主要是在军事制度方面:一是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选拔人才;二是用洋操训练新式军队,以成劲旅。此外,还主张兴办学堂、发展农工商业等;又保举维新派官员陈宝箴为湖南巡抚,支持兴建芦汉铁路,等等。上述建议和举措与光绪帝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上谕大致相符,反映的是洋务派的改革内容。但是,作为“后党的中坚”,当维新运动危及封建统治时,荣禄又与顽固派联合起来,坚决予以镇压。[8]该文有限度地肯定了荣禄在戊戌时期的改革主张,与胡绳的观点基本一致,这与将其完全斥为守旧人物加以否定的观点区别很大。

 

1998年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际,冯永亮利用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珍稀文献《荣禄函稿底本》,对百日维新期间荣禄的政治思想做了细致的实证性考察,指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在推进“变法的权力、次序和方法上”与康、梁一派有明显的分歧;作者还指出,政变后荣禄回京主持军机处,“努力将政变的冲击和影响减到最底[低]程度,同时仍有条不紊地将其变法主张和措施付诸实施。清朝末年出现的新政,某种程度上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9]荣禄在政变后继续主张图强御侮,并避免一些改革措施中辍,表明了荣禄高于刚毅等顽固守旧大员的见识。这启示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从甲午战后的军事改革到庚子新政,对于荣禄而言是否有着一以贯之的改革思想,这也涉及如何评价甲午后的自强新政、戊戌维新及庚子新政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综合30年来的研究状况,学界对戊戌时期的荣禄基本上摆脱了简单化评价和基本否定的思路,研究渐趋实证,评价也趋向客观全面。

 

三、荣禄在己亥建储和庚子事变中的态度和表现

 

荣禄在己亥、庚子年间的活动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学界研究的分歧也最多。因为牵涉的人事关系复杂,私家记述彼此矛盾,论者各执一词,争议一直不断。“己亥建储”是政变后朝局动荡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李守孔认为,戊戌政变后守旧诸臣密谋废黜光绪帝,遭到各国反对,慈禧衔恨之余,只得听从荣禄的意见,采取先“立储”的缓和措施;荣禄此举非“有爱于”德宗,而是因为畏惧外力之干涉而采取的折中办法。[10]郭卫东则认为,戊戌训政后情况有所变化,荣禄从帝党的反对者一变而为光绪帝位的保护人,因为他已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政局再发生变动而出现新的权力分割。他力谏慈禧放弃废立图谋,立大阿哥,以延缓废立,并主张为光绪立嗣“兼祧穆宗”,暗中维护皇帝。庚子年荣禄与载漪等人在政治上出现对垒,与此也有直接关系。[11]

 

史料的辨伪与史实的认定每每相交织。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围绕《景善日记》这份史料真伪的讨论也牵涉到荣禄与庚子事变的关系。程明洲曾撰文,旁征博引,指出《景善日记》系伪造:“味其文意,殊多左袒荣禄之嫌”。作者进一步写道:“察《景善日记》,每述及荣禄,必曲情谀之,主立大阿哥,反对废帝,一也;允洋人入京保侨护使,二也;不信拳团,三也;力主护送使臣侨民出京,四也;拟议停战,五也;拒给董军大炮,六也;同情诤臣,七也;主惩载漪以挽危局,八也;信如是说,则以一柔奸险滑之人,其忠贞竟等许、袁而上之,宁非可哂之事?”[12]言外之意,《景善日记》似是有人为荣禄脱罪而编造的。多年后,毛以亨再次梳理《景善日记》中、英文不同版本的传播情况,指出程明洲的主要观点其实源于英国人刘逸生(William  Lewisohn)所撰《对所谓的景善日记的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一文,该文发表于1937年的《华裔》杂志(Monumenta Serica,辅仁大学主办),强调程氏本人的“新发现”并不多。同时,毛氏明确指出,《景善日记》是英国汉学家白克浩司(也译白克豪斯,巴克斯,或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1873—1944)受荣禄委托假造的,目的是为荣开脱罪责,免除战犯嫌疑。[13]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研究员在访问英国时,借阅了保存于伦敦英国图书馆的《景善日记》原稿,并撰文对此案再做评判,认为日记确系白克浩司造假,但并无刻意为荣禄辩解的意图;之所以过多描述荣禄,是因为他是慈禧的心腹,“为人机诈、阴鸷、善变,富有统治经验,善于玩弄权术”,白克浩司为了使日记生动,富有戏剧性,“所以通过景善这个老朽之口把当时处于关键地位的荣禄突出出来”。[14]这个结论受到学界关注。此外,台湾学者戴玄之也对流传甚广的罗惇曧《拳变馀闻》中所收《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进行考订,认为这封意在证明董攻使馆是奉荣禄之命的史料是伪造的,目的是嫁祸荣禄而为董洗刷罪名。[15]史料真伪问题的讨论,也使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得以深化。

 

与荣禄相关的史料争议还有“假照会”问题。以往论者多依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景善日记》等文献,认为慈禧决定对外宣战是因为轻信了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向荣禄密呈的“假照会”。林华国则认为,这种说法无可靠的原始材料可资印证,恽氏说法不足为凭,导致清廷宣战的直接原因还是联军对津沽的侵略行径。[16]高心湛认为,所谓进呈“照会”之事,各家记述参差纷杂,多有不同,大可视为以讹传讹,不足为据。[17]牟安世则认为,该照会是丁韪良受英国公使窦纳乐委托起草的,拟交各国公使审定,内有“勒令太后归政”一条,不料事先走漏消息,为罗嘉杰得知,密报荣禄呈送慈禧。[18]但作者并未解释罗是如何获得照会内容的。该问题仍然疑窦丛生,需要继续探讨。

 

荣禄指挥攻打使馆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论者通常认为攻打使馆开始后,荣禄不敢公开反对,暗中却采取措施保护使馆。林华国认为,荣禄虽不主张攻打,但使馆之战开始后,武卫中军负责攻打东面,从各种资料反映的情况看,战斗其实很激烈。当清廷决定暂时停止进攻并与使馆谈判时,荣禄又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荣禄指挥武卫中军攻打使馆是事实,毋庸怀疑。[19]薛正昌对荣禄与董福祥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梳理,对荣、董在甲午战后不同时期的合作与分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是,在材料的使用上仍然采信有争议的《董福祥上荣中堂禀》,难免影响结论的客观性。[20]

 

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主要叙述义和团兴起、发展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其中也反映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的分歧。对于荣禄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对向列强开战,以及在清军围攻使馆过程中暗中保护使馆的种种努力,作者从“仇视人民革命”,“把自己的宦海沉浮和帝国主义在华实力的消长紧紧联系”的角度加以评判,对荣禄的评价当然是负面的。[21]李文海、林敦奎合撰《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则对义和团运动时期荣禄在战和之争及剿灭团民问题上的矛盾、迟疑和抉择进行了细致考察,还原了复杂环境下荣禄依违于两派之间,最终屈服于慈禧淫威的动态历史过程。[22] 由于材料记载彼此矛盾,义和团时期荣禄研究仍有谜点,随着新材料的发现,研究也在向前推进。

 

四、荣禄与近代军事改革及其他

 

近代军事史层面的研究是以将荣禄作为改革者为出发点的,台湾学者刘凤翰的成就最为显著。作者曾撰文论述戊戌政变后清廷急需编练新军,经荣禄策划,慈禧同意将北洋已有新式军队分期改造、改编而逐步成军的历史过程;[23]还对武卫军的组成和扩充、各军的实力、庚子时期“剿匪”经过以及武卫军的蜕变等具体问题逐一进行考察。[24]这些内容也见于作者的专著《武卫军》一书。[25]此外作者研究新建陆军时,也涉及荣禄与袁世凯的关系。[26]刘春兰也对荣禄与晚清军事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一些新史料的披露和使用,提出了新的看法,诸如对荣禄因参加辛酉政变密谋而受到慈禧信任的讹说进行详尽的辩驳;对于荣禄在甲午战后的崛起与满汉势力消长的意义予以特别的说明,[27]提示出的意义已超越军事史研究的范畴。

 

此外,台湾学者林文仁探讨了光绪初年荣禄与军机大臣沈桂芬之间的几次争斗,并从两人的斗争、对抗中看出背后所隐含的“南北之争”与恭、醇之争的线索。[28]不过,作者将复杂的政治关系和人事纠葛梳理得过于简单化,往往与矛盾重重甚至呈现出混沌状态的朝局不尽吻合;另一方面,一些论断以野史和私家记述为依据,也有偏颇和局限。

 

民国时期的掌故学家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中谈及晚清政局时,都对荣禄的事迹有零星的记述。虽非系统的专门研究,文字也不多,但是,凭借对清代制度的熟知、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广泛的口碑资料,对荣禄的行事和个人性格都有独到的定位和评价,可资今人借鉴学习。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对荣禄的叙述也颇受世人关注,因为他是荣禄的外孙,读者多视为信史。其实,荣禄死时溥仪尚未诞生,加之溥仪的回忆录定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看到的荣禄多是贪污受贿、钻营勾结李莲英、策划政变、“翻云覆雨中,完全看慈禧的颜色行事”等历史形象,基本上对其持贬斥的态度。不过,有些说法可能是醇王府中口耳相传的故事,可信性反而很高。如荣禄在勘验慈禧陵寝受损程度时,揣摩慈禧心思,夸大受损程度,增加维修费用,深得太后满意;又如荣禄夫人经常进宫陪侍慈禧,这也是慈禧信任荣禄的原因之一。[29]

 

台湾学者高阳(本名许晏骈)虽然以历史小说成名,他的代表作《慈禧太后演义》早已是家喻户晓,但是,透过文学表述的层面,必须承认,高阳不仅熟知清代典章制度,对清朝时期重要人物和史事也有过整体的思考。在《清朝的皇帝》等后期著作中,“写实”的特色更加突出,对荣禄曾多处提及。但也有过分相信稗史之处,如推断甲申易枢是醇王主导,孙毓汶与荣禄联手密谋,[30]即不尽符合史实。庄练(本名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端王、刚毅与荣禄”一节梳理了庚子事变期间载漪、刚毅等“祸首”的表现;同时认为,荣禄其实也“附和”了慈禧及载漪的仇外活动,其罪责“仅次于载漪与刚毅,而应与徐桐、启秀等人同科”,只是后来未予追究而已。[31]庄练、高阳二人文艺、史学兼长,对近代掌故尤为谙熟,他们的观点和见识依然值得参考。

 

五、荣禄本人及其保存的资料

 

荣禄研究长期未能有积极的进展,与原始资料的缺乏有直接关系。迄今所见荣禄本人的文献非常稀少。荣禄位于菊儿胡同的豪华府邸在庚子年七月他逃出京城后被焚毁,生平文稿、典籍毁于一旦。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的荣禄档案,基本上是荣禄逃离北京至回銮以后病逝期间各地官员给他的公文、函牍等,其中也夹杂着庚子四、五月间的零星信件。20世纪80年代,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即是从中选编整理的资料,但个别信函内容有所删节。2011年,虞和平主编的国家清史修纂文献项目《近代史所藏清代稿抄本》第1辑(大象出版社)将全部荣禄档案收入影印出版。[32]虽非荣禄本人的文字,却是间接研究荣禄及其思想活动的重要资料。

 

荣禄的亲笔书信十分罕见。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案中保存有光绪六年荣禄致醇王奕譞的几封短函和诗文;李鸿藻档案中也有少量荣禄在西安将军任内致李的函电。20世纪60年代,吴慰祖所藏荣禄致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写于庚子、辛丑年的4封书信,被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中,这些书信虽有残缺,史料价值却极高。[33]近年披露出来较多的荣禄书信是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荣禄函稿底本》,计6册,收存293封信稿。[34]这是荣禄任直隶总督期间幕僚起草的信函底本,尚有荣禄修改的痕迹和令“缮”的批示,包括戊戌年五月至八月间荣禄写给礼王世铎、李鸿章、刘坤一、胡燏棻、岑春煊、张人骏、崇礼、董福祥、宋庆、马玉昆、罗嘉杰、沈瑜庆、林旭等人的信函。这些信件虽非亲笔,大致也可看出荣禄的思想动态。此外,一些图书馆、科研机构和私人收藏者也藏有零星的荣禄书信。

 

荣禄辑《世笃忠贞录》(2卷)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该书刊行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是荣禄兄弟等为宣扬祖、父两代为国死难的“壮烈”精神而编辑的家史文献,其中下卷汇辑了反映其祖父、伯父、父亲“三忠”事迹的各种传记,上卷则是恭王奕訢、醇王奕譞、文祥、宝鋆、徐桐、景廉、全庆、豫师、翁同龢、李鸿章、曾国荃、曾纪泽、刘铭传、陈宝箴、潘祖荫、祁世长、孙家鼐等满汉官员为《三忠传》所做题诗歌跋、诗赞等,其中不乏谀颂之词,但对于了解荣禄家世以及同光时期的交游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外,荣禄光绪二年所撰《诰封一品夫人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对研究其早期历史也有参考价值。[35]

 

光绪二十九年荣禄死后,其后裔、门生曾刊行一册《荣文忠公集》(即《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总20号)。该集共4卷:卷一为上谕6通;卷二为神道碑文、墓志铭、行状等;卷三为奏折9通,多与义和团运动相关,均为《义和团档案史料》所不载者;卷四为电函4通,是荣禄写给袁世凯和奎俊的函电,表达的也是剿办义和团的内容。荣禄为官数十年,所上奏折数量不在少数,该集仅仅收录碑传、上谕以及庚子四、五月间主张剿办义和团的奏折、函电,说明这是为应对外界责难庚子年荣禄“首鼠两端”并有“袒拳”嫌疑而编辑的。

 

一般认为,官方传记和碑传文往往详于履历,或空洞无物,或充满谀词,不能全面反映传主真实的一生。荣禄的传记资料也不例外。除《清史稿•荣禄传》、《清史列传•荣禄传》外,现在看到的还有陈夔龙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文华殿大学土瓜尔佳文忠公行状》、俞樾撰《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文忠公墓志铭》、孙葆田撰《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瓜尔佳氏文忠公神道碑》三篇碑传文献莫不如此。不过,这些旧传在与其他文献的综合比核中,仍有其独特价值,也不能全然忽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所藏清代传包中,有关荣禄传记的相关资料保存基本完整,计有《荣禄传稿册》1份,《荣禄列传》5份,《荣禄事迹册》1份,《荣禄履历册》1份,《吏部移送〈荣禄履历片〉文》1份,《吏部复荣禄姓氏子嗣无凭查复片文》1份,共10件。[36]这些是荣禄死后奉旨事迹宣付史馆立传时提交的各种资料。其中5种列传大同小异,唯个别处有零星改动,应是清季国史馆修撰官员不同时期的稿本,今本《清史列传•荣禄传》即源于此。另,民初开馆修清史,所撰荣禄列传底本,亦藏台北故宫。该本有撰者按语称:“荣文忠原传仅奏议叚篇,其生平最大关系之事,皆甚略。兹参考《东华录》、俞荫甫所作《墓志铭》并见闻较确者,皆为补入。如嫌有忌讳之言,即请删销。”[37]由此看来,清史馆修荣禄传也是以原国史馆诸本为基础加以增删的,今本《清史稿•荣禄传》应是从该本删削而来的。台北故宫所藏传包文献为考察荣禄官方传记的形成和修改过程提供了可靠依据。

 

此外,佚名撰《荣相国事实记略》(《近代史资料》总56号)为已故学者谢兴尧收藏的一份抄本文献,记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期间义和团活动及京城王公大臣态度,据推断出自荣禄一幕僚之手,虽存在明显为荣禄辩护的倾向,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据《荣禄与晚清政局》导言摘编,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注释:

 

[1]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2,第521—528页。

 

[2] 参见A.W.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清代名人传略》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426—435页。

 

[3] 参见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43—52页。

 

[4] 张玉芬:《论晚清重臣荣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5] 参见王刚:《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此外,可参考冬烘刚(王刚):《荣禄早期生平考(1836—1879)》,《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荣禄与晚清神机营》,《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从〈荣禄存札〉看晚清官场请托》,《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6] 参见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第139—189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605—661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390—439页;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当然,个别细节方面各位学者仍有歧见,但不影响这个基本结论的得出。

 

[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全书》第6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第561—562页。

 

[8] 参见李毅:《荣禄与戊戌变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9] 参见冯永亮:《荣禄与戊戌变法》,《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0] 李守孔:《光绪己亥建储与庚子兵衅》,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3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3—71页。

 

[11] 郭卫东:《“己亥建储”若干问题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2] 参见程明洲:《所谓<景善日记>者》(此文最早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7期,1940年),载吴相湘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7册,台北:正中书局,1956,第229、244页。

 

[13] 毛以亨:《所谓景善日记──批评之批评》,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5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第35—44页。

 

[14] 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5] 参见戴玄之:《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0,第181—191页。另见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64—190页。另,掌故学家徐一士也曾指出:“尝闻人言,此赝鼎也,福祥实无此。细按其文,亦觉不甚类,殆当时恶荣禄者之拟作耳。”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1222页。

 

[16] 林华国:《庚子宣战与“假照会”关系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7] 高心湛:《荣禄与庚子事变》,《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18]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第320—325页。

 

[19] 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又见作者著:《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61—164页。

 

[20] 薛正昌:《董福祥与荣禄析论》,《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21] 参见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第1、5、7章。

 

[22] 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539—574页。

 

[23] 刘凤翰:《荣禄与武卫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77年6月。

 

[24] 刘凤翰:《晚清新军编练及指挥机构的组织与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

 

[25] 刘凤翰:《武卫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26] 刘凤翰:《新建陆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27] 刘春兰:《荣禄与晚清军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28] 林文仁:《由沈、荣之争看影响晚清政局演变的两个因素》,《史学集刊》1996年第4期。

 

[29] 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第7—11页。

 

[30] 高阳认为:“去恭王的指使者是慈禧,而总其成者是醇王,主谋者皆知孙毓汶,而我很疑心是荣禄。换句话说,荣禄是参谋长,孙毓汶不过拟作战计划的高参而已。”参见《清朝的皇帝》下册,上海三联书店,2004,第1176—1179页。

 

[31] 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中华书局,1988,第1—73页。

 

[32] 该档案全宗在1991年即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信息影像技术部制成缩微胶卷4卷,称《荣禄往来书信档案》,但流传不广,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有藏。按,这批档案均为收到的他人来函,并无荣禄本人的函件,称“往来书信”不如“存札”更切合实际。

 

[33] 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第138—143页。

 

[34]  《荣禄函稿底本》(6册),未刊,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编号:庚357.4∕7187。

 

[35] 该资料收入刘家平、苏晓君编《中华历代人物别传集》第51册,线装书局,2003,第141—143页。

 

[36] 《荣禄传包》,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以下简称“台北故宫藏”)传稿传包,文献编号702001629。

 

[37] 《荣禄列传》(清史馆本),台北故宫藏传稿传包,文献编号70100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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