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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研究员在近代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

作者:周斌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年07月02日

 

6月29日上午,近代史所学术论坛2016年第6期活动在105会议室举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吴启讷副研究员应革命史研究室的邀请,作了题为“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的精彩学术报告。论坛由革命史研究室主任于化民研究员主持,所内同仁扎洛、黄道炫王士花罗敏李在全等20多人与会。

 

吴先生指出,边疆政治史、族群政治史在中国史研究中长期处在边缘地带,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却空前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形塑了中国的内在性质与外在呈现。具体而言,它们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作用,可从族群政治与近代性、列强所推行的民族国家秩序与中国族群政治、“边疆和少数民族连接中国与世界”、“边疆转变为边界:人的因素”以及“主权国家”、王朝遗产、“现代化”、“革命”、战争与族群政治的关系等九个方面得以体现。吴先生对此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中国自16世纪中期浮现某种“近代性”以来,清王朝结合明朝与内亚两种政治模式的有效成分,在扩大并巩固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同时,部分改变了传统朝廷与臣民的关系模式,加快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这样做的代价,是正式将族群政治推到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而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挑战,恰恰以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为切入点,西方和日本都是试图透过赋予中国藩属和边疆非汉人群体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中国主导的,以朝贡为外在形式的多元礼仪制度和其背后内在的东亚传统政治秩序。清朝面对前所未有的外来威胁,为维护政治势力和利益范围,被迫,或主动改采列强的国际政治规则,试图将自身转型为近代史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试图将内部并行的两种政治制度统一为一种政治制度,导致奠基于清朝“五族共和”概念之上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与“中国各族人民”概念的形成。中华民国成立后,为继承前清留下来的领土遗产,接受了清朝“五族共和”的政治设计和政治体制。五族共和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嚆矢。

 

 

吴先生颇有创见地提出,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写中国史,对于“中国”(China)和汉人(Chinese)而言,边疆(Frontier)和非汉人群体(Ethnic Minorities)是“中国”连结世界的桥梁,边疆史和族群史的比重将加大,尤其是在近代史意义上的比重更会明显加大。而对于非汉人群体而言,则汉人所谓的“边疆”就成为自身生活的中心,“中国”与“外国”都是外在的力量,传统的“边疆”转变为近代史上主权国家的“边界”的意义,只有在这个角度下才能够得到检视。由于较汉人和“中国”更早接触列强,边疆非汉族群更早接触西方版本的“现代化”,而西人版本的“现代化”,彰显出传统中国的“落后”,增加了非汉人的离心倾向。但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影响仅及于上层,基层民众较为传统的生活状态,迫使其有必要维持与汉人农业社会的连结,这一点成为牵制边疆离心倾向的决定因素。至于“革命”则是另一形式的黏合剂。无论是清朝末年被赋予“现代”和“进步”意义的“五族共和”主张,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民族自治”宣示,抑或中国共产党“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宣示,背后隐藏的终极目标,还是“全民族共同解放”。“革命”的话语替代了“民族”的话语。

 

继吴先生的报告后,与会同仁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决策机制、“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及其评判标准、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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