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近代中国研究>> 专题研究>> 史学理论>>正文内容
史学理论 【字体:

王贵仁: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论析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28日

摘要:近代中国的阶级观点源于西方,伴随着唯物史现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上半期,阶级观点中国化逐渐形成。与单纯的学术话语建构不同,阶级观点中国化过程,是理论与实践双重轨迹运行的结果,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社会革命视阈下,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念渗透进入阶级观点的内涵,但不同政派对待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歧巨大,对立十分严重,成为导致当时中国社会政派分化的思想根源之一。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建构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换,除传统的均平观念渗透外,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主观能动力量,被纳入唯物史观理论体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民群众观点使阶级观点的内涵再次发生转向,成为对20世纪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体系。

 

关键词:唯物史观 阶级观点 中国化内涵

 

“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早期,伴随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过程,阶级观点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到20世纪中期最终建构起来。唯物史观中国化阶级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观点有什么联系和差异?在20世纪中国化阶级观点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与阶级观点是如何形成对接的?20世纪上半期阶级观点中国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

 

一、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溯源与流变

 

英文“阶级”一词是“class”,有“等级”、“类”的意义,有人把它译作“阶层”。在迈克尔·曼的《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解释“阶级”的起源时是这样表述的:“罗马的人口普查人员为了军队义务性服役的目的,以财产状况为基础区分人口时引入了classis这一术语。”①从词源学上看,阶级最初是以财产标准对社会人群的一种分类,属于人群分类方法。

 

在古汉语中,“阶级”一词在汉唐时期均有使用,如“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名足禄(保)其爵位”。②其词义分别为“台阶”、“等级”、“官品”、“段落”等。与英文中阶级的词源比较,两者都有等级之义,但中文没有人群分类的意义。中国传统社会层级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如君臣、贫富、士农工商、官民、长幼、亲疏等,这些都不是近代意义的阶级划分。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社会因财产差异而且导致的社会分裂并不明显,社会思想中也不存在阶级划分观念,古代中国没有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

 

近代以来,“阶级”概念被西方学者引入社会学知识体系。维科的《新科学》中把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描述不同时代的历史特点时,把阶级斗争贯穿于三个时代之中,因此维科被视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初创者。维科之后,阶级问题受到西方不同学派学者的关注,古典经济学家们试图以财产占有方式把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发现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则看到了决定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对立,即财产关系的冲突,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19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西方学者有关于阶级问题的论述,成为后来唯物史观阶级观点思想源泉。

 

古典经济学者魁奈是个典型的重农主义者,他根据社会成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国民被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③魁奈的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的人,即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不生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僧侣、官吏等。魁奈的视野被局限在农业生产领域,他把工商业者视为不生产者,既有违于事实,也阻碍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但他以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分工来划分社会阶级的思想,启发了后来者。稍后的雅克·杜尔阁注意到魁奈阶级划分的明显缺陷,他修正了魁奈的阶级划分,把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分别划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从而把整个社会明确划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两大对立阶级,资本家是依靠资本剥削工人劳动的阶级,而工人则是出卖劳动为生的阶级。杜尔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除了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种思想后来被马克思所借鉴。魁奈和杜尔阁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当时社会劳资对立还没有明显尖锐起来,社会结构也没有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他们的阶级观点还是模糊不清的。

 

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阶级认识向前进了一步,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划分更接近于现实了。斯密依据占有生产资料和收入状况,把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三大基本阶级,经济因素成为划分阶级的基本依据。李嘉图接受了斯密的阶级划分,认为收入方式决定了阶级差别,他还分析了工人工资与资本利润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说:“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④

 

圣西门“极为天才的发现”⑤是透过法国大革命中贵族与市民之间的对立,看到了贵族、市民等级与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看到了无财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必然的冲突和对立。傅立叶的著作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指出劳动者的贫困会随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相反,因而必然爆发“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目前的寂静——这只是革命幕间休息;这是活火山的瞬间休息”。⑥欧文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占有资本的“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改革是势不可挡的”。⑦

 

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也提出过一些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见解。梯叶里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的实质是“各阶级和各种利益的斗争”。⑧基佐指出,无论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还是爆发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实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社会的各种阶级斗争贯穿着我们的历史,1789年的革命是这种斗争的最普遍的、最强有力的表现”。⑨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有关阶级斗争历史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建构。

 

尽管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西方学者对阶级现象有了不少的分析,对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建构无疑具有基础性,但真正意义上的唯物史观阶级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学者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阶级起源、阶级本质,不同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等问题。

 

关于对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贡献,恩格斯说:“《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⑩1888年恩格斯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说“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11)马克思晚年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也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2)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都亲自澄清,发现人类社会的阶级现象和阶级斗争事实,不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对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正如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所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是他发现的。正是这一发现,使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建立起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理论体系。

 

虽然阶级观点在唯物史观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唯物史观核心思想之一,但它并没有成为被系统论述的对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论述中,阶级或阶级斗争概念的内涵并没有被系统地解释过。卢卡奇说:“就在马克思要规定什么是阶级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断了,这对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来讲都是一种灾难。因此,后来的运动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解释,依靠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发表的意见加以归纳,依靠独立地研究和运用他们的方法。”(13)也许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阶级的概念成为最具争议而又最为模棱两可的概念之一,在诸多阶级概念的解释中,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者有很多,其中考茨基与列宁是最为著名的。考茨基的贡献是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一步考察了阶级产生和发展中的经济根源和历史范畴,进一步阐释了阶级斗争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关系,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然性。但考茨基以破坏“民主”为借口,反对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使他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上陷入困境。

 

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直接影响了其后世界对阶级内涵的理解。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4)列宁弥补了马克思阶级学说中的关于阶级概念的空白,完善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也是他与考茨基根本分歧所在。

 

列宁的阶级概念后来被前苏联发展成为“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理论模式。“但这种阐释并非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思路,而是从前苏联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流传下来的。这种阐释适应了夺取政权和改造所有制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这种理论阐释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5)所有制决定阶级的理论模式,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阶级阐释的核心内涵,它淡化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无法解释当今中国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和资本主义在战后发展所面临的、所产生的新问题,也正是因为“所有制决定阶级”的理论无法回答当今许多现实问题,使得韦伯有关阶级的多元论解释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西方分析学派沿着韦伯的解释路径,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发掘有关阶级内涵的零散性论述,汇总形成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解释。例如他们收集到马克思曾对阶级进行过这样表述,“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就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就会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16)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中,分析学派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概念的解释是多元的,包括财产所有权、社会政治地位、阶级意识等多种视角。分析学派这种文本解释,似乎紧扣了马克思原意,但事实正相反,马克思从来没有孤立地对阶级概念进行阐释,而是把阶级概念放置历史进程中,放置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解释,唯物史观的立场是其解析阶级内涵的前提。

 

针对前苏联学者阶级解释模式的缺陷和以现代西方分析学派为代表的阶级概念多元解释的误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实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决定阶级划分的首要因素不是所有制,而是分工;分工决定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进而决定着阶级和阶级关系。”(17)分工是马克思阶级观点的逻辑起点,“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8)“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9)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生产力进步引起社会不同的分工,而在这些不同的分工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差别,形成了阶级对立。从根本上说,分工还决定阶级的消灭,随着分工差别消失,阶级也会必然消失。分工论的提出对解决阶级问题的理论纷扰具有建设意义。

 

二、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在中国的传播与建构

 

20世纪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是从西方传入的。与单纯的学术思想传播不同,阶级观点在中国的传播,是理论与现实双重轨迹运行的结果,它既是一种西学东渐的社会思想传播的过程,也是当时国人对西方社会结构和社会革命观察认识的过程。

 

1899年,梁启超在比较中欧国体的差异时提及,“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20)梁启超提及的阶级已不是中国传统意义的阶级概念了,而是近代西方社会学意义的阶级,这也是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最初的新运用。需要指出的是,在阶级观点最初的传播中,无政府主义者无疑起了重大作用。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注目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21)除无政府主义者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阶级问题关注的主体,资产阶级革命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介绍和传播过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广泛关注阶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不难发现,早期具有阶级意识的中国人,他们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是与西方打过交道的人。与西方社会直接的接触,使他们看到欧美国家物质充裕,人智活跃、精神发舒,令人景羡。但他们也看到,在欧美国家“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22)欧美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背后的严重社会分化,贫富对立,引起了当时国人对欧美阶级观念的关注。

 

其次,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接影响了20世纪之交最先觉醒的一批国人对阶级问题的关注。从他们留下的早期文字记录中,我们能够窥见他们面对欧美革命浪潮时的内心激动,因为他们从欧美的社会革命中感受到了世界革命的未来,看到了中国未来社会革命的希望。“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23)“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24)“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中国立在这个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中国不久就会要实现的。”(25)

 

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的危机像幽灵一般在中国大地的上空飞舞,离乡别国、远赴欧美、去追寻救亡图存的学理、道路,成为志士仁人们的共同诉求。西方阶级理论尤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革命理论受到关注。1908年《天义报》先后刊载《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和部分内容,刘师培在介绍中提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26)刘师培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因此,“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27)“自马尔克思(注: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按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即恩格斯)以马氏发现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28)

 

无政府主义者对阶级观点的传播,持续到五四运动之后,一方面他们视阶级斗争为摧毁国家、政府的强权的工具,视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手段,师复说:“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则曰,革命。”(29)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力主“破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他们认为“一切政府,皆有害物也,人类之罪恶,皆内此生,故当破坏之”。(30)

 

中国社会最初的阶级观点,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式的。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观点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因此很少有人在阐释阶级观点时,注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相反大多数人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放置于中国传统视阈加之解读,形成最初对阶级观点中国化理解,并影响到后来。

 

以孙中山为例,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及阶级问题,但他的阶级概念却非常模糊,阶级、阶层、等级、社会集团等概念在孙中山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区别,时常交织在一起应用。很多时候孙中山把阶级作为一个标签,贴在不同的主体词后,形成他的阶级序列概念,如“政治阶级”、“经济阶级”、“有枪阶级”、“知识的阶级”、“富的阶级”、“贫的阶级”,等等。他还说:“中国在十三年以前有皇帝,皇帝之下有公、侯、伯、子、男许多阶级。”(31)孙中山使用的阶级概念无疑与唯物史观阶级概念相差甚远,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认识是模糊而混杂的,更多是中国化的直观理解。其实,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种新观念在植入个人或群体的意识过程中,都会与其固有观念的相遇接触,产生冲突、抗拒、接纳、变生、融合的过程,阶级观念也不例外。

 

阶级观点在向中国输入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渗透其中,形成中国化的阶级内涵。中国社会最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是:阶级的根源在于贫富不均,贫富的对立导致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是“创为贫富均财之说”,(32)是“要以分配趋均为期”。(33)因为利己心驱动,人们“每每出于害人,也有所不惜”。“有聪明才力的人,就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渐渐积成专制的阶级”。“到近世发明了机器,一切货物由机器来生产……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钱,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34)“如今社会之问题虽多,要不过起于贫富悬隔之二极。夫人惟贫富悬隔,不免冲突争竞,驯至惨毒祸乱之迭生耳。”(35)社会贫富的分化导致阶级的分化,阶级分化导致社会革命,“贫富已悬隔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36)贫富差别成为革命的动因,消除贫富差别自然就成了革命的目标,中国的阶级革命被成功地纳入均贫富的斗争中,阶级观点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变异了。

 

阶级是等级贵贱的差别,社会不平等导致阶级矛盾,这是最初国人对阶级观点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朱执信是国民党人中最为倾向阶级革命的,在他的论述中,阶级就是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的对立的双方。社会上没有不平等的现象,就不会有什么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导致资本主义越发展,财富越丰富,广大人民反而会更加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根源。林云陔说:“阶级争斗,何自而起乎?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由于彼自称为上等阶级者之过于私利、而此之所称为下等阶级者又不甘居压抑,故至演成彼此冲突。”(37)孙中山也说,中国革命“实欲命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38)“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39)

 

以均平观念来建构阶级内涵,把西方话语的阶级与中国传统均平话语桥接在一起,就使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社会大同思想结合在一起,激起了时人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共鸣,有利于阶级观点的传播。中国革命“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之民为目的”。(40)“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41)

 

以财富与地位的平均、平等来注解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阶级观念后来一直存在,影响深远。以至于后来毛泽东也认为,在中国“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化”就要阶级斗争。(42)穷则思变,就要干革命,中国革命在这里具有了消除贫富差别,建设人人平等社会的使命。

 

如前所述,早期中国的阶级观念是舶来品,在阶级观念传播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社会阶级分化还不明显,社会矛盾还不是直接以两大阶级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梁启超说,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但与梁启超不同,中国国民党人普遍承认阶级存在的事实,接受马克思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国民党理论家胡汉民说:“自有史以来,我们晓得所有的社会,都是阶级的社会。”(43)朱执信说:“马尔克(即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44)“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手段。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所以现在要奋斗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45)林云陔认为,“阶级分等与阶级斗争是由社会之经济生活产出”,“自原始共产时代之后,人类已自分为经济阶级,所以一切历史已成为阶级斗争之历史”。(46)朱执信等人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表达了与《共产党宣言》相近似的阶级观念,表明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影响。

 

但以孙中山为代表国民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谈论和宣传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的同时,却担心阶级斗争发生。“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此种之战争现已发现于各工业国家者,极形剧烈……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故就形式上观之,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47)“这真是前车可鉴……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48)孙中山还认为“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但事实上,“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49)孙中山以“病症”来形容社会阶级斗争,表明了他的阶级观念的实质。

 

如何才能解决这种“病症”呢?孙中山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50)孙中山认为,斗争之性是人类遗传的动物性,人类社会进化的主动力不是竞争,而是互助。当人类根除遗传的野蛮性,“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己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51)

 

五四运动前后,阶级观点在中国受到普遍重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其中,如李大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陈独秀的《谈政治》,他们逐渐成为传播和捍卫马克思阶级学说的核心力量。毛泽东也在这一时期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52).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五四前后人们在谈论阶级斗争时,虽然不否认历史上阶级斗争的事实,但大家似乎都惧怕阶级斗争,试图寻找阶级调和之路。朱执信是五四前后热情传播阶级观点者之一,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现存的事实”,但他同样主张阶级调和。他说:“一个民族对一个民族,也可以用相爱的精神,行互助的手段,免了民族间的恶感。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也可以用相爱的精神,行互助的手段,免了国家间的轧轹。”(53)胡汉民更是直截了当,他说:“凡是有阶级区别的社会,都以利用一种调和折衷的道德论,为最适宜。一方以从顺的道德注入弱者阶级精神里,使彼等的行为有一定规矩适合于强者的利益,一方对于强者阶级认其有绝对支配的权利,但也要有温情善意,不做过度的专横,免得服从者反抗和政制之崩坏。利用此类的道德学说,是强者阶级自卫的上策,也是一个变形的阶级斗争。休战条约就于相当的时代,很有效力的。”(54)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步的最佳选项,他诚恳地期待“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55)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看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改造中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拒斥阶级斗争的现实,试图想回避阶级斗争可能带来的激烈破坏。戴季陶曾清楚地表达了那一时期人们复杂的矛盾心理:“我虽是这样想(指主张“阶级斗争”),但是一个人在感情上往往总是希望和平,不希望争斗。明知道这个和平是得不到的,这个争斗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56)

 

1921年前后,社会情势为之一变。首先是2月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表《解散宣言》,宣告失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57)其次是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阶级革命的力量,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58)“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被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59)在现实面前,阶级互助调和被证明无法行通,互助论逐渐被抛弃,阶级观点步入唯物史观的轨道。

 

三、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内涵与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传播,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以往所有唯心历史观在探究历史发展动因时,总是求诸于神旨、精神、情感等因素,与此不同,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是从经济开始,“求之于物的势力”,“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所以,李大钊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60)

 

显然,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是与五四时期科学主义盛行相契合的,被视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此外,唯物史观主张社会变革首先从经济入手,“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61)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因而受到热情关注。

 

“阶级观点”在早期唯物史观阐释中,出现与唯物史观不相容性,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难题。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著名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表达了他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矛盾的认识。“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有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也承认,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这个明显的矛盾……也有自圆的说法”。但最后李大钊还是坚持认为“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62)

 

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是在唯物史观视阈内展开的,但在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在论及唯物史观时,并没有把阶级观点列入其中,而是把它们并列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之一。

 

1919年5月渊泉(陈博贤)翻译发表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文中没有论及阶级斗争,也没有把阶级斗争学说列为唯物史观的内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沿袭了河上肇的观念,把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相分离,强调“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63)1919年11月杨匏安的论文《马克思主义—— 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同样将“阶级竞争说”与“唯物的历史观”、“经济学说”并列为马克思义学说的三大组成部分。1921年1月李达的《马克思还原》一文更是列举了马克思五大学说,即唯物史观、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也没有把阶级斗争说列入唯物史观之中。直到1922年陈独秀《马克思学说》,还是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分立,进行分别阐释。

 

为何会产生上述现象呢?这要从中国社会早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说起。胡汉民是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早期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曾这样描述:“到马克思才努力发明人类历史的进步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思和他友人恩格斯。”(64)这样就把唯物史观解释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从而使带有主观社会竞争色彩的阶级斗争在唯物史观中失去容身空间。既然历史是一个经济自然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必然,那么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就将从属于历史的经济决定性。“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的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5)

 

唯物史观的机械决定论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批评。批评者的理论逻辑是,经济因素在历史进化中具有重大作用,但“若说全部历史的发展,是完全依靠经济进化才能解释,这是大错”。因为“人的历史是人造的;人都有头脑,这头脑的状态,决不是一件机械的东西,专看经济的境遇而变迁的。唯物历史观一类的思想,总迫人假定人的一切事变志向行为,都是物质的出产情形的影子。然而就事实看起来,人对于经济发展的支配能力,却是时时在那里增长”。(66)

 

为了克服唯物史观机械决定论的指责,陈独秀、李达等在阐释唯物史观时,开始关注个人意志问题,试图阐释个人意志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的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这是我们所相信之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之点。”“人造的历史和机械的影戏不同,我们决不可陷入机械的唯物之误解。”(67)

 

对个人意志的关注,并没有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脱离经济的必然性,相反他们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论述显得非常慎重。“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特种个人根据其性质之特征之活动,能影响历史之进行,且有时能使此影响特别增大。但此种影响增大之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个人之性质所以能成为社会发达之一要素者,非个人之特殊天才使然,实社会关系有以玉成之也”。(68)

 

“个人的意志”或“个人的努力”成为在早期唯物史观阐释中,用来消解机械决定论的工具。问题是,什么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个人的意志或个人的努力?它的直接表现又是什么呢?答案聚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

 

“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底变化之间有人类意志的媒介的……社会组织的变革是要人底意志——或为其表现的阶级斗争——来实现……我们离开了人类底意志来观察人类底进化,人类底进化就要忧为不可思议;我们离开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要变为机械论。”(69)面对唯物史观机械决定论的指责,早期马克思义者认识到,正是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分割,在重视经济决定作用的同时,没有充分阐释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被视为机械决定论。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但“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70)“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71)“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72)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主观能动力量,作为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的实现方式,被纳入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在唯物史观阐释中,把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与经济的历史决定作用统一在一起,共同构成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家对唯物史观阐释的一大进步。阶级观点被中国社会纳入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阈。

 

为捍卫了阶级观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攻击进行了有力回击,提升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加之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入发展,使阶级观点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阐释中的地位越来越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观点在同各种思想斗争中,逐渐演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派思想理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的体系形成。

 

与20世纪早期不同,二三十年代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注重把阶级斗争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具体分析中国各阶级,指导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中国革命实践。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依据是各阶级在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即经济地位,重点是关注各阶级的革命主观性。毛泽东在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上,并不拘泥于经典作家论述,相反,他总是能立足于现实,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城市中心主义,走纯粹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革命路线已然难以行通,毛泽东面对新形势及时把目光转向广大农民。“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73)“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74)“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认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75)

 

把阶级斗争从工人阶级革命转向农民革命运动,走工农联合的道路,发动更广泛的人民革命,使中国社会革命的外延进一步拓展,人民群众观点使阶级观点的内涵再次发生转向。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在新形势下,毛泽东发展了阶级观点的内涵。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76)“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77)为争取和团结更多力量,扩大抗日队伍,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一个重要范畴“人民”的概念形成,它在特殊时期取代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等称谓,成为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核心概念之一,并且在以后一直被运用。什么是“人民”呢?毛泽东的答案是,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78)

 

在唯物史观阐释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成为一个重要命题。翦伯赞说:“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客观的动因,而是客观的动因与主观的动因之辩证的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只有群众的力量的兴起,才能执行任何一个历史的行动;反之,没有群众的力量,任何历史的行动,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广大劳动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形成的唯物史观史学中,人民群众的观点被普遍运用,以人民群众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以经济发展(核心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决定力量、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唯物史观史学的基本框架确立起来。以民为本,颂扬人民反抗斗争的作用,成为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主导发展方向。

 

当然,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想体系,还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79)毛泽东的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经典范例。文中以经济地位为标准划分社会各阶级,并依据各阶级的所处利益关系链条和现实的经济状况,判定不同阶级的革命性,以及在革命中可能的态度和表现,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依靠力量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社会阶级的阶级特性分析和定位,成为政策的依据。“政治就是阶级斗争。”(80)“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81)

 

阶级分析法在历史学运用也引人注目的,虽然它比在社会革命中运用要晚得多,但阶级分析一经应用于史学领域,便成为唯物史观核心史学分析法之一。华岗说,历史科学“就是要从历史上各社会阶级之相互斗争的具体历史事实中发现历史发展规律”。史学研究“要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把许多被歪曲的历史加以辩证,恢复历史事实的真面目,把历史从帝王、贵族、军阀、地主、法西斯蒂等喝血者蹂躏之下解放出来,使他成为广大人民的历史”。(82)范文澜非常注重从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分析不同历史时期阶级关系特点,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变迁从而得出结论,“整部历史只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的历史”。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阶级革命的热情得到巨大释放,在唯物史观理论阐释中,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越来越被强调。相应地,历史的经济(生产力)决定性力量被忽视,导致后来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偏差。

 

①迈克尔·曼:《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袁亚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②王符:《潜夫论·班禄》之十五。

 

③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⑥《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页。

 

⑦《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3页。

 

⑧《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1页。

 

⑨《普列汉渃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0页。

 

(14)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2—383页。

 

(15)吴英:《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16)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第16页、第17页。

 

(17)吴英:《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2页。

 

(20)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清议报》1899年6月8日第17册。

 

(21)钟家栋、王世根主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328页。

 

(2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

 

(2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7页。

 

(25)周佛海:《中国的阶级斗争》,《改造》1919年12月第1卷7期。

 

(26)刘师培:《〈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序·按语》,《天义报》1908年第15期。

 

(27)刘师培:《共产党宣言》第1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译文序,《天义报》1908年第15期。

 

(28)刘师培:《社会主义经济论·原始共产制》,《天义报》1908年春季增刊,即第16—19卷合刊。

 

(29)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民声》十七号,1914年7月4日。

 

(30)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3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

 

(32)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33)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新民丛报》1907年总第92期。

 

(34)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第706、791页。

 

(35)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页。

 

(36)朱执信:《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页。

 

(37)林云陔:《阶级斗争之研究》,《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8月。

 

(3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7页。

 

(39)孙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

 

(40)朱执信:《朱执信集》上,第65页。

 

(41)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273页。

 

(42)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43)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

 

(44)朱执信:《朱执信集》上集,第11页。

 

(45)朱执信:《朱执信集》下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9、880页。

 

(46)林云陔:《阶级斗争之研究》,《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7月。

 

(4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页。

 

(4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7页。

 

(49)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第776、779、781页。

 

(5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196页。

 

(5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页。

 

(52)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53)朱执信:《睡的人醒了》,《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8日—7月3日。

 

(54)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8月。

 

(55)《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56)戴季陶:《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7页。

 

(57)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日1日。

 

(58)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59)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8页。

 

(60)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第201页,第133页。

 

(61)胡汉民:《环境与改造》,《闽星》,第2卷第4号,1920年1月(福建图书馆影印手抄件)。

 

(6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5号,1919年5月。

 

(6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5号,1919年5月。

 

(64)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一卷第5号,1919年12月。

 

(65)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一卷第5号,1919年12月。

 

(66)顾兆熊:《马克思的学说》,《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67)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7—408页。

 

(68)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285页。

 

(69)李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民国日报》,1922年1月1日。

 

(70)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71)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72)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7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7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7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103页。

 

(7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7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7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79)《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80)《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9页。

 

(8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3-114页。

 

(82)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版。

 




上一篇:朱春龙:“旧史家”与“五朵金花”的讨论…下一篇:宋学勤: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

返回首页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55195号
    PowerEasyCMS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