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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鞍钢:孙中山与护法运动

作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7年1月19日第7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1月19日

1916年6月6日,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怒斥声中忧惧病死。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29日他宣布遵行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并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孙中山及时作出决断。

 

护法旗帜

 

经过民国初年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的磨炼,孙中山的政治眼光更为深邃。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对人性有更深之理解,兼得以往经验之助,我们应付各种事务之才智已大有长进”(《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1页)。当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后,孙中山就曾告诫人们,斗争的目标不能仅着眼于袁世凯一人的去留。5月9日,孙中山在《讨袁宣言》中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的反动势力必不会随着袁世凯的死去而告消亡,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还将是艰巨的。

 

但是另一方面,孙中山在反袁斗争中,一直是以维护约法为号召的。护国战争开始后,他又强调:“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同上,第281页)。黎元洪上任后,宣布遵行约法,恢复国会。袁世凯死后,人们的注意力又普遍转向平息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能不下令停止中华革命党的军事行动。接着,中华革命党本部又奉孙中山的指示,宣布停止一切党务活动。不能把孙中山这时的政治态度,简单地看成是他在民国初年“让位”后,专注实业建设经历的重复。孙中山拒绝重新担任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就是一个例证。护国运动结束后,他在各地发表的一系列演说,更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7月15日,孙中山出席驻沪粤籍议员茶话会,强调维护民主共和与争取国民支持的关系:“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基础不必外求,当求诸全国国民心中”(同上,第323页)。7月17日,孙中山在张园向在沪参、众两院议员及各界名流、新闻记者发表演说,阐述地方自治、直接民权等问题。与此同时,孙中山没有放松对国内反动势力的防范和警惕。他在与胡汉民谈话时,明确指出:“北京当局现勾结帝国主义者有解散国会的意思,对于国家有捣乱的行为,我便要讨伐他们”(《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010页)。这些都充分说明,孙中山对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是有深刻认识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段祺瑞、张勋等人破坏共和的活动,自始就遭到孙中山的坚决抵制。

 

护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在各地讲演的一个主题,是阐述通过实行地方自治、直接民权等途径,稳固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础。1917年2月,他在上海完成《会议通则》(后改名《民权初步》)一书,同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孙中山在自序中写道,撰写该书的目的,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他认为:“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孙中山在书中,较详细地阐述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有关会议的各项细则。虽然西方民主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得到推行,孙中山注意介绍民主制度的有关知识,希望通过鼓励国民的参政意识,加强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黄兴病逝

 

在反对帝制复辟,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中,一度因黄兴不同意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程序,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存在的隔阂逐渐消除。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夕,黄兴虽然远走美国,但祖国的危难仍无时无刻不在他心中萦绕。孙中山也一直惦记着他。1915年3月,孙中山致信黄兴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坦率地希望黄兴“即日言旋”,携手奋斗(《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167页)。

 

筹安会登台后,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若揭,黄兴遣长子黄一欧向孙中山面交信函,认为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孙中山再次表示希望黄兴早日去日本,共商反袁事宜。1916年5月,黄兴从美国抵达日本。这时,孙中山已返回国内。他在上海致函黄兴,希望黄兴协助向日本“借购军械之事”。并真切地说:“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事有把握,仍企来沪一行,共商进行各事”(同上,第290页)。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与黄兴之间,曾就革命党人对时局的态度,切磋商讨,互相配合。同年7月,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两人交往密切,商谈国是,一如往昔。10月,黄兴病危,孙中山去寓所看望。黄兴病逝后,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沉痛悼念,并高度评价了黄兴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同上,第384页)。黄兴的逝世,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啻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失去了一位有力的支持者。

 

府院之争

 

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中国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实现。把持北京政权的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大搞专制独裁。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段祺瑞企图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贷款和军火,扩充自己的势力。得到国会支持的黎元洪,则反对参战,于是便发生了“府院之争”。这场争执,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本企图通过支持段祺瑞参战,加强它在中国的控制,英、美等国则不愿意看到日本在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府院之争”愈演愈烈。

 

1917年5月,段祺瑞唆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遭到国会的拒绝。黎元洪遂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由伍廷芳暂时代理。段遂出走天津,指使各省军阀纷纷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扬言要以武力倒黎。屯兵徐州、居心叵测的张勋,乘机向黎元洪提出愿居间调停。

 

6月,张勋受黎元洪之邀,率三千辫子兵入京。途经天津时,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于6月12日撕下调停的伪装,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入京后,又在7月1日公然拥戴溥仪复辟帝制。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段祺瑞看到借张勋之力,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计谋已经得逞,便于7月2日在天津宣布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

 

7月12日,“讨逆军”开入北京,张勋躲进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复辟丑剧开场12天即告破产。段祺瑞重新把持北京政权后,公开扬言“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 (《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继续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借债,扩充兵力,企图实现“武力统一”,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

 

联络海军

 

孙中山目睹护国运动结束后军阀、政客纷争不已,共和制度形同虚设,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内心十分激愤。当“府院之争”白热化,张勋以调停为名,率兵北上时,孙中山敏锐地看到了复辟阴云的迫近,决定采取切实措施,予以抵制。他致电唐继尧,希望唐团结西南力量,出师护法。接着,孙中山又致电粤、滇、黔、川、桂、湘各省都督、省长,指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希望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2页)。

 

但西南地区的这些实力人物,对孙中山的呼吁,反应冷淡。这时,北京政局进一步恶化,国会被迫解散。6月14日,胡汉民受孙中山派遣,赴粤联络护法力量,得到想借护法之名,保持地盘,扩充实力的西南军阀表面上的赞同。孙中山则在上海通过程璧光,积极争取海军的支持。

 

程璧光曾参加过兴中会广州分会,早年毕业于福州水师学堂,在海军中声望较高,时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在黎段争斗中,他站在黎元洪一边,段祺瑞被免职后,在天津集结力量,以武力威胁北京。程璧光奉黎元洪之命,离京赴沪巡视海军,以保证海军拥黎反段。孙中山这时“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7页)。6月23日,孙中山主动约见程璧光会商大计。7月1日,张勋策动的帝制复辟丑剧开场,孙中山于3日再邀程璧光等人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

 

举兵护法

 

7月6日,孙中山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同行者有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途经汕头时,他发表演说,阐述他的护法主张,强调:“革命党提倡革命,是初一步的工夫,建设真正共和则全靠国民。”“今日国民责任是在拥护共和,有一分子责任,即尽一分子力,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孙中山再次指出:“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2、113、114页)。

 

7月22日,程璧光率海军部分舰只南抵广州,并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通电全国,发表海军护法宣言,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的三项主张。津、沪等地的国会议员也相继南下,至8月中旬已有120余人抵达广州。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在粤国会议员在不足法定人数的状况下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制订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的任务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的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在就职答词中,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年无功之耻”(同上,第136页)。

 

阻力重重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许多困难,最突出的是缺乏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中华革命军在护国运动结束时就已解散,孙中山这时寄希望的是曾参加过护国战争的滇系、桂系军阀和南下海军舰只。但是,他的这种希望,结果也落空了。唐继尧、陆荣廷等人表面上愿意参加护法运动,实际上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以参加护法运动为名,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抗衡,维持自己控制的那部分实力和地盘,并伺机扩充。军政府成立后,唐、陆两人迟迟不肯就职。为此,孙中山曾派胡汉民再度往广西面见陆荣廷,又命章太炎以大元帅秘书长名义往川、滇晤谈唐继尧及西南各将领,然均无结果。驻军广州的桂系军阀莫荣新等人,更是处处与孙中山为难,阻挠军政府的活动。

 

海军虽然发表了护法宣言,但与孙中山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他们参加护法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拥黎反段和解决军饷问题。程璧光在沪与孙中山会晤时,提出的主要条件就是要保证供给军饷。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决定参加护法。南下广州后,程璧光被任命为军政府海军总长,但他并不到任。孙中山也派人劝说,并亲自与胡汉民去“海圻舰”请程璧光就职,程仍坚辞不允。程璧光、林葆怿等海军将领,在当时发表的谈话和通电,大多是要求黎元洪复位、陆荣廷出任西南各省护法首领,很少提到拥护孙中山。海军的这种态度,更削弱了孙中山的地位。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吁求日、美等国给予支持,但毫无结果。军政府曾多次向各国政府发出通电,要求承认它为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均遭冷遇。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向北洋政府提供巨额的“西原借款”,资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乘机从北洋政府手中攫夺了更多的侵略权益。

 

在桂系军阀控制下的广州,追随孙中山抵粤的一批中华革命党成员,很难开展活动。非常国会的议员们,许多人只图个人名位,惟利是趋,并不真正赞成和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在西南军阀的笼络下,他们逐渐成为反对孙中山的帮手。

 

坚持护法

 

尽管处境不利,孙中山仍竭尽所能,组织护法运动。10月3日,孙中山通令全国,擒拿破坏共和元凶段祺瑞、倪嗣冲等人。这时,北洋军队为实现“武力统一”,正进逼湖南,直接危及西南军阀的切身利益,陆荣廷等人遂被迫起而抵挡。10月6日,南北军阀鏖战于湖南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孙中山致电前线将领,希望他们“勉事进行,以树大勋”(同上,第211页)。同时,他又敦促唐继尧、陆荣廷就任军政府元帅之职,协同一致,共同对敌。但是,唐、陆两人对孙中山的呼吁,仍置若罔闻。他们参加护法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抗衡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不是真的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当时,孙中山曾制订了一份粤、桂、湘、黔、川诸路军队同时出动,会师中原,直抵北京的方案。由于滇、桂军阀的阻挠,这一北伐计划无法实现。

 

南北军队交战后,围绕着由谁去打头阵,北洋政府内部皖系和直系军阀之间发生争吵。11月,在湖南前线的直系军队自动退兵,要求停战;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直系军阀联合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北洋军队对南方的军事压力,暂时减轻。西南军阀一方面与直系军阀暗中联络,酝酿南北议和,一方面进一步排斥和反对孙中山。1918年1月,他们在广州策划成立“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取代军政府。因遭到舆论的反对和孙中山的抵制,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针对南北合流的倾向,孙中山迭发函电,重申他的护法主张,这更引起西南军阀的忌恨。4月10日,他们指使一部分议员在国会非常会议上提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旨在架空孙中山。4月26日,程璧光在广州被刺身死,海军内部分化加剧,闽系军官不安于驻粤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返驻上海,对孙中山毫无支持作用可言。

 

4月下旬,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积极策划迫使孙中山去职。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军政府修正案。同日,孙中山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在辞职通电中愤激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并表示自己捍卫共和的决心决不动摇:“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 (同上,第471、472页)。在西南军阀的阻挠和破坏下,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夭折。5月21日,孙中山离粤赴沪。

 

护法运动的失败,对孙中山触动很大。他从亲身经历中,得出了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正确结论,开始认识到不铲除这些军阀势力,民主、共和就不能真正实现。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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