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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遵义会议后的一封《中央红军证明书》

作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7年2月9日第5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2月09日

2005年,在重庆市江津区唐安华家发现了一封中央红军1935年4月留下的信件。这封信用毛笔沾着松烟,在粗糙的皮纸上书写而成。2005年8月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随着专家的研究,这件珍贵文物所承载的历史风云进入读者的视野。

 

这是一封“中央红军证明书”。信件记述的是1935年1月至4月,“在(重庆江津)飞鸽九凤山七名红军养伤治疗经过,留给唐树田家人保存,组织查证。”“我们七名红军是陈远明、吴贞和、廖永江、彭迁高、杨玉生、张光荣、周永和等,有四人是三军团、三人是一军团,都是一方面军战士”。1935年4月5日晚“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执笔者是廖永江。

 

《证明书》是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的宝贵记录,是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据《证明书》记载,“一月二十七日土城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我方伤亡严重,上级决定大部队立即转移。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佐证了土城战役的发生和战役伤亡的惨烈情况。

 

“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十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这场战役也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四渡赤水)。当时红军行进至桐梓,发现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阻击红军,防止其北渡长江,进入重庆。1935年1月27日下午,中革军委到达位于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得悉敌人尾追不舍,为给北上渡江创造条件,刚刚重新获得指挥权的毛泽东决定利用当地居高临下的峡谷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郭勋祺部实施合围夹击,聚而歼之。

 

然而,这一仗打得极其艰苦。据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一书,打仗艰苦到危急之时,连朱老总也拔枪冲出了指挥部。毛泽东坚决地拦住了朱德,总司令不能去冲锋呀,稍有闪失怎么得了?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安全,这么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并亲自把朱德送上前线。在此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转而向西一渡赤水,迈出了他人生精彩得意之笔的一步。事后,毛泽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或许正因如此,过去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上,对于土城战役的记载和评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

 

这份《证明书》是当时军民鱼水深情最原始,也是最生动,最为珍贵的文字记载。据《证明书》记载,重庆的老百姓不但无条件地接受了红军的伤员,而且倾其所有为红军伤员养伤治疗。这包括:唐树田唐安华父子精心照料红军伤员,周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重庆百姓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招待红军伤员过春节,因此被称为发生在重庆的长征路上真实版的“沙家浜”。

 

《证明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见证和作风传承。《证明书》记载,“陶(炳兴)开办了一间火纸厂,组织上向他借了十吊铜钱。四月五日离走时,没有钱还陶炳兴老人,组织上到陶老人家说明情况,陶当场相送,组织上再三感谢。”“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钱都不要。……四月五日晚,在唐老人家中,组织上请了陶炳兴老人来,共同吃饭吃酒,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组织再三感谢。”

 

正是红军战士对重庆百姓的悉心救护无以回报,才写下这封《证明书》,作为革命成功后回报人民的见证。这七个战士中,吴贞和因伤重需要继续治疗,不能随部队行动,便转移到贵州习水县“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的地方继续养伤。8年后的1943年的中秋节,他又回到江津洪海看望唐树田一家,并留下地址。由此证明了军民感情的深厚。

 

这封《证明书》既是8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历史见证,也是如今迈向新长征的力量源泉。

 

(作者系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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