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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推进中国历史学话语权体系建设

作者: 文章来源:《福建日报》2017年2月14日第9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2月14日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提高话语权,离不开话语体系建设。为此,习近平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在我国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直面不足,努力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推进我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努力提高学术话语权。

 

历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

 

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科学体系中,把中国的历史学科学体系建设好,是其中极为重要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8月23日在济南举行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贺信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习近平关于历史研究的评价,给与会的中外历史学家很大的鼓舞。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基础的学问——历史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还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所有学科领域中,史是最基础的。凡学必有史,包括自然科学在内。

 

历史科学是基础科学,无论哪一门学科,都离不开历史,离不开对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至少离不开本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只有立足于本学科既有历史,学科发展才有根基。只有透彻了解本学科形成发展的历史,才能对学科发展的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都有他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无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只有透彻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了解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才能明了本门学科发展的方向,以及本门学科如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得本门学科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凡是不能正确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讨论以及对国内国际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评论,必然缺乏深度,所做出的结论必不能透彻,必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换句话说,只有历史学研究做到位了,历史认识全面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清楚了,各学科的研究,国内国外现实问题的研究,才有所凭借,才可以深度展开,才能得出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结论,才能为社会发展贡献本学科的真知灼见。

 

历史学是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研究是“坐冷板凳”的学问,是打破砂锅璺到底的学问,是要求严谨学风的学问。历史研究本质是一项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档案的基础上。历史研究讲究全面占有史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用史料说话。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抗战历史,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史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是非常专业的意见。不仅抗战史如此,历史学各领域莫不如此。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研究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华民国以及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台湾史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历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等,都要注重史料的搜集,也要强调运用档案史料。国家开放档案史料,对历史学者的研究是最有力的支持。国家应该为历史研究者利用史料提供方便。

 

拿到史料并不表示搜集史料工作的完成,必须对史料加以鉴别,考证其真伪,才对历史研究有用处。中国古代史学家特别是乾嘉学派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我国年轻一代历史学者要掌握这些本领,否则,你的研究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习近平同志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确实把历史研究的真谛讲出来了。照我的理解,究天人之际,是讲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要长时段看历史的变化。只有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的变化,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走向、趋势和规律。这一条,光靠老祖宗的乾嘉考证就不够了。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探究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唯物论可以教会我们如何从历史研究中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学者可以借用各种研究方法,但是绝对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绝对需要历史唯物论的指导,这是很难以质疑的。习近平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说教,而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经验总结。

 

年轻一代历史学者极需要培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素养。据我所知,一些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可能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有的连《毛泽东选集》也没有读过。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历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忽视这项基本功,在做学问的道路上难以取得大的成功。

 

讲真实的历史,从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讲历史,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是最有力的驳斥。

 

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话语影响能力,提升国家话语权。如果按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法,我们可以把物质生产能力看作是硬实力,把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能力看作是软实力。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正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衡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并提升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为光荣的使命,也是极为紧迫的任务。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话语权,大体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当中国还显得很强大的时候,正在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学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尊敬。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的著作在欧洲被翻译出版,欧洲汉学开始兴盛。17世纪传教士们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思想界传播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等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描述过中国和中国的学术,许多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受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迪。但当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忙于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和市场的时候,它们也开始探寻中国实力的底细,并计划对中国施加兵威。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彻底打倒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纷纷到东洋、西洋留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知识。《天演论》《群学肄言》《民约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出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界的名士被中国知识界所接纳。这些理论著作和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就成为当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新型知识分子,都是在吸吮西学知识后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肯定过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套新兴话语体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衰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参照、为圭臬,话语权极为微弱,中国的软实力也跌到了谷底。

 

我国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走上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路,也走上了中国特色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只知希腊、罗马的崇洋风气,树立自己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力。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总体来说在国际学术领域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与我国的国力总体上是相匹配的。我国具有传统优势学术地位的历史学领域尚且如此,其他学术领域大多如是。

 

在这个时期,我国学术界的眼光是向外的。就历史学而言,先是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的史学著作,包括多卷本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后来是大量翻译欧美国家(包括日本)的历史学著作在国内出版。剑桥世界史,剑桥中国史等等在中国大量出版。中国出版界大量翻译出版外国历史学著作,而西方出版界很少翻译出版中国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以及近些年出版的大部头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没有外文译本(包括外国出版的译本和中国出版的译本)。这恐怕是目前的基本态势。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状况。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比如冲击—反应模式、现代化研究范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文明的冲突、告别革命、历史的终结等等,风靡世界,也风靡中国。这些,在中国历史学领域,是体现话语体系的典型概念。中国学术界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根源上往往与上述某些概念有关。中国学者在历史学研究中采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概念,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概念,有关汉族形成的概念,有关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族融合的概念,等等,往往不为西方学者接受,甚至也不大受中国年轻学者所重视。

 

这种情况既与国家的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国家的政治地位有关。在西方许多学者眼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是对立的,正是由于这一偏见,他们总是难以冷静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习惯于排斥中国历史学者提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的增大,学术界的状况也在悄悄改变。据我的浅薄了解,过去说蒙古学、敦煌学在外国,现在不能那么说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以往西方学者忽略不计,现在开始有较高的评价了。中国历史学领域的许多专门研究,无疑有独步世界的学术成就,但是为外人了解尚需时日。

 

因此,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学术体系建设水平,是我国学术界当前的紧迫任务。

 

提升话语权,历史学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中国的发展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有新的转变,西方学者学术观念的转变是值得欢迎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学术上支持了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强国,需要中国学者自己去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就历史学来说,中国历史学的许多研究无疑有独步世界的学术成就,但是还没有被国际学界所了解、所接受。如何建设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中国历史学者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中国历史学者要自觉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指引,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要研究世界历史。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做出更加翔实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形成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学术体系。

 

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基础是开展扎实深入的史学研究。否则,话语体系就是无根的浮萍,话语权也就是空谈。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史学研究。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弱点在哪里;要研究自甲骨文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儒学体系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为什么会打了败仗,今天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体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究竟在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研究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作出了哪些贡献,等等。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根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在学术上有说服力,才有助于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水平和话语权的提高。

 

发展中国特色历史科学,要下大力培养和储备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有丰实的中国历史学基础知识,了解欧美世界历史学的进展,尤其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又精通几门主要外国语的人才。我们现在这样的人才还太少。在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下,是一定可以涌现出未来中国的优秀学术人才的。需要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也需要培养一批跨学科的具有战略性思维能力的人才。新一代的学术人才需要有强烈的创造力。形成中国历史学的气派,固然需要大批扎实的专门研究成果做支撑,尤其需要具有战略性思维能力的学者提出某个学科领域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概括,新表述,形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模式,使之对国际历史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的研究,产生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生多种体系宏大、结构严密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不会一蹴可就,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绝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历史学者要坚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对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自信,对中国学术界理论和文化创造力的自信,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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