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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从“张藏信札”看“甲申易枢”

作者: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7年2月17日第4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2月17日

在“张藏信札”中,存有“甲申易枢”前后清廷上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史料,有助于分析了解事件内幕。

 

前文提到光绪十年三月初七日,盛昱在张华奎鼓动下,弹劾张佩纶、李鸿藻误荐徐延旭、唐炯,致使越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将讳饰素习悉数湔除。慈禧太后当日见到盛折,意识到这是扳倒政治对手恭亲王之难得机会。她将盛折留中,又召见醇亲王奕譞进行谋划。

 

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慈禧太后颁发懿旨,称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着将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同日还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担任军机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四日,太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五十四册,第499至501页)将光绪帝的本生父醇王推上政治前台。这次人事调整,是晚清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称“甲申易枢”。

 

李鸿章获悉消息,大为震惊,立即写信向张佩纶打探内幕:

 

阅钞轩然大波,惊骇无似,与同休戚。更事较多之亲旧一朝同罢,汲引乳臭陋儒,更何足支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物先腐而蠹生,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此后变态百出,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

 

他还劝慰佩纶:“执事在位一日,且尽心一日,以待风波之定,幸勿汲汲引退,致着痕迹,舍之则藏而已。”“兴献颇喜机事,倘有从旁讽之者,便可入彀。……晤吾宗乞先道慰。”

 

“甲申易枢”事发后上层机构和人事调整内幕,尤其是各种力量为恭王复出展开运作,后世所知甚少。张佩纶与李鸿章的通信,透露颇多细节。虽一些过程仍不能完全梳理清晰,但值得引起关注。

 

比如三月廿一日,张佩纶有函致李鸿章,可琢磨细节甚多:

 

乐道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十八日与兴献纵论,据丹、青二老十九、二十日见过之语,均言兴献大为感动。蕙吟从署中来云,劻贝勒言鄙人之说甚是,复极力与兴献密谈。现在兴献复促译署具折,以便力请于上。丹老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听。惟今日尊处电至,滇军已弃兴化,法人直欲以兵挟和,将来事更棘手。各路将帅均不能支,即出而任职,亦万死不足塞责。奈何奈何?十三大波,固上有积怒,实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庄因袒振轩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高阳罪,以任高阳为恭、宝罪,不过逞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恭、李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其不愿独完者以此也。丹、青于洋务隔膜,请枢兼译为起乐道地,并非为丹、青。时局纷纷,急萧墙而忘外患。日内小阮具疏,请召公入决策,以为止沸救燎之计;鄙人虽求去,亦未敢忘天下也。贵宗人与鄙人交而非党,及其事棘时衰,避贤乐圣,人即垢为私党而亦不辞,犹之与公交亦无私,但患难之际则鄙人亦必与公同之,而不独求自解也。贵宗人处已代致意,日内幸与之一书。此等处万勿忘忽为祷。

 

信中“乐道”指恭王,“兴献”指醇王,“丹”“青”指阎敬铭、张之万,“蕙吟”指吴廷芬,“庶子”指盛昱,“小阮”指张人骏,“高阳”“贵宗人”均指李鸿藻。按照此信内容,第一,罢免恭王,是其爱钱爱色,引慈禧不悦,不是与醇王“同根相煎”;第二,盛昱弹劾的首要对象是张佩纶,但张在易枢时居然未获牵连,他随即为恭王复出做积极争取;第三,易枢前总署大臣由恭王领衔,包括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景廉,和不是军机大臣的麟书、周家楣、陈兰彬、吴廷芬和张佩纶。军机处与总署诸多事务,都在恭、李手中一并决策。而易枢后新军机不兼总署职务,总署缺乏决策人物。十七日,太后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原先地位较低、资历不足的奕劻忽被重用,进入核心层。但毕竟外交经验严重不足,这给企图转圜局面的张佩纶找到了进言角度。十八日,佩纶上奏《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借论军机大臣不兼总署大臣会贻误时机为由,指出就法越交涉而论,电报不能迅达天听,译署不能参预戎谋,已多扞格。就各国交涉而论,骤去一外夷素日信服之亲王,又不能见朝廷倚重之军机大臣,顿生疑忌之心,转启刁难之渐,必使各国群起而猜,殆非万全之计。(张佩伦:《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涧于集·奏议》卷三,第67页)同日,醇王再召军机和总署大臣讨论枢、译体制,佩纶在会上侃侃而谈,自认醇王“大为感动”,奕劻亦认为其说“甚是”;第四,醇王促总署具折,力请于太后,阎敬铭转述太后意见,亦要张佩纶“不候假满即出”,以使“内隙可弭”;第五,张人骏上奏,请召李鸿章进京决策,“以为止沸救燎之计”。

 

这种描述,与后世对于“甲申易枢”后北京局势的了解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在十五日,醇王已召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第一次会议,专讲枢译分家意义,(《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四十六》,《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艺文印书馆2002年版,第93至94页)潜在目的,是防止出现恭王执政时既主军机、又管外交之专权。再往前溯,早在十三年前“天津教案”发生后,恭王同意曾国藩以惩官员、杀首祸、遣使赴法道歉了结,就使主张对外强硬的醇王深感不满。他亲缮密折面呈太后,认为臣下积弊已深,一味朋比蒙蔽,“委因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质疑军机大臣与总署大臣权力叠加,主张分治。“甲申易枢”后,醇王要实施的,也是这一构想。以此来看,他为何又同意让奕劻去上奏,争取恭王复出呢?

 

三月二十三日,张佩纶又函李鸿章:

 

鄙人明日出山,意在祷佛。闻乐道旧疾又作,兴以方药,怀入乞怜,佛寂然。或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欲强鄙出,以此饰观耳。然鄙人之念,百折不回,断不于人骨肉新故间求捷径也。

 

函中“明日出山”,指佩纶廿四日偕总署王大臣上《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列举六大理由,力证枢、译断不可分。翁同龢在日记中说:“总署递折,请以枢臣兼总署,意在恭邸而未敢显言。有夹片撤去。醇邸见时,上切责总署以为非恭王不能办”,(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四册,第1863页)旋颁布懿旨严词谴责: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枢臣宜兼总署行走一折,虽系为慎重公事起见,然于条分缕析之中,语多失当,迹近要胁。奕劻等均着传旨申饬。第念该衙门事务较繁,本日已降旨,令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嗣后该衙门应办各事,责成奕劻等同心合力,务臻妥善,毋得意存诿卸、再行渎陈。倘有贻误,惟该大臣等是问!(《清德宗实录》,第五十四册,第512页)

 

张佩纶为恭王复出所作努力,至此完全失败。究竟哪个环节发生了变化?醇王的真实态度是什么?阎敬铭转达慈禧面谕究竟要张佩纶干什么?学术界无人知晓,更遑论研究,这些信札提示了多扇以前未曾关注的窗户。佩纶碰壁后,四月初九日在另一函中用隐喻向李鸿章表述自己的心路和感受,值得仔细推敲和:

 

省心老人左右:旬日书问往复,意殊不畅。兹略言之,惟鉴及:

 

一、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喜。久之,僧必仍作住持,僧意甘退院日,禅心久沾泥絮矣。

 

一、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祕室耳。

 

一、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则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

 

一、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菴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神欲用菴主,先以术吓之,而菴主已色动,则再叹;以极好之菴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菴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菴主故耳。

 

一、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菴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一、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意会)。礼之。仙非从赤松游不可也。(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

 

一、说法乃菴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一、阎罗难共处,其习有三,曰诈、曰愎、曰粗。

 

我初步研判,信中“僧”指恭王,“道”似指李鸿藻,“神”指醇王,“佛”指慈禧,“菴主”似指奕劻,“覃溪”指翁同龢,“立本”指阎敬铭,“僧繇”指张之万,“张仙”系佩纶自谓。但“五斗米教天师”指张之洞?“阎罗”指阎敬铭?“释迦”“赤松”指谁?均还需要研究。

 

“甲申易枢”发起前后,“张藏信札”中存有三月十五、廿四、廿七(本日两函),四月廿、廿五日、五月初一、十二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八函;三月十一、廿一、廿二、廿三、廿四日,四月初八、初九、十四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八函。其中有些关键节点上的信函佚失了,比如三月廿七日李鸿章致张佩纶第二函提到“顷奉廿六夕手书,语语肺腑,读之感涕”;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中提到:“奉廿一日手答,何肝气之燥也。……顷又得廿二申刻赐书,欣悉一一”;五月初一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中提到“前奉廿六日手复”,均未知其详细内容。事实上,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之后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包括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期间写给李鸿章的信函全部阙如。这部分缺失,使得研究“甲申易枢”的新史料出现断裂,对于“张藏信札”来说,真是十分可惜。

 

由于在“甲申易枢”后公开为恭王复出发声,触怒醇亲王奕譞,醇王即对翁同龢说:“子房初识,乃一孟浪少年,少按即塌,须大加历练,始克负荷。日前译署一疏,奉有措词过当、迹近要胁申斥之旨,至今伏而不出,其嫩可知。”(《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四十七》,《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第96页)所谓“子房”,即指佩纶,醇王对他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张佩纶外派帮办福建海防,军事失利,无法东山再起,学术界以为源在马江之败。其实遍阅史料,均可看出马江兵败在于最高层不敢决策,屡失战机,而非佩纶未曾布防,临阵逃走。左宗棠奉旨调查,结论也极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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