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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

作者: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7年2月17日第6-7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2月17日

张之洞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也是张佩纶的密友。在光绪朝前期,他们同在北京为官,也共同主持“清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页)中说:“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流清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有个奇怪的问题。“张藏信札”中,独少二张之间的往返书翰。张志潜编辑《涧于集·书牍》时,收录八通佩纶致之洞的信件。张志潜说:“与张文襄丈书所存甚少,当壬午、癸未(1882、1883年)先公在朝时,书札几无虚日。然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此集间有一二,犹系展转得之他处者。”我猜测这些都是张志潜的抄件,故这八通信件,没有列入“张藏信札”之中。反过来想,张佩纶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友朋函札,为什么之洞的手泽一件也未留存呢?2012年,王贵枕先生将自己收集多年的张之洞致张佩纶信函影印出版,共计68通,均为光绪四年到光绪五年所写,这些信札,显然都是从张佩纶处散失出去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张藏信札”的典藏,或许能给研究者带来某种思考。

 

“张藏信札”中仅存一封张佩纶致张之洞的亲笔信,精心装裱成红木嵌锦面册页,而内容,竟是与张之洞终止来往的告知书:

 

孝达前辈阁下:

 

十二日奉手书,以家弟去秋下世,辱承慰问。回忆津海同舟,弟曾送别,前尘如梦,能勿怆怀?至冬间,又闻云云,阅之殊堪骇愕。乙未六月,生儿不育,公方摄南洋,先属朱道致贺,未三日而下令逐客。某道衔督命,两踵寒门不见,则遍告知旧,迫促甚严,自未便琐屑相闻,涉于乞怜请缓。及九秋苏卿世兄忽有水仙之厄,仅属漱兰通政致问,不敢通书也。丙申又得一雄,以文正师盼望甚切,曾托合肥告之,文正书来剧喜。闻流言而不信,始终爱护,自恨为不舞之鹤,以玷羊公,转似昧于知人,阿私所好耳,思之泪下如雨。不意丁酉季夏,文正骑箕,而此子已先期蜕化。戊戌正月,长男志沧又殁,次棠前辈暨节庵均有唁书,公所闻相继化去者,谅即指此。惟其年春奠,节戉过芜,寄电已承询及,侍即复电声谢,何乃云去年冬间始达清听?殆前电已早忘之耶?未免重劳垂注矣。记去岁秋初,《申报》中有公殇一子之说,颇疑秉笔邪人妄为诅祝,适有洪令囗赴鄂,属其询明,再图致慰。洪以戟府深严,探悉其事而不甚了了,侍亦因弟丧赴皖料理,侄辈北归,为期已久,念通人虽无忌讳,而此等事过时劝唁,究属不情,亦遂中止。以公之过于周至,益形侍之甘于阔疏也。至示及国事安危,人才消长,则惟中外重臣而又负清流之望者,始足语此,侍非其人,何从置喙?别惠多仪,辞受都无关系,惟自云门北上,绝而复通,曾两拜端研,鼲裘之贶,忽忽近十年矣。岂宜屡受珍贻,有施无报,仍交来价携还,托词往游蜀冈,即清卿复电所转之地。以免词费褊衷,篑并不欲世兄辈知之。君立初间一来,杜门已久,竟未能破例延接。在朝廷为逐臣,在交游为逐客,愿公相忘,不烦相念也。肃谢,即颂台安。

 

侍期佩纶顿首,二月十八日

 

信尾还不同寻常地盖上一方朱文闲章:“老不求名语益真”。

 

此信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信中坦率回顾两人后期交往中种种不愉快经历。从在南京遭逐客,到佩纶之子故世,之洞先致电慰问,继而隔年写信时又说去冬刚刚听说,显然早将前事遗忘,使佩纶大感不悦。所以佩纶拒绝之洞公子张权(君立)的拜访,并严正地告诉之洞,自己“在朝廷为逐臣,在交游为逐客,愿公相忘,不烦相念也”。

 

此信如何从收信人张之洞手中重新成为佩纶后代的庋藏?这个谜底尚待揭开。从内容看,这显然是佩纶情绪宣泄之作,对于探索二张关系十分重要。抑或佩纶根本没有寄出?但张志潜又何至于要如此精心装裱以传后人?其家族内部当时对张之洞显然有着某种特别看法。

 

从“清流”初兴起,二张就是中坚骨干,彼此保持着密切联系,“亲如兄弟昆仲”(张志潜语)。我读之洞早期致佩纶书信,有一函印象特别深刻:“请到寒斋,与再同(按:指黄国瑾)共话,已设素馅馒头也。”(广州图书馆主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这是他们昔日清贫窘迫的京官生涯写照。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后,佩纶有次告诉李鸿藻:“偕壶公(张之洞)游厂两年,所收皆赝本也。兹检出三卷一册,乃壶公去后所得。敬求鉴定。”读到此处,两个囊中羞涩的大名士被琉璃厂商人欺骗上当的生动场景,令人忍俊不禁。后来佩纶奉旨福建筹防,疾呼各地增兵,惟有之洞调粤舰支援。佩纶遣戍张家口,之洞从广州寄银钱、送端砚、裘皮衣物,以及海南香、广橘蜜酒、荔枝龙眼等等土产,佩纶也回寄蘑菇以作感谢,患难之中,情谊绵绵。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阎敬铭收到张之洞来函,其中提及“幼樵为今日搘柱时局之人,万不可听其引退。区区此言,为世为国,可质天日。伏惟鉴之。[《张之洞致约盦(阎敬铭)函》(光绪丙戌四月二十五日到),《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第十八册,第417页]。可见此时张之洞还在为其关说缓颊。

 

二张关系交恶,过去认为是在佩纶甲午战争中为朝廷不喜,被逐出天津后开始的,具体细节均来自笔记稗史。而揆诸“张藏信札”,不难发现,彼此龃龉,实际出现时间更早。张佩纶告诉友人:“孝达因鄙人与合肥为婚,两年不通一字,近来始相好如初。若非佩纶腰腹十围,早容不得矣。朋友之道,果宜如是乎?” 光绪十七年囗月二十日又告诉鸿藻:“与孝达久不通问,前因再同之弟秦生求为说项,不能却之,作一纸交秦生(告以无用,而求之不已。尚以为当年二张之交也,后果无成)。”十九年,鸿藻也告诉佩纶:“壶公书来,意极愤懑者,牵率鄙人,并及阁下。尤可怪者,于壶公祝合肥寿文亦肆口痛诋,拉杂不伦,可发一笑。此都无关紧要。惟其所办铁、政织局等事,将来必至不可收拾,殊代为焦虑也。”从这些私下议论可以看出,对张之洞的变化和看法,张佩纶和李鸿藻是一致的。

 

“张藏信札”中还存有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致某人函,从他的角度谈及与佩纶之关系:

 

蒉斋数年以来仍不免为时人所嫉,随时随事多方搜求,弹射横加。即如前年端良一疏,真是无中生有,乃遽奉回籍之旨,所谓雪上加霜,闻之实难为怀。嗣后沪上各报,益复肆口诋諆。去年夏间,渠挈眷南下,侨寓金陵,未到之前半月,又已登诸《申报》,将其住址行踪一一详载,丝毫不差,并加痛诋。看此情形,时时有宵人伺察搜寻,深为悬心。当即派轮往迓,并托所亲婉致代为筹计,不如暂住扬州。渠意不愿。及到金陵后,致渠一书,沥陈衷曲,相约彼此暂勿往还,以避谗口凶焰,只可书简往来,盖以渠系回籍人员,若又被宵人吹求揭破,岂不终身不能出门,竟同禁锢?不惟一辱再辱,直是极之于其所往矣。此区区为蒉斋之苦心也。大率自津来人暨淮人及合肥亲近之人,诋之尤力,极不可解。乃数月后谣诼又起,谓其每于夜间乘小轿入署参预密谋,而京师因张士珩一案未治以重罪,又因晚两次奏荐陈伯潜,均指为蒉斋与谋之据,势将更起波澜。叠有友人函电急告,谓须及早

 

防之,其略有云言路目为淮党,佥壬恶其清流云云,闻之焦急,当又托人告知此等情事,与之婉商可否暂居苏杭。又托友人邀之同游金焦,渠皆不听,转因之甚怒,谓晚将渠驱逐。嗣后联仙蘅(元)、于次棠过金陵,皆自出己意,劝其勿住江南,因渠所居乃合肥之他宅,合肥之子有一房亦在金陵,两君意兼恐渠受合肥之累,故力劝之。渠谓两君皆受晚指,代为驱逐,益致怒不可解。幸冬间晚已有回楚之信,群谣渐息,然蒉斋始终不悟晚相爱相为之苦心。及交替在在,有日亲往拜之,并与约谈讌,数日坚辞,不肯相见,亦只可听之而已。半年以来,闻其议论,大指似于时事大局及身世艰虞仍未了澈,深为焦急,诚不解其十二年忧患艰危,动忍增益,何以仍只如此?晚于蒉斋最为惓惓,因时人诋之太苛,厄之太甚,深为愤懑不平,而自处孤危,力不足以援之,每与人谈及辄为力辨,惟盼其收效桑榆,一洗前耻,杜此谗口,吐此闷气。今看此时局及渠情形,以后事体殊未可知,言之怅然。

 

若按之洞所言,他自己也有官场苦衷。但在佩纶看来,之洞是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现在两人,一个宦场得意,关心着自己下一步目标,不愿被无端的谣诼搅和;一个归隐江湖,只在乎张之洞的态度,这样就将双方的关系逼到无法退让之地步,这是张佩纶性格中的狷狂和耿直,也反映出张之洞的巧滑和闪避。这两封信件的发现,对于研究二张关系,是十分宝贵的史料。

 

戊戌年间,张佩纶曾对梁鼎芬说:“孝达内召过此,皖芜两电约鄙人登舟一谈。时方有新参之说,迎送者如蚁。虽系旧交,岂能出谒?东坡黄州赦还见半山,有‘岂可以野服见丞相’语,亦是半山造舟中,非东坡诣私第。时半山已罢相,坡老尚斤斤如此,况鄙人今日乎?”(张佩纶:《致梁节庵太史》,《涧于集·书牍》卷六,第24页)这里看出,佩纶虽然失意,却将自己比作苏轼,而将之洞比作王安石,依然不肯躬身退让以减身份。二十八年九月,清廷命张之洞再次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忽调云贵总督魏光焘继任。张佩纶函告张人骏:“香(涛)进退维谷,一切生事之徒均皆扫兴。午庄(按:指魏光焘)未知何如。而金陵士民痛恨香翁,几如酷吏。”可见他对张之洞的观感越来越恶。

 

据陈宝琛记载,张之洞这次到宁,欲见佩纶,佩纶仍以身体不适而拒绝。直至除夕,方才见面。张之洞“就君纵谈身世,累欷不已。既而叹曰:‘不得为廉生,命矣!’”他们想起了从前的共同朋友,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自杀殉国的“青牛肚”王懿荣。又过七天,佩纶因病去世,两个当年政坛上所向披靡的“青牛角”,在张佩纶临终之前,终于相会。而相较中法战争时,两人同随李鸿章巡阅北洋水师后挥手告别,前后相睽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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