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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鞍钢: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作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7年3月2日第7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02日

1922年6月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陈炯明叛变,促使孙中山深刻总结第二次护法斗争的经历,进一步思考中国革命的途径等重要问题,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又有前进,并终于排除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共合作,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孙中山的新思考

 

经历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对依靠少数人再走护法的老路不再抱有希望。同时,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一批原国会议员在天津召集会议,公开为北洋军阀帮腔,这也促使孙中山下决心放弃护法主张,改用革命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时,孙中山已看到南北军阀“一丘之貉”,是中国的祸患,但他对站在这些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的认识仍有模糊。1919年五四运动中,民众强烈的反帝情绪,感染和触动了孙中山。他对帝国主义及其与中国反动势力关系的认识有所深化,但这主要还只是针对日本。对英、美等国,孙中山仍抱有幻想。以后严峻的现实,让他大失所望。

 

1921年当他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港英当局竟然阻挠群众集会庆祝和捐款支持孙中山。英、美等国拒绝承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而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却受到英、美的多方支持。为了解决北伐军所需费用,孙中山曾要求列强将粤海关关余(指扣除偿付赔款、外债后的关税余款)拨付广州军政府。但外国驻华使团以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为借口,予以拒绝,并将保管的250万两关余划归北京政府。孙中山针锋相对地作出反应,准备收回海关。港英当局闻讯,公然派遣炮舰抵粤巡弋,以武力相威胁。这些严酷的现实,促使孙中山对英、美的认识有所转变。随着斗争的开展和英、美等国政府破坏中国革命真实面目的日益暴露,孙中山的认识在继续提高。

 

孙中山与苏俄

 

孙中山在斗争实践中,明确了学习苏维埃俄国和争取得到苏俄的帮助,以推进中国革命的态度。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立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对它的了解还很少。到1920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是这年初外国干涉十月革命的军队,在俄国军民的抗击下,被迫从西伯利亚撤退,远东共和国在赤塔成立,改变了苏俄与中国原先那种阻隔的状态,使孙中山有可能对苏俄的真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二是这年的11月28日,也就是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到达广州的那一天,中国收到了苏俄的第二次对华宣言,郑重宣布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一切侵略权益。这对一直憎恨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孙中山,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对苏俄有了更多的亲近感。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陪同下,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向孙中山较详细地介绍了苏俄的情况。孙中山对苏俄的了解,更有加深。不久,他明确表示打算与苏俄建立交往关系。但苏俄距离广东毕竟太远,而华南和长江流域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孙中山顾虑过早与苏俄交往会激怒英国,对革命不利,打算待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再正式承认苏俄。以后,当他对英、美等国政府尚有的一点幻想破灭,他便决定公开地作出了联俄的决定。

 

孙中山与民众

 

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开始注意发挥民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力量。过去,孙中山的追随者中也有不少工人,但他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自觉自为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中山对下层民众政治觉悟的保守估计。1922年初掀起的规模空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引起孙中山的重视

 

这次大罢工,最初虽由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经济要求所引起,但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当时正在桂林准备北伐的孙中山,积极给予支持,并要廖仲恺在广州筹款支援。同年5月1日,有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举行了有广州数万工人参加的大游行。这些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与马林的会见中,两人曾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问题。不久,在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离粤抵沪后,曾有31个工会团体的代表前往拜访,表示声援,两者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孙中山与中共

 

孙中山思想的上述发展,是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重新认识、思考的结果,也体现了他对革命实践的及时总结,并得到他周围一些国民党人的推动,实际上也反映了廖仲恺、朱执信等相当一部分居于领导地位的国民党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基于上述认识,孙中山对1921年成立后,即积极组织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抱有好感,并开始考虑通过采取国共合作的方式,恢复和增强国民党的活力。

 

他在桂林曾与陪同马林前往的张太雷,详细讨论了如何动员广大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运动的问题,希望在这项工作中能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表示了愿意合作的积极态度。

 

正是经过了较长时间地了解、比较和思索,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开始树立了改变以往的斗争方式,走新的革命道路的愿望。陈炯明的叛变和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促使他们最终下了决心。

 

中共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相当幼稚的。1921年党的第一份决议中,曾规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的救国热忱和不懈努力,以及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交往,促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陈炯明叛乱发生后,中共对孙中山明确表示支持。同年7月发表的中共“二大”宣言,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有关决定。

 

也是在1922年8月下旬,李大钊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就如何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地讨论。孙中山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对李大钊丰富的学识和关于中国革命的精辟见解十分赞赏。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一天,送走李大钊后,孙中山兴奋地对宋庆龄说,共产党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他诚挚地希望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帮助他一起完成通过振兴国民党来振兴中国革命的任务。在孙中山的热情邀请下,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条件。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革命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与苏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确立。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同时,孙中山组织力量将陈炯明赶出了广州。2月21日,他从上海回到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大元帅府,孙中山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

 

之后,孙中山立即着手改组国民党,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保持中共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条件下,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革命中坚力量。苏俄政府常驻广州代表鲍罗廷,由孙中山聘为国民党训练组织员,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

 

在中俄两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全面展开。但是,它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阻挠和反对,企图以此动摇孙中山的决心。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坚定不移的。当那些人竟然以退党来要挟孙中山取消改组决定时,孙中山勃然大怒:“你们若不赞成,可以退出国民党!”他深知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若再不进行严肃认真的改组整顿,势必会被奔腾向前的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更谈不上靠它来进行中国革命了。有一次,宋庆龄问他为什么要决定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神情严肃地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所指的,就是代表着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生气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这样深刻的认识,孙中山才能够如此坚定不移地开展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排除各种阻力,在广州隆重召开。孙中山明确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中国共产党人占了五分之一,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人。

 

大会期间,孙中山作了多次重要讲话,阐述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经过激烈辩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改组工作的重要决议,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成立了有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月23日,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了大会宣言,并于31日正式发表,昭告中外。它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贯穿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精神。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及其大会宣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新的里程碑,他的革命生涯和救国事业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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