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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根深:老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靠谱吗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7年03月10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13日

1973年,一本名为《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的7万字中国历史学习笔记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4年后,以此《手册》为蓝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译本问世,厚厚三大本,290万汉字。其间,另有5版《手册》修订本相继问世。这些《手册》的撰稿人和修订者都是一个人——英国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

 

据统计,这部凭一己之力历经半个世纪编写的《手册》,共援引了10391 种原始资料、二手资料和数据库,取材于中、英、日、法、德、俄的论著。魏根深说,撰写《手册》是为了编纂、传播,而非创新,也可以说是对全世界中国史研究的梳理、回顾和总结。

 

领衔《手册》中译本翻译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说,魏根深不是要去“治史”,而是“要提出新的视角、观点和思想”。

 

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突出优势

 

文汇报:2016年9月,根据您英文版著作翻译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面世。我们知道从1973年以来,您一直在修订、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先后有5个版本,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萌发撰写这本书的想法的?

 

魏根深:那要从50多年前说起了。我1960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1962年开始自学中文,1963年从历史学系转到东方学系就读,1964年本科毕业到北京语言学院教了2年英语,1967年获得了剑桥大学东方学硕士学位。1968年,我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第一次去哈佛大学。1971年,我以伦敦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到哈佛访学。当时费正清先生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现在那里已经改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了。费正清先生很注意培养年轻人,他每周会抽一天请所有研究所的学生到他家去聊天,大约聊2小时。

 

一天晚上,我跟大家一起去了费正清先生家。他问我现在在研究什么,我说我在伦敦大学教远东历史学,然后讲了自己学中国历史的经历,并告诉他我有一本记录自己学中国历史的笔记,是从研究生时候开始记的。费正清先生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让我寄给他,我就给他寄了一章。他收到后说这个应该尽快出版,我说这是我的笔记啊,不好意思给大家看的。他对我说,你要是想等书写得很理想了再出版,那就等死了以后再说,现在出版的话可以收到别人提的意见,书是可以修改的嘛。

 

1973年,这本书就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时书名叫《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大概有7万英文词。1996年,哈佛大学提出希望我重新修订这本书,我又改了很多内容,并做了大量补充,扩充到了32万词,1998年出版了《中国历史手册》。2000年推出了第二版修订本,书名叫《中国历史手册》,接近42万词。2012年出版了第三版修订本《中国历史新手册》,篇幅增加了3倍多,达到150万词。2015年,第四版《中国历史新手册》问世,增加到了152万词。2016年9月《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译本上市,分为上、中、下三大本,汉字290万。

 

文汇报:您的《手册》在欧美汉学研究的学术圈很畅销,包括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哈佛大学教授包弻德(Peter Bol)、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等学者都赞赏有加,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称之为“每一位严肃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案头书”,有不少中国学者专程去欧美购买此书。 201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新手册》还获得了2014年法国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ize)。即使在学界《手册》获得了高度认可,但大家好像总是疑虑,相信您也不止一次被问到,一个外国人能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说出些什么创见来?

 

魏根深:我想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只有一国国民才能充分理解本国的历史,因为对于社会如何运行,无论古今,只有他们才有切身体验。但是当我问他们,如果要选择心脏病医生,是否需要以对方曾经患过心脏病为前提时,他们承认,直接经验并非必要条件。

 

26年前,我第一次到北大历史系,当时的系主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研究哪个朝代?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但我不是这么研究的。简单来说,我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突出优势:其一,他不曾自小接受民族主义历史迷思的灌输,对于青少年的这种教育举世皆然;其二,外国人更容易以一种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

 

另外,我想提到的一点是,《手册》援引的学术成果包括10391 种原始资料、二手资料和数据库,取材以中文、英文与日文成果为主,兼及法文、德文与俄文论著。我希望诸位能注意到《手册》的另外一个特点:它不仅呈现了中国学者的成果,同时也包括全世界学者的贡献。

 

文汇报:从网上,我们可以查到不少中外读者撰写的读书心得,有些也对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看法。请问在修订过程中,您会参考读者提供的修改意见吗?

 

魏根深:在欧美地区,一般关于中国的学术性专著可以卖600至800本,《手册》各英文版加起来大约卖了2000册。从1973年出版这本书开始,到2016年9月中译本出现之前,我一共收到过400多位读者的来信,其中很多是专业的学者,他们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

 

有的读者告诉我有哪个字写错了。我记得1973年《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刚出版不久,杨联陞就给我写信,说第67页上有错别字。错字是一个问题,一是因为我用拼音打字,当电脑给出很多联想时我反而容易选错;二是虽然是英文书,但我尽量用中文字表达中国的专有名词,有些字在繁简转换的时候会出错。

 

有的读者告诉我哪部分的内容写错了。从内容上来讲,我当然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我知道的中国历史确实有限。但学者们给出的意见往往也不尽相同,包括我也有自己的判断,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说就怎么改。有个中国研究生给我提了4000多条修改意见,我同意其中30%,并且修订到了书里,我给他写了信表示感谢。

 

文汇报:现在《手册》有了中译本,也会有更多中国读者,您会担心收到更多不同意见甚至抨击吗?

 

魏根深:我不太有这种担心。你想想,真正读史的史学家穷毕生精力写就的史书,到底有多少人会读呢?像《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这种有290万中文字的书,只有很少数人会认真看,我估计只有2%到3%的人是从头读到底的,可能只有50个人吧。因为这是一本工具书,告诉你哪部分历史有些什么学术成果,可以看哪些参考书,所以我想很多人买来也只是看其中一两个部分,甚至就一两页。

 

事实上,我不太在意网上那些用网名写的书评,那很乱,有时候也不可靠。我觉得最好是学者或者学生给我写信,实名提出意见。

 

文汇报: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修订过程中,《手册》的写作目的发生过改变吗?比如,从中译本的序中可以读到,这本书是“介绍从史前至21世纪的传世第一手资料、考古发掘和人工制品资源,以及与生态环境变迁有关的资料”,而之前2000年版的序写的是“介绍从商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各个阶段、各个朝代的基本史料”。

 

魏根深:实质上没什么改变,只是提法上有些变化,我想表述得更清楚些。我一开始是想写到近代为止,但现在的版本加入了近代中国和当前的社会。为什么?因为中国作为一股崛起的力量,势必会受到世人关注。而研究中国历史,除了老生常谈的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个古老文明的特别之处,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中国的过去是如何影响、形成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政策等等。

 

简单说,中译本《手册》的编写主要有4个目的:一是向拥有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背景的读者介绍从史前至21世纪的传世第一手资料、考古发掘和人工制品资源,以及与生态环境变迁有关的资料。二是向学者们介绍中国历史的辅助学科。三是介绍涉及中国史范围内当前焦点以及争论问题的重要二手资料(涵盖国际学术界)。四是突出利用电子资源对中国历史资料进行传播、归类和分析,这些资料上起商代甲骨文,下到最近的中外学术研究。

 

我要学生买得起,我的目标读者就是研究生

 

文汇报:在对中译本译者的采访中,确实有学者提出书中某些章节写得过于详细,而有些他认为更重要的章节似乎太过简略。请问您是根据什么标准安排各部分内容详略的?

 

魏根深:有很多人写信跟我讨论过书里的详略问题,我只想说,《手册》是一本历史研究的工具书,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详略安排当然是根据我的兴趣,哈哈。写这种书最困难的一点,是我必须写一些不感兴趣的部分。我在哲学、文学方面不太在行。中国古人有太多的诗、词、曲,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像每次见面、道别,甚至上厕所都要写诗?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那时没有普通话,大家可能听不懂互相在说什么。就像朱熹在书里写的,如果时人去找孔子谈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宋朝人根本听不懂孔子在说什么。甚至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话的时候,下面的学生都听不懂他讲话。因为彼此听不懂所以只能写下来,所以我觉得诗词没多大意思,很多只是社交礼仪的一部分。

 

文汇报:中文版《手册》全书14篇,或按专题,或依时代划分,可以说每篇规模近乎一部专著。文中还插入150处“表”和125处“知识窗”,有些特别有意思,比如“宋代平民的人名”、“正史中17位最高的人”、“说话方式”、“官名中的左与右”等等。在《手册》这部皇皇巨著中,请问哪一部分的撰写是您最满意的?

 

魏根深:我最喜欢的是“知识窗1 说话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人们说话的方式视为其个性的重要部分和辨认他们的独特方式。然而如今的历史学家却自视无声电影的制片人。甚至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日常生活中说话听起来怎样,历史学家们也没有提示。”这一段太喜欢了!我认为我说明了不少问题,而且我没有看到过别人写这个。

 

我们现在有了语言学研究,比如宋朝方言是怎么样的这些都可以猜出来,但为什么书里都不写?比如在古代名人的传记里,都没有人写他们是怎么说话的。我还是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文字上更厉害的原因,因为说话彼此听不懂,只能写更多,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特点。

 

文汇报:《手册》中文版译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说,您在撰写《手册》期间,很容易“夹带私货”,比如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穿插进入,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我个人很喜欢“知识窗63 唐代以前中国菜的‘中国’味道如何”,说是您曾用《齐民要术》的烹饪方法做了顿中国菜请北京一些学者去吃,结果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菜。您是怎么想到做这些尝试的?

 

魏根深:我在1994年到2001年出任第一任“欧盟”驻华大使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是中国?我后来觉得从中国菜中找原因可能是个路径。1999年底2000年初,我在北京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实验。我要求我的大厨按照写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中的烹饪方法、食材和配方来做菜。我的大多数中国客人吃完以后都问“这是哪一国的菜啊”,他们都觉得不是中国菜。

 

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直到宋朝才有植物油,明朝以后才有了大火用于烹饪。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谈论“中国饮食”的时候,一般应该是指明朝以后的饮食,或者至少是宋代以后的。

 

文汇报:据我了解,《手册》的中译本有一些删节。总的来说,您对中译本满意吗?

 

魏根深:是的,出于种种原因,中文版有23处删除了,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根据我的统计,中文版修订的字数约6000字,但这是套290万字的书,所以没什么影响。关于删除的内容,有些是因为学者不愿意在当前就公开学术成果,有些是因为涉及了政治人物,有些是因为我对宗教、少数民族、外交的看法跟你们的主流观点不一样。

 

中译本的翻译团队里有许多相当不错的学者,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侯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我后来收到译作的时候,也请我的朋友,包括一些香港、台湾的学者帮忙核对、修订了一部分内容。

 

从2010年左右提出要翻译《手册》,到2016年正式出版,相隔时间确实有点长。这有各种原因,比如译者的临时调换,比如编辑的流程比较长。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手册》时,是我自己做编辑,所以意见很容易就转到印刷厂。但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的译者就有9个人,美编又是另外的人,印刷也不在一起,责任编辑绕在中间确实很复杂,不像我自己改那么直接。一开始他们提出要翻译的时候,可能觉得只要参与翻译的人了解中国历史,外语水平还可以,那就能够翻译这本书,听起来找几个研究生就可以做了。但后来他们真正开始翻译的时候,却发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文汇报:对于这套叠起来比手掌还宽的《手册》中译本,听说是您坚持要定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现在定价是188元。

 

魏根深:是的,因为我要学生买得起,我的目标读者就是研究生。如果碰到网上或者书店折扣,那会更便宜。我想,如果定价是288元、388元,有可能最后这本书就成为图书馆的收藏,那不是我希望的。现在有很多书会把定价定得比较高,这样作者、出版社都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但在我看来,传播知识是不应该追求利润的。

 

文汇报:您现在仍然在修订《手册》吗?如果是的话,新书会加入哪些新内容?

 

魏根深:我正在修订《手册》英文版的第五版。我的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想写的时候就写。我现在大约花20%的时间做《手册》的修订工作,其他时间都在思考,还有两三件不同的事同时在做。

 

有些人问我,你怎么还在修订《手册》啊?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很容易读到新的出版物,收到新的读者来信,而且我每年都有三四次去顶尖大学访问的安排,所以每时每刻我都可能产生新的想法,在电脑技术又很便利的今天,为什么不修改?

 

对于新书的内容我不能透露太多,我只能说其中确实有部分内容是重写的。比如涉及中国外交的部分,我把时间线又拉长了一些,从汉代的情况开始写。

 

文汇报:听说您最近在做《手册》的App版,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下相关情况吗?

 

魏根深:是的,我正在和一家公司合作。学者应该利用新科技,而且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更依赖手机,而不是书本,我们需要更有科技含量的阅读物。中译本在翻译期间,我一直在修改,责编经常抱怨:“啊老魏你怎么又改了,我们又得重新翻译、重新编辑、重新排版。”有了App版以后,修改会方便很多。不过,App版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修改,那不是维基百科。

 

目前的考虑是,用户下载App是免费的。App里收录了基本的信息,这也是免费的。如果用户需要查询进一步的内容,包括《汉语大词典》《辞海》等30本书收录的内容,就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比如你搜索“摩擦”,你可以得到它的词语解释,但是这没有多大意思。在词语解释下会列出30本所有提到“摩擦”的条目(linkages),但如果你要查询这些“摩擦”分别是什么内容,比如“摩擦”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那就要收费了。

 

在全球比较框架下找到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文汇报:可以谈谈您对欧美汉学家的看法吗?

 

魏根深: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话题,但是我认真思考过了。首先,汉学、汉学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汉学研究的是孔子、儒学等等。因为很早以前在欧洲就有“埃及学”,所以后来就创造了所谓“汉学”。但传统汉学研究的都是古代中国的事情,他们不认为现代中国属于这个学科范畴,那是记者、外交官、商人要关注的事,不是学者要讨论的。在美国,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研究。他们说“汉学”已经过时了,现在研究的是“中国学”。

 

其次,我不想单独评价某一位学者,因为每个时代中国学研究的重点都不一样。我自己划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16、17世纪,当时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如何用外语发音来念中国字,以及编制双语词典。这个阶段主要靠传教士,大约持续了200多年。

 

第二阶段的任务变成了翻译中国和西方的经典作品,这样一个文明就有了了解另一个文明的机会。比如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成拉丁语、英语、法语。我很佩服这些人,但这仍然是翻译工作,不能算研究。

 

第三阶段是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一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对近代中国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古代中国更重要。但是从20世纪开始,他们逐渐关注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正在改变的国度。

 

第四阶段是用新的方法来学习、了解中国,发端于从冷战开始建立起的地区学。比如费正清先生从福特基金会获得资金支持,在哈佛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美国人觉得要了解一个国家,必须学习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而且学生们也不喜欢只研究一个国家,区域研究更让人感兴趣,所以美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所都出现了东亚学。

 

第四阶段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对于中国的研究主要是欧洲人领导的。欧洲人觉得,中国很有趣,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在此之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美国人。美国人觉得,中国很危险,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

 

第五阶段就是现在,我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找到什么才是中华文明独特的贡献,中国文明给其他文明带来了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用全球比较的框架来审视中国历史。

 

文汇报:可以举些例子吗?

 

魏根深:比如,所有的中国历史书籍都强调秦代的统一。但它们却没有提到当时实施的许多举措与其他古代帝国相同,例如统一度量衡和在帝国边境树立石碑。印度的阿育王是最后这种举动的先行者,当时秦始皇尚未成年。

 

比如,武则天的故事被中国史书视为独一无二的孤立事件——一名女性以皇帝的身份进行统治。但在公元592至750年之间,在武则天以前,在新罗、林邑都诞生过女性统治者;在武则天以后,在日本出现过两个女王。此后,这一现象在中国及其周边都再也没有出现。这一时期女性统治者的出现只是一种巧合吗?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比较历史学醉心于这样的问题,而国别史则倾向于强调所谓“独一无二”的民族故事,因而回避了这些问题。

 

比如气候变迁。即便中国历史著作曾有所涉及,也是把它作为一国之内的现象。汉代时,中国的气候变暖,而同时期的罗马也是;明朝时,中国有大疾病流行,但同时期的欧洲很多人也都死于流行病。只有以全球的视角来看,气候变迁的过程和后果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再比如,中国人觉得自己特别重视家庭,而且尤为尊老。但这在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在欧洲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希望把中国的历史现象置于比较框架内研究。通过对一系列并不独一无二的事件的分析,找到中国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共同点,以及到底什么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独一无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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