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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明:痛悼荣维木先生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14日

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无人不识君。

 

维木走了!

 

带着他对家人、朋友的眷恋和关爱,带着他未完成的学术研究的遗憾,带着他对与田子渝先生共同主编新著的挂牵,驾鹤西去。

 

3月10日上午,我刚参加了送别白吉庵先生的仪式,下午就接到《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高莹莹女士的电话,说维木已在北京医院抢救室抢救。我的心一下抽紧了,前几天还约定去看他,怎么……我急忙赶到医院,走到维木病床前,轻轻摇着他的右臂,呼唤他,没有反应,我的眼泪喷涌而出。去年12月中旬一别(今年元旦后,维木去海南修养近两个月),不到三个月,怎么就进了抢救室。我强使自己镇静,从抢救室另一门走出,见到维木的夫人、姐妹和编辑部的高莹莹,我问了他的病情,故意说起56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我母亲和维木的父亲都在近代史所工作)为职工子女办短期暑假夏令营的事,以缓解忧伤的气氛。

 

那是1961年暑假,近代史研究所举办暑期夏令营,地点在后来考古研究所的假山上,维木二姐忆起在假山上八角亭(曾是刘大年所长办公室),我记得是挺大的房间,所里家属有十几个孩子参加,我当时是小学四年级,第一次见到维木(他是小学二年级),他姐姐拉着他,维木穿短袖上衣、短裤,很乖的样子,我只比他大两岁,那时就感觉他很小。夏令营上午是在房间里写暑期作业,中午午休后,有时去公园,有时去游泳,还在东四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是赵丹主演的《青山恋》。辅导员是研究所里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对我们很温和、耐心(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忘了她的姓名)。30年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成立,我和维木再见面提及此事,他已没有印象。

 

1991年,我从图书馆调到《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做编务工作,此前从未做过编务工作,我向刘岳先生、刘建光女士请教,维木也常告诉我在编务、校对工作中注意哪些事情。那时,我们在河北卢龙县印刷厂出刊,刚过完春节,我去印刷厂三校、核红,维木怕我一个人寂寞,同时考虑两个人看清样,差错也更少。我缺乏工作经验,又很少去外地,维木陪我同去,我心里暖融融的,感受到他的友谊和关怀;我虽然做事比较认真,但毕竟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维木告诉我校对清样不能丝毫马虎,拿不准的字、词,不能过于自信,手头要有字典、辞典,经常查阅。

 

后来,我对编务工作渐渐熟悉了,也开始关注抗战时期的历史和人物,并把自己写的京剧人物的小传给维木看,维木鼓励我写作抗战时期的论文,我试着写了两篇有关张学良的论文,参加了沈阳、太原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又试着写了刘清扬和何应钦的论文。我因为粗心工作失误受到批评而想不开时,维木劝我工作上一要有责任心,二要顾全大局,即便别人的批评言重了,也不要太计较,都是为刊物好。他这点比我做得好,很有涵养。有时别人说他的话听着有点刻薄,他也忍着不动气,不争辩。

 

章伯锋、庄建平先生主编《抗日战争》八卷本资料集,开始时没有我,维木主动向两位先生举荐,让我参加军事卷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此事得到两位先生的允准后,他对我说,这不是太难的事,但你要细心,尽量多的查阅、搜集资料,进行选择,重要的军事史料一定不能遗漏,这对你熟悉抗战军事史和研究写作都有益处。这次查阅抗战军事史资料的经历对于我后来对何应钦的研究、写作大有裨益。

 

1997年,维木接任《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同年,他就让刘兵和我各写一篇抗战专题学术研究述评,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到编辑部六年来第一次获得发表文章的机会,同时又有点忐忑不安,自己能不能写好,写不好就给刊物掉价了。维木鼓励我,让我选自己相对最熟悉的议题来展开,我比较关注抗战文学,特别是沦陷区的抗战文学,就试着写了一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述略》,其中的东北的乡土文学及争论,与后来华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研究不太一样,后者更深刻一些,而东北沦陷区的论述界定有些含混,我自以为很重要,维木说:“这个乡土文学及争论不是太清晰,建议删去。”我再看文章,才发现确实不很清晰,删去此段内容,文章发表后反响还好。

 

1996年,维木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看出他的抗战军事史、政治史的研究功力深厚。此后几年,他陆续发表了《论卢沟桥事变与中日现地交涉》《“香月细目”之考察》《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等论文,引起抗战史学界的关注。2000年,他撰写的《谁在制造谎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入选奖。

 

维木在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编辑部的工作也开展得风生水起。他极为重视抗日战争史最前沿的研究成果,逐年有计划地利用不同抗战专题的学术会议组稿,并得到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支持:在北京集中了一大批抗战史研究学者,他们在抗战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此外,全国各地的抗战史研究各有特色,例如,在东北,主要是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步平、王希亮、高晓燕、车霁虹等学者的日本侵华化学战、毒气战、劳工等问题的研究;在上海,苏智良等学者的慰安妇研究;在南京,张生、张连红等学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在杭州,袁成毅、潘国旗等学者的浙江抗战史、财政史研究;在河南,黄正林等学者的陕甘宁边区史研究;在天津,江沛、李金铮等学者的抗战经济史研究,等等。这些学者的论文,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使《抗日战争研究》成为刊发抗战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维木还担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多年,协助步平先生,团结全国抗战史研究的学者,举办学术会议,为抗战史讲堂讲课,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做抗战史讲座嘉宾。可以说,和步平先生一样,维木也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日韩三国共同研究历史等,付出了许多心血。

 

对青年一代学者,维木始终秉持关注、爱护的态度。 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赵庆云勤奋用功,文章有创见,朱浒文章有思想。对编辑部的青年学者徐志民、高莹莹,也是积极扶植和鼓励。他退休后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做审稿工作,还关心所里杜丽红、潘晓霞等人的研究。

 

维木走了,这二十多年对我帮助、提携最多的人走了。千言万语,也写不尽我对他的思念和感谢!伤心之余,他的厚道、热情、善良、正直永远存在我的记忆里。我珍视这厚重的友谊,却无以报答他对我的帮助。

 

天上人间,逝者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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