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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标:在复旦校园的樱花下——怀念荣维木先生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界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15日

这两日来,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两天前的午后,我从朋友的微信中惊闻荣维木先生去世了!这消息着实让我吃惊不已!一年前,我得知荣老师身患肺癌——这是医学上难以克服的病症,故而我对荣老师的去世,是有心理准备的。然而,荣老师竟然如此快地离开人世,确实让我无法接受。面对荣老师的离去,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

 

一年前,荣维木先生来复旦讲学。当时,复旦校园,正是樱花烂漫,游人如织。我陪荣老师在校园里赏花,信步走到复旦大学光华楼前大草坪西侧的一颗高大的樱花树下。乱花渐欲迷人眼,荣老师来了兴致,让我拍照,驻足留念。再过几天,今年复旦校园的樱花又要绽放了,而荣老师在樱花树下的留影却只能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荣老师走了,惟愿天堂里鲜花铺满路,那里再也没有疾病与痛苦!

 

我和荣老师的相识,始于2008年。那年七月,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负笈进京,到近代史研究所跟随汪朝光先生,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我住在所里头,而荣老师的家也在近代史所大院的隔壁,故而时常见面。荣老师经常到近代史所食堂用餐,我们偶尔碰在一起,就坐在食堂的餐桌前,边吃边聊。某日,我和荣老师在食堂用餐,他很关心地问我:建标,博士后出站之后,就留在所里工作吧,在这里挺好的。我当时不置可否,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人生就是这样,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荣老师对我工作去向的关切,却是让我不由得感动起来。

 

我在近代史所从事的博士后研究课题《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很荣幸地获得了时任所长步平先生主持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支持,而荣老师也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专家组成员。由于这层关系,荣老师也很留心我的研究计划的进展。2009年,所里对我的博士后研究计划进行了一次中期考核。那天,参加考核的除了我的合作导师汪朝光先生外,还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几位专家如步平先生、王建朗先生、荣维木先生、栾景河先生。考核会上,荣老师提了几点很中肯的批评意见,言谈很诚恳,很谦和,让人很受用。

 

荣老师很是关心后辈的生活,颇有长者之风。2010年5月22日,“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暨纪念近代史所成立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我因没有提交会议论文,故而不能作为正式学者入住香山饭店。午饭后,荣老师在香山饭店的走廊里看到了我。他对我说:建标,如果中午没有地方休息,就到我的房间里休息吧!我真的很感动,但还是婉言谢绝了。这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充分体现出荣老师对后辈的体贴与照顾。

 

2010年7月,我从近代史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回到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自然,我与荣老师的联系也不如在近代史所的时候那样频繁,只能在进京的时候,偶尔碰到一次。荣老师爱饮酒,烟不离手,性情洒脱,颇有魏晋风度。去年春天,我在京碰到了荣老师,得知他在3月份有南游计划。于是,我请他顺路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做一次学术报告,时间定在3月22日下午。荣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给我的演讲题目是“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随后,我在历史系研究生承办的微信号“明德史馆”上为荣老师的复旦讲座进行了一番介绍,标题是“历史三调:抗日战争与民族再造”。我写道:“虽然抗日战争、民族复兴,都是尽人皆知的历史话题。但是,此次讲座的意义却非同一般,感兴趣的听众不容错过。为何?因为报告人荣维木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首先,荣维木先生具有抗日战争研究的学者身份与杂志编审的双重身份;且不说荣先生是抗日战争研究的资深学者,著述颇丰,更是由于他曾长期担任《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故而他对于国内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动态有深入、全面的把握,而这恰恰是一般抗日战争史研究者所欠缺的;其次,荣维木先生的家庭背景使他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了解是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因为荣维木教授的父亲荣孟源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的文献学家,还是抗战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的重要见证人。这种抗战家庭出身的独特经历让荣维木先生自幼对于抗战的印象就是耳濡目染的、感同身受的。这一切使得荣维木先生对于中国抗战的‘历史三调’最有发言权。……就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柯文在他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名著《历史三调》所谈论的那样,‘抗日战争’的历史也存在三种形态:即‘亲历者的抗战’、‘研究者的抗战’和‘记忆中的抗战’,由此构成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三调’。”

 

2016年3月22日下午,荣老师在复旦历史系做完讲座之后,我和几位同事与他共进晚餐。那晚,荣老师喝得很尽兴,然酒量很好的他,几杯下肚却是醉意朦胧,走起路来踉踉跄跄。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异样感觉,更没有联想到他的身体健康上去。不久之后,近代史所的朋友传来消息说,荣老师住院了,患上了重病。去年8月底,我进京参加近代史研究所举行的“民国史青年论坛”。会议结束后,我专门去北京医院探望荣老师。荣老师身着医院的病服,在走廊门口等着我。他的气色尚好,只是面容有些浮肿,但说话的底气依然很足。由于医院有规定,我们只谈了几分钟就分别了。自那之后,我和荣老师通过几次电话。电话里的他依然很乐观,丝毫感觉不到病人的悲观情绪来。我常想,荣老师凭借他的乐观意志应该可以战胜病魔,延长寿命。竟不料,他走的如此突然,如此地快!快得让人接受不了这个天人两隔的残酷现实!

 

今天中午,我在复旦校园散步时又经过荣老师去年此时驻足留念的那棵高大的樱花树,荣老师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呈现在我的面前。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17年3月14日成文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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