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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红:永远的维木先生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界微信公众号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16日

3月12日中午12点刚过,正在一起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的齐春风教授,一脸沉重,提醒我看高士华先生的“一切历史都是抗战史”微信群,士华兄在群里告知:荣维木先生去世了!噩耗传来,不禁潸然泪下!

 

前几天,北京的朋友不断传来信息,告知维木先生从海南回北京后病情已恶化,已进了重症监护室,正同张生教授相约一起去北京看望他,不料维木先生却悄悄地走了!走得如此匆忙,来不及让老朋友们送他一程!

 

去年5月初,维木先生肺部查出癌症的消息是张生兄告诉我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不敢相信。犹豫再三,我还是给维木先生打了电话。电话里维木先生告知医院检查结果,并称即将进行第一期化疗,其声音依然平静如常,丝毫没有惊慌,其举重若轻的大将风范,让我相信他一定能战胜病魔!其后我每次去北京都去医院或其家中看望他,其神采奕然、谈笑自如,并相约今年春天来南京休闲垂钓……其情其景,恍如昨天!

 

维木先生走了!南京春寒料峭,阴雨绵绵。我人虽坐在会议室里,耳朵在听着考生的面试陈述,但脑海中却不断浮现的是18年来维木先生对我的无尽关爱和提携,许多“第一次”故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第一次写信给维木先生还是1998年12月我校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之时,当时经张宪文老师推荐,聘请维木先生为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其时我对维木先生并不熟悉,也不认识,印象中维木先生似乎也没有及时回复我的信件。到了1999年1月下旬,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介绍研究中心成立情况,并附寄一篇关于研究中心举办的东史郎诉讼案学术座谈会综述。很快维木先生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非常感谢邀请他担任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并称《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综述》将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上。这是我第一次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文章,而且该文的责任编辑就是维木先生。那时,我还年轻,只是一个讲师,深受鼓舞。其后在维木先生的鼓励、提携与指导下,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和书评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维木先生,也就不会有我后来的成长。

 

说来也非常特别,我第一次见到维木先生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日本东京。1999年12月,我第一次应邀出国参加由美国史维会吴天威教授等在东京举办的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是第一次出国,也不知如何办理出国手续,心里十分紧张。好在维木先生几次从北京来电话告知相关信息,我少了许多周折和紧张。到东京后我才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维木先生。维木先生当时40多岁,一身深色西装,十分英俊潇洒,其待人温和敦厚,长者风范,一见面就让人倍感亲切。其后,我们或相约或不期而遇,或东北或海南,天南海北,全国各地见面数十余次,留下无数美好记忆。特别是2015年10月在北京参加纪念台湾光复七十周年大会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不期而遇,同时还有徐勇教授和朱汉国教授,我们四人合影留念,留下精彩瞬间。

 

2001年5月,我第一次主持召开纪念魏特琳逝世六十周年暨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电话维木先生请教,得到了维木先生的大力支持。在会议筹备期间,他不仅给我提供了部分邀请专家名单及联系方式,而且还提醒会议日程安排的注意事项等;在会议召开时,他提前从北京赶来参加。回北京后,他立即给我写来邮件,对会议圆满成功给予很高评价,并很快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了会议综述。其后,我们研究中心召开的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他不仅亲自来参加,而且以《抗日战争研究》刊物的名义与我们合作共同主办,极大地促进了我校研究中心的学术影响力。

 

在维木先生的推动下,国内抗日战争研究渐成气候,学术活动也日益频繁,史学界有朋友戏称我们研究抗日战争的同仁为“抗日帮”。2005年前后,有一次王希亮先生在东北召集一次学术会议。白天会议,晚上借着酒兴继续“摆活”。在言及“抗日帮”时,我说如果我们是“抗日帮”,那么,“帮主”则非维木先生莫属,我等也可以提升一级,可称各地“某某舵主”,现场大家第一次齐呼“荣帮主”。虽是酒后玩笑,但维木先生显然十分高兴。其后,我在私下场合、往来书信和信息中我都尊称他为“荣帮主”。

 

我和维木先生的第一次实在太多了!我第一次去拜见张海鹏先生是维木先生引荐;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笔谈文章是维木先生邀约;我和维木先生共同参编的第一本书是《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第一次邀请维木先生来我校研究中心给学生做学术报告;我们学科第一次博士点申报时他给我出谋划策;第一次我代《江海学刊》编辑向维木先生约稿……

 

“第一次”,没有“第一次”了,维木先生走了!

 

相知十八年,感恩一辈子!

 

维木先生千古!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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