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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怀念大力提携后进的荣维木老师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界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16日

2016年5月,我在南京大学开学术会,从荣老师供职的杂志社同行那里,得知荣老师查出重症的消息。我不胜惊讶,唏嘘不已。2016年8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学术会,特意提前一天到了北京。下车安顿好,即赴北京医院看望荣老师。当时看到荣老师气色不错,精神很好,病床枕头前依然放着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书籍,很是替他高兴。2016年下半年,我给荣老师又打过电话,电话那头,荣老师的声音依然有力。

 

及至今年春节,电话问候荣老师,他说今年在海南过春节。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显得有些虚弱,让人不免担忧。即便如此,也没有想到荣老师走得会如此之快。2017年3月12日下午,我点开微信,从朋友圈中得知荣老师病逝的消息,一时竟不敢相信,我的情绪也为之低落。

 

或许是自己经历了一些事,也许是年岁渐长,现在的我,看到自己比较关注的那些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的不幸消息,心情总是大受影响。对于曾经多次指导我修改论文的荣老师,更是心绪难平。伤心之后,思绪难免会回到和荣老师有交集的地方:从最初的陌生,仅仅是电话和邮件来往;到以后的见面,喝酒聊天。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荣老师对学术后进的大力提携和包容之心。

 

和荣老师最早的交集,还是我在武大读硕时期。我本科毕业后,教了多年的高中,故而从读硕士的第一天起,就特别珍惜时间,总想把以前失去的时间尽量补回来一些。进入武大后,在近现代史几位老师的引导下,很快知道要读第一手资料,要从原始材料入手研究。我因对中共党史一直比较有兴趣,利用武大的图书资料,研一下学期写了《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代耕问题》。文章草成后,武大老师和同级的近现代史硕士同学都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改完,我把稿件投给了《抗日战争研究》。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我又对这篇文章改动两次,又投递了两次。那时,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一篇文章三次投给一个编辑部,这不是给编辑部老师添麻烦吗?

 

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竟然收到了编辑部修改稿件的回信,没有什么比这更能鼓舞人的斗志的了。《抗日战争研究》是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硕士生能在这上面发文,是不容易的。文章最终定稿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研三面临找工作,我希望文章能够在毕业前刊发。为此,我给编辑部打了电话,电话正好是荣维木老师接的。这是我和荣老师第一次电话来往。电话中,荣老师告诉我,要给编辑部写一封要求毕业前刊发文章的电子邮件。我如约照办。不久,这篇文章于2005年上半年登载了出来。尽管如此,我一直对寄了三次稿子一事觉得过意不去。毕业前,武大一位老师告诉我:“荣维木老师看到你是硕士生,而且一稿比一稿有改进,值得鼓励,决意采用你的稿子。”我这才明白,荣老师出于提携和鼓励年轻一代学术研究的考虑,给了我关照。

 

但是,荣老师对我的关照,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表示感谢。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广州本地参加学术会议,我主动和一位年龄较大的老师打招呼,才知对方就是荣维木老师。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我一时语塞,埋藏在心头的好多的感谢话竟然不知如何表达。我说:“荣老师,非常感谢您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关照。”荣老师颇为豪爽地回答:“谢谢你给我们刊物的来稿。”

 

这以后,在各地的学术会议上,又和荣老师有多次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在荣老师的身上,有着常人少有的那份豁达、包容、豪爽和真性情。这,也是多位缅怀荣老师的学界同仁共同提到的:荣老师有魏晋名士风范。然而,老天爷并没有给他更多眷顾,实在可惜。

 

去北京看望荣老师时,他再三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把节奏放缓一点,别把弦崩得太紧。我想,这既是荣老师对我的叮嘱,也是对学界同行的嘱托。

 

荣老师,我们想念您!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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