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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集古”与“萌新”的双重奏——明清时期文化上对近代化的迎应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3月20日第16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20日

明清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是外儒内法、儒释道三教共弘文化形态烂熟并孕育新变的时代。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才是中国历史上继周秦之际以后的第二个大转折,这一转折的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工业化的东来。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故更确切地说,明清处在第二转折的前夜及初期,自秦汉确立的宗法皇权政制及其基础——地主、自耕农自然经济达于极峰,而扬弃这种社会制度的经济、文化要素已然潜滋暗长,西力东进的国际形势则成催逼之态,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大变革迫近。

 

明末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呈现“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军制论》),以此总论明、清五百年也庶几恰当。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集古”-“萌新”的双重属性。

 

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订正、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末,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瑶田、金榜、孔广森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还有“扬州学派”(任大椿、焦循、汪中、阮元等)。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彰显和条理化。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古事,治学精神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理性态度、实证方法,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甚巨。

 

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学杰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园冶》,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样式雷”两万多张建筑图样)等等,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观之,也颇有发明、发现方面的启示。

 

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经世实学开始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自晋、唐以降,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儒学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展开近乎晚周孟子“辟杨墨”的“辟佛老”努力,一种思辨化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在宋代兴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中经元代,至明,朝廷推尊理学,将程朱论证的“纲常”、“天理”规定为伦理、政治指针,《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因为官方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衍为一种御用的“制度化儒学”,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强调个体心性修为,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蕴在。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

 

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种“经世文编”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非君论涌动,批评皇权专制的思潮达到古代最高水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唐甄《潜书》为代表作),明清之际,黄、顾、王、唐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别开生面,但在皇权高压下,此种思潮只能暗流潜行(“待访录”、“潜书”两书名传神地表达了此种状态),且在清中叶沉寂百余年,嘉道间的龚自珍、魏源重振其说,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导。

 

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

 

俗谓:中古至近古文学主潮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几个阶段。小说确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明清小说从魏晋志怪志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一路走来,渐成洋洋大观。传奇、话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进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斋志异》皆短篇集成),更涌现长篇巨制,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成为古典文学新的楷范。

 

明清出现将小说、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甚至认为其教化功能可与经书相匹配。明人李贽称《水浒传》和《西厢记》“皆古今至文”(《焚书》卷三《童心说》),公安三袁服膺其说;清人金圣叹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水浒传序三》)

 

小说、戏曲繁荣,文学走出象牙塔,活跃于市井勾栏,为雅士俗众共赏。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以明清为最。

 

“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双向互动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成为十七八世纪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于清廷和罗马教廷两方面的原因,这种东西文化互动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后中断百余年。清末以降,伴随西力东侵,丁韪良、傅兰雅等欧美新教传教士来华,在宗教殖民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士人有辅译之功。严复等启蒙思想家参加会通中西之学,使“西学东渐”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得以展开,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自治论及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激起波澜,学堂、报纸、图书馆等新近代文化设施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得以专科发展,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成为文化人主体。王国维把“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必是中西之学的“会通”、“化合”者(《论近年之学术界》)。新学取代旧学似成一不可逆转之势,然被统称“旧学”的传统文化自有其深巨潜力,在近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中西文化激荡(既有冲突又相融汇)构成晚清的重要景观,戊戌变法前后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体用之辩(此辩一直延伸到今天),从形而上层面透露中西会通的广度与深度。

 

笔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研习中国文化史,而明、清文化为探讨重点之一。今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盛意,选择其中二十二篇,集成《近古变局:五百年明清文化蠡测》,选文多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数篇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中某些观点与用语后来有所演化,然此集基本保持原态,以呈现一个时段的认识,正所谓“飞鸿踏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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