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趋势中，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日益显示出其特殊的魅力，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力量，都已经不能无视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中国的独特性不仅日益成为国际政治视野中的一个话题，而且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关注点。中国的独特性具体地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其背后则是一种具有深层理论、指导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建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异质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形成了特殊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制度形态和发展经验，呈现出一种总体的独特性。

两种具有契合点的异质性文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具体实际不仅包括了中国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同时也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之间的融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但是，无论是站在维护、赞同还是否定、反对的立场上，都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差别极大的异质性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立足于生存型经济基础和乡村化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儒家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并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存在。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生存经济状态当中，以维持人本身的生存为根本目的，以农业劳动为基本手段，以家庭组织为基本的经济单元。与生存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乡村社会，它以家庭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农业劳动为支撑，以居住村落为主要范围。

　　中国传统的生存经济和乡村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伦理，这种文化伦理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精神。儒家文化精神是生存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乡村社会特征的文化体现，是家庭伦理的社会化展开。它起源于父权制社会条件下家庭伦理的基本逻辑，展开为社会道德体系、政治伦理体系和社会控制体系，是一种家庭伦理一体化的文化体系。家庭组织的伦理规则不仅是生存经济文化伦理的先天基础，而且也构成了乡村社会组织规则的内核，乡村社会实际上就是家庭组织的扩大和展开。家庭既是基本的、原始的劳动组合单元，同时也是一个自在的生命集合体和道德发源地，维持这个集合体存在和延续的纽带是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后天的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在其展开过程中，首先体现为个体的道德规范体系，诸如人情依赖、诚实守信、自我完善、重义轻利等，即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家庭伦理通过个体行为不断进行社会展开，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借助于一定的政治烘托而演化为社会维系的基本准则，即宗法控制、权威统治、稳定秩序、官本位思想、服从整体等，即所谓的天地人君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

　　儒家文化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功地把社会习惯、国民性格和意识形态融为一体，既成为广大民众自发接受和身体力行的行为道德规范和文化认同体系，又是政治社会自觉运用的社会控制工具，在动员社会成员、强化社会纪律、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中，发挥着强大的精神作用。一方面，儒家文化的母体是家庭伦理，概括了家庭伦理的基本要素，提出了人们活动的基本道德法则和行为规范，这种儒家文化被人们不自觉地服从，因而得以代代相传，并最终演化成为先天性的社会习惯和国民性格，构成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超验控制。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同政治社会共谋，成为社会统治的有效工具和合法性依据和动员社会资源、维系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在产生之初并没有直接构成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但是当它在汉朝时期被董仲舒加以改造发挥，和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社会发生共谋之后，就开始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了。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家、政治家不断地“发微言大义”，使之日益理论化、系统化以符合政治社会的需要。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家文化带着过去的权威和尊严，被灌输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当中，变成了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唯一正确的概念图解和道德准则，为特定时期的政治社会辩护，支持不同时期的权力机器。

　　总之，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表征，中国社会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要向前发展，都必须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突破，因而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反思、突破、发展，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国际化快速推进，这促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的生存、生产和生活方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人的生存状况来看，工业化时代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整个工业机械链条上的一个螺钉，个体人的生存状况从低层次的简单生活条件下的全面性，推进到了到高层次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的片面性：每个人不需要同他人发生直接的人身关系就能获得自己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支撑，从而使个人在内在层面上越来越独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在的、物化的、商品性的依赖，在社会的外在的层面上个人越来越不独立了。因此，人类必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成为思想界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来阐述。与资本主义危机同时加剧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为了获得自身的解放，开始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这种斗争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上升到自觉的高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科学吸收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英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科学真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其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世界、人类历史和世代问题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和历史命运。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为代表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作为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解放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体系。

　　显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异质性的文化，它们产生于不同时代背景之中和社会基础之上，具有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性质，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都有存在的价值和立足的空间，既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文化，也不可能用中国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决不能用民族化来取消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过程中，俄国的经济派就是打着“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企图以改良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列宁特别强调：“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决不能用教条化来取消中国文化。当年，针对党内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们，不认真研究中国实际特点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曾特别强调：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两种异质性的文化不能相互取代，但能够在相互借鉴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并通过融合实现双重再生、转化和升级。撇开特定的时代条件、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性指向，从人类共同性的文化传承、文明发展、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契合点，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理论主张。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的远景目标，虽然在依托条件、实现路径、发展主体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是从价值取向和理想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又如，中国儒家文化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要达到“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明确提出必须要脚踏实地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既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时也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如，中国儒家文化中有着对人的生命本身和民众力量高度重视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时就把人本身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就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些契合点，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通性，使得二者能够通过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理论主体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

两种异质性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碰撞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欧洲，但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真理，需要而且能够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发挥其真理性的力量，实现其改造世界的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乃是其自身的内在需要。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所以，寻找一种先进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长期探索的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中国的具体实际，更要面对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同中国文化实现有机融合，就很难获得长期浸润在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人民的认同，从而也就不可能通过指导中国的实践发展来实现其自身。由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渐变性的“自存变革”时期，封闭的社会结构和僵硬的政治体制，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进入到了一个被动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顽强地动用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压制新生力量和抵御外来力量的冲击，勉力维持自身的存在，例如政府主导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摧毁维新变法运动、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列强等。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得不被动地、渐进式的引入外来的经济性、军事性、体制性、思想性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的变革度过危机获得重生。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尝试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体现。

　　在社会结构裂变的同时，思想结构的裂变也急遽推进。一方面，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力求发挥其政治维护功能，以各种名义阻挡各种异质性、异端性思想渗透和发展的努力始终持续着。曾国藩以维护圣教名义镇压太平军，“后党派”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反对维新变法，筹安会竭力从文化角度论证帝制在中国的必然性等，即是如此。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冲击下的思想渐变逐步成为近代思想发展的主流。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再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谋求在传统文化结构中融入外来文化要素，以求传统文化在异质重构中既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又获得新生。这种渐变性的自存变革运动，酝酿了深厚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潮和国民思维模式。每到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这种思维模式和政治思潮都会浮出水面，影响甚至左右着社会发展的走势。

　　政治体制上的渐变性的自存变革进程，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新政治体制的创设而突然中断。延续几千年的专制体制一夜之间被打破，一种新的外来的民主政治模式被迅速植入中国的政治生态当中。因为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特别是缺乏社会结构的变革，这种被平移到中国的全新的政治体制，发展极不顺利，从其创生之日起就几乎闷死在襁褓当中，旧体制的复辟和旧势力的胁迫使其根本无法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性政治建构。尽管如此，它对中国人的思想冲击却非常之大，确保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适应民主政治的思想结构的创建，一时之间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成为继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之后的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最初就是为了给缺乏理论准备而突发的政治革命补课，为初建的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提供思想上的支撑。它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力图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平移到中国的思想结构当中，并使之成为主导性的文化，引发中国思想结构上的突变。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的革命，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思潮，日益深入到先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中，同社会改良主义相对立。由此，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在短时间内并存于中国思想界，相互交织，相互冲突。

　　但是，思想革命的发展并没有自发地沿着最初的路线图前进，而是在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左右下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这种改变是发动者意想不到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特别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外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迅速涌入中国思想界。除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民主思想及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外，一种更加先进的思想也随之而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照中国和世界大势，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以及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变革中的思想结构，都必须在一种总体性的革命中进行重建，惟此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自存和复兴。

　　由此，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思想和行动开始出现，而这种新型的变革所遭遇到的，不仅有与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同期进入中国的各种外来思想的反对，也有中国固有的传统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的抵制。一时之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极度混杂又极度活跃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外来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各种资产阶级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叉并存、相互交锋，构成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图景。在这种文化格局当中，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顽固守旧派、全盘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等各自摇旗呐喊，抢占地盘，形成山头，结成团体，在文化交锋的同时谋求引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方向。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三次思想论战，以及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持续进行的新旧文化之间的论战，就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之间的交锋情况。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同中国文化发生碰撞之后，出现了几种思想和实践上的趋势。

　　一是曲解整合。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早在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编写的《西国近事汇编》在报道欧洲革命时，就将共产主义学说零星地引入中国知识界，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把社会主义译述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刊登蔡尔康译著《大同学》的部分章节，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马克思的学说是“安民新学”、“养民之学”。文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恩格斯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这种用中国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难以把握其基本原则和科学真理，因而也就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多少影响。不独早期学者如此，康有为也用大同社会来解读社会主义，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同社会主义画等号，梁启超、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把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看作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连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在谈到改造中国社会时，也借用墨子的兼爱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拒绝排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拒绝接受乃至于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所了解，但是他认为这个学说不适合中国，“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还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同基督教一样的迷信，“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他不仅拒绝接受而且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也对马克思主义持以坚决反对态度，他在《我的歧路》讲到自己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形时说：“1919年6月中……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再次说道：“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来，国民党政府及其理论家团队对马克思主义激烈抨击和镇压的情况，是这种趋势的极端情况。

　　三是硬性移植。就是不考虑中国的现实实际、具体特点和文化传统，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封不动地塞进中国实践当中，对于那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际相结合的人，则给予抵制、批判乃至于残酷打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国际就要求其生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对领导权、农民、枪杆子等问题重视不够，在大革命失败后又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敢于抵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陈独秀。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机械照搬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苏联革命的做法，并对敢于和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等人极力排斥，对他们提出的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和理论大加批判和嘲讽，称之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等，结果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惨痛失败。

　　可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性的文化体系，融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一开始就遭遇了种种坎坷。即便是经过了近百年的融合并已经有了丰富理论成果，当今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问题，依然在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切断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中断。其实，用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来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是错误的，用原生态的中国文化来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同样是不正确的，所谓儒学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

异质融合的文化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道路坎坷，历程艰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是无法阻挡的，以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为杰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发展的实践中，筚路蓝缕，开拓创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异质融合下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思想上的自我清算经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接受过长期的儒家文化教育，同时也接受过较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拥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资产阶级知识素养。马克思主义引入之后，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了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经过比较、选择和思想斗争之后，他们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深刻的自我清算。例如，毛泽东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读过六年孔夫子，接受过七年资本主义新学教育，曾经极力推崇中国古代的圣贤英雄，坚持圣贤救世的历史观；大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后，又推崇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在主编《湘江评论》时期，还大力提倡“无血革命”、“呼声运动”等，思想相当混杂。在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找到了认识历史、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于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在1920年底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早年也是熟读四书五经，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接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对社会进化论、民主主义思想甚至军国主义等都曾经热衷，1920年11月到欧洲后，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各种思想进行推求比较，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清算，终于在1921年10月前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自我清算的结果，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思想和中国文化当中，也不是将先前的各种思想完全排除，而是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融合重构。经过这种融合重构，思想结构从先前的多种思想并存冲突的混沌状态，进入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多种思想重新配置组合的有序状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性思想居于根本指导思想地位，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思想结构的发展方向和对不同思想文化的鉴别取舍，使其他的思想在新的思想结构中获得了新的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沉淀被整合到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当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获得新的解释，并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资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换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改良主义思想转变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种行动策略，实验主义的问题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维的重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空想因素撤掉之后，留下的批判精神和理想建构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通过这种思想上的自我清算和融合重构，一批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得以产生。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的异质融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再生形态，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从一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来接受，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他们不是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熟记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话语，而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素，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党的建设思想等。他们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所接受的，不是枝枝节节的具体方法，不是特殊领域的具体学问，而是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他们用这些思想精髓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人那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分析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钥匙，从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行动就明朗起来了，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根本指导思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工具，而不是当作不可更改的教条，毛泽东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民族特点、文化传统、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近的理论资源，证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和主张的真理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是中国人可以接受的理论。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阐释和发展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的存在形态，使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例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今中国已经是耳熟能详的理论，而它就是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的典范。“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的道德价值理念和思想方法，虽然并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但在知识分子和国民思想中有着深远影响。毛泽东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联系起来，赋之以新的思想内涵，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又如，刘少奇把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人生修养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机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修养理论。再如，邓小平在领导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康社会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为今天动员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

　　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思维框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属于我们的，是否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共通之处，这对于中国人是否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异质融合，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两个理论体系中都相当娴熟，既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能够把握古代文化的精髓。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做到了，他们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文化，从而打通了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的联系，破解了马克思主义外来者的角色定位，使马克思主义内在化、民族化，使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能够在心理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建构了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反映中国具体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的文化形态。它既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对此，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断，堪称典范。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他还讲到：“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独特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正是这种特殊的新型文化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历程，使之在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制度形态和发展经验等方面，都同中国传统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显示出鲜明的特殊性。

　　特殊的指导思想体系。建党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引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同马列主义一起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改革开放过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又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着力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核心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体系更加丰富完善。

　　特殊的发展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中心开花”式的革命道路，也不是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模式，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是彻底剥夺剥夺者的流血革命的道路，也不是无偿国有化的道路，而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道路，也是一条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它鲜明的中国特色。

　　特殊的制度形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构建了一整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在国家根本制度方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从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具体实践出发，创造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它的制度方向是社会主义，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核心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它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其依靠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根本政治制度上，中国没有采取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也没有实行同苏联完全相同的苏维埃制度，而是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在政党制度上，既不搞一党制也不搞多党制，而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有机统一，只有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区分，而没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这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特点，合作、参与、协商是它的基本精神，团结、民主、和谐是它的本质属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中华民族的实际出发而创造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独创性的制度安排，中国的56个民族在历史上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中国既不能搞完全的民族自决，使各民族之间难以有效合作和融合交流，也不能搞完全的民族一律，忽视甚至消灭各民族的具体特点；为此，我国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子。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根据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基层群众自治能力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着力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断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努力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实现人民民主与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直接性和有效性。

　　特殊的发展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累了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的“十大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些经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也为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外的一些学者近来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经验”、“中国独特性”的重要原因。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12.11 上，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