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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的四个重要关系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21-04-06 字体: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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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正确把握现代化与革命、全面性与重点性、理想性与现实性、自主性与借鉴性的辩证关系,强调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必然要求,但在旧中国无法开展,革命是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前提基础,以“现代化史观”否定革命是错误的。毛泽东制定的中国现代化战略,坚持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坚持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又制定实施“两步走”部署,既强调走自己的路、坚持独立自主又强调向外国学习、批判地借鉴外国经验。当年探索中的曲折失误必须承认,但以“封闭僵化的老路”来指称这种探索则是不正确的。 

  

[关键词]   

  

  毛泽东 四个现代化 革命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当今中国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走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道上。但是,不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历程上,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创榛辟莽的先行者,他在艰辛探索的开创性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和发掘。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思想中,比较准确把握了革命与现代化、全面性与重点性、理想性与现实性、自主性与借鉴性的辩证关系,制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但是,现在一些人对这些问题却存在着模糊性认识,影响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评价、对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为此,有必要做一些梳理和分析。 

  

  

 一、现代化与革命的关系      

  

  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组重要关系,也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关系。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基础。但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使现代化建设缺乏应有的环境和条件,必须首先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为现代化发展扫清障碍、提供前提,由此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的任务。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了三个层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客观历史进程的整体性与作为整体历史进程中一个方面内容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近代中国历史首要任务的革命与近代历史发展重要内容之一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三是作为研究方法和思路的现代化叙事范式与作为对历史发展总体看法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在毛泽东那里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在一个时期的研究中却出现了不清晰或者有意模糊的情况。 

  

  毛泽东把工业化、近代化、现代化(这几个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述中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看作客观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他指出,近代中国之所以屡遭外敌侵略并在抗击侵略中屡屡失败,一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二是因为经济技术的落后,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难以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19639月,他总结道:“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P340-341)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获得最终解放、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为此,毛泽东把发展工业作为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特别强调中国一定要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他就反复强调,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也是巩固和发展新政权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P1081)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再次突出地强调,新政权成立后一定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3](P1432)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推动经济获得全面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否则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缺乏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为此,必须首先取得革命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为现代化和工业化奠定基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现代化是我们的一个追求,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的一个方向,是摆脱侵略的一个基础保证,但这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才有可能,革命胜利将“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2](P1074)194712月,他讲道,“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3](P1245)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发动了反革命内战,这个工作无法开展。因此,必须首先推翻蒋介石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3](P1375)这就是说,首先要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其保障之下“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3](P1476) 

  

  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现代化是中国走向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基础工程,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此,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制定了并贯彻落实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探索中不断推进。 

  

  显然,毛泽东是把现代化问题纳入唯物史观的总体历史视野中来看待的。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客观历史进程除了生产力层面、经济基础层面的内容,还包括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文化意识形态、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素的综合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整体,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的或唯一的内容,不能用现代化这一个方面的内容来取代甚至否定其他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近代中国为了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就是要进行深刻的社会革命,离开了革命这个前提,就无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技术,就不可能真正开展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由此,革命在近代中国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条主线索、一个主题内容。革命就是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所以说,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无可否认的必然性、合法性、合理性。 

  

  与革命史叙事范式一样,现代化史叙事范式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近代化的曲折进程和经验教训。但是,历史叙事范式不是历史观,绝不能把历史叙事范式提高到历史观的层面;不能离开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全面性、联系性、发展性的观点来孤立地看待和拔高现代化问题,提出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值得警惕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在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中,有些人过度拔高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问题,以所谓的“现代化史观”来“重写”近代史,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认为革命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以现代化的名义消解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进一步消解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其逻辑结论就是质疑甚至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由此,现代化史观与告别革命论之间客观上构成了某种特殊的“共谋”联系,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政治导向的严重问题。 

  

二、全面性与重点性的关系      

  

  全面性与重点性、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的关系,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关于现代化内容问题上的重要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在“站起来”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目标,发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这是一个总体性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与此同时,他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有重点地强调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文化几个方面的重点,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重点突破而又辐射广泛的现代化战略。由此,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就形成了一个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整体性战略思想。深度理解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的全面性与重点性,不仅要把握四个现代化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同时也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体目标与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追求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P1437) 

  

  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他提出要经过50年到100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5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判断,“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4](P392)1964年底,他基于新中国十多年的发展实践提出:“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P341) 

  

  这个宏伟的总体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体展开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四个现代化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带着时代标识性的发展战略。1954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P350)根据这个思想,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5](P132)“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5](P136)当然,周恩来的表述中没有毛泽东所说的“高度现代文化程度”。1957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P207)1959年底,他进一步丰富了这个构想,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P116)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P439)在这里,四个现代化的表述同毛泽东的表述有所不同,把“现代科学文化”改为“现代科学技术”,凸显了科技生产力,但精神文明方面的内涵不明显。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现代化目标。它包含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方面的内容,每一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内涵和发展要求,而这些不同方面之间又是相互促进、统筹协调的,是各有侧重又相互统一的战略。例如,在工业现代化方面,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以重工业为重点,但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如,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必须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坚持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农业合作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没有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就不能完成工业化:“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4](P432) 

  

  四个现代化既从工业、农业这些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最重要领域入手,又强调了国防实力的基础保障,同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内容,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战略。科学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科学文化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和人才队伍,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19561月,他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6](P2)19569月,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大量造就知识分子的任务,“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6](P101-102)1957年,他再次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7](P435) 

  

  四个现代化是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提出的重点突破战略,但它又是同政治建设、文化发展、制度建设、党的建设等协调统一的。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决不只有四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四个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体战略的起步和抓手,是总体性的现代化战略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就突出强调整体性、系统性观念,提出“一化三改”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工业化是生产力基础,而“三改”是生产关系条件,两个方面是一体两翼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革命。“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4](P432) 

  

  在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时,他更是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目标来思考,致力于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四个现代化与政治建设、制度巩固密切相关、相互促进。例如,在政治建设和现代化的关系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政治建设的目标以及良好政治局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7](P429-430)同时,现代化建设又为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没有坚实的现代化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就是不牢靠的。“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7](P435) 

  

  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全面性、总体性,他在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不同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方针措施。在政治制度上,牢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文化建设上,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根本方针。在党的建设方面,牢固坚持“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维护党的高度团结统一,始终保持党的政治本色,警惕和预防干部腐化腐败、变质变色,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他还从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即坚持马列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坚持民主作风,善于进行自我批评。 

  

  这些内容表明,毛泽东提出的现代化目标是全面性的、战略性的规划,不仅涉及经济建设领域,而且覆盖了新型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巩固、文化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他把非经济基础层面的问题抬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因此,决不能说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而应该从历史实际来看待他的现代化思想中全面性与重点性的关系。 

  

  2020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启动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凭空提出的,更不是平地起步的,而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发展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成果。不能因为现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就非历史地认为当年的四个现代化是“片面的”战略,不能为了高扬现在就贬低历史,把当代与历史对立起来,刻意去“发掘”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不完整性”“片面性”。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观点至关重要。 

  

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强调远大目标、理想信念的引领。毛泽东一生都在追求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追求宏大的社会目标。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目光远大的战略家,而绝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者。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他善于从中国的具体实际找到下手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现远大目标的具体步骤。这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又一个鲜明特点。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的过程中,他着力把历史、现实、未来有效贯通起来,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统一起来,着眼长远与打好基础密切联系起来,既毫不动摇地追求远大目标又坚定不移地立足现实实际,既高度重视战略引领又高度重视具体策略实施,提出并实施“两步走”的部署。当然,现实中他的这些合理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完整全面的贯彻落实,出现了许多曲折乃至比较大的挫折。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贯通起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百年发展战略。继1954年提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之后,又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反复强调这个目标,并在196412月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P341)为了把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落到实处,他科学谋划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把这个战略有规划、分步骤地加以贯彻落实。 

  

  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划和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他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长期的历史任务不能建设太快,根本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不能太快太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他多次谈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4](P447)“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6](P64)“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1](P71)“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P116)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缺乏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遭遇各种困难,因此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但是,这种冷静的态度并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连他本人也在人民群众高度热情和党内急躁冒进情绪的烘托下陷入左的思想当中。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遭遇了很大挫折。为此,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反复进行纠“左”,反复“压空气”“泼冷水”。他多次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事,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P236)中国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绝不能陷入空想主义、主观主义,“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P301)“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P302) 

  

  经过对实践探索的理论反思,毛泽东在1963年夏天提出,要把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继续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待三年过渡阶段后,再做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之后再经过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两步走”的现代化建设的设想。这个设想被写进了19639月制定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中。1964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按照这个思想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P439)1975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重申了这个“两步走”思想并在时间上更加明确:“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P479) 

  

  总体上来看,在领导制定和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思想上能够比较好地把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结合起来,既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又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实现远景目标的具体步骤,计划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分为“两步走”来实现远大目标。 

  

  但是,思想与实践之间是有间隔的,不可能直接统一、直接转化,如何把握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性是一个大问题。历史的悲剧在于,随着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不断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完全拥护,他的思想和思想实现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当时党内生活也出现了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很多时候,他的战略性的、目标性的构想被人们当作战术性的、现实性的东西去执行,把理想当作现实,于是就在行动上陷入主观空想乃至极左,毛泽东本人在特定时间段也出现这种情况;而他的一些策略性的、现实性的思考,在一些时候又被当作理想的东西去理解和执行,局限于现实而忽视了目标,于是就在行动上又陷入被动保守。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多次纠“左”、反冒进,就是要人们不能只看到目标而不顾及现实;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反复提醒要人们不能只看到当下而忽略了目标。 

  

  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特别注重在现代化建设中把远大目标和具体步骤有机统一起来,有计划、分步骤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温饱、小康、基本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的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新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新征程“两步走”战略就是如此。 

  

四、自主性与借鉴性的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现代化本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自主性与借鉴性的关系问题。现代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要求,但它的实现路径又具有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同时,要充分吸收一切优秀文明,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当然,这种开放姿态的借鉴又必须牢牢立足中国具体国情,而不能照搬照抄、依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毫无疑问要坚定不移地传承下去,而他关于向外国学习、有批判地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思想必须要给予充分肯定,绝不能非历史地苛责毛泽东没有实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甚至以或明或暗的形式把他说成是“封闭僵化者”。 

  

  在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要立足中国具体情况,打破教条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决不能硬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薄一波说过:“毛主席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8](P472)《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这个讲话一开头就提出,必须以苏联为鉴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避免或少走弯路。19568月,他强调: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9](P143) 

  

  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强调,一定要要把普遍原理同具体特点相结合,实现普遍原理的中国化,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东西:“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6](P76-77)“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6](P77)“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6](P78)19586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中鲜明地指出,必须独立自主地搞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6](P380)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制定和实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 

  

  1962年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几年探索,既积累了成功经验又留下挫折教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一定要立足时代特点,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具有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1](P302) 

  

  196412月,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别国经验,而走有自己特点的“大跃进”之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1](P341) 

  

  独立自主绝不是闭关锁国,绝不是封闭僵化。对于学习、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就高度重视,多次谈到“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6](P41)在自然科学方面,因为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因为我们还不懂,由此“大部分先要照办……学了比较有利”。向外国学习自然会涉及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提出了明确观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6](P43)19569月,他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6](P102)必须要下大力气、用相当长时间去学习。19603月,他再次谈到要向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1](P158-159)“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1](P159) 

  

  当然,毛泽东倡导向西方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并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甚至追随别国道路,而是坚持有批判地学习借鉴。毛泽东一直强调,我们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是那些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错误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当然不去学习,并且学习来的东西也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实际进行新的创造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他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6](P82)“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6](P83) 

  

  毛泽东在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过程中确立的独立自主、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的原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并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方面,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有益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体制机制和思想文化,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绝不能搞封闭自守、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必须打倒教条主义,破除迷信思维,把立足点放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学习,把外来优秀内容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当然,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制裁的政策,限制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即便如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创造性地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局面,不仅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而且不断扩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现代化建设,但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重要原则加以强调;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领导党和国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中国自己身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思想无疑都是对毛泽东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奠基,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苛责毛泽东没有像后来一样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甚至把毛泽东的探索说成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是毫无道理的,完全是非历史的做法,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加以批评和纠正。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选集,第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4[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6[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毛泽东文集,第7[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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