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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帆教授从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的选择谈“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问题

作者:梁馨 发布时间:2021-05-17 字体: 打印
作者:梁馨
发布时间:2021-05-17 打印

 

2021年5月12日下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教授来所做学术讲座,题目为“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从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的选择谈起”。讲座由邹小站研究员主持,所内研究人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共同参与。


李帆教授首先讲述民国时期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所涉学术论争的两个个案:一是“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风波”;一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

1929年,由顾颉刚编写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因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遭到查禁。“三皇五帝”问题的核心在于民族初组和建构问题。国民政府较为重视历史课程的现实功用,强调“民族精神”“民族运动的自觉”等,将国民党主导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相续接,以使国民党统治不仅具有现实法统依据,并且具有自古延续的道统依据,从而有助于其统治合法性与正统性的确立。顾颉刚依照自身理念,以撰写学术著作的严谨态度编写教科书,而以学术立场独立、学术追求高远著称的傅斯年,在对待历史教科书的态度上,则提倡在编写时更多考虑公民教育的性质,避免一家之言,强调史书在价值理性层面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在大敌当前的局势下,走上学术经世之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题著文,认同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核心主张。但费孝通等依托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及自身研究,就顾氏观点在学理层面提出商榷。这一争论表明,在民族危机关头,像傅斯年、顾颉刚这样的历史学者选择了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之路,最大限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这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性倾向。


李帆教授认为,这两个事件的本质是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个体学术主张与现实需求如何协调的问题。

李帆教授谈到,顾颉刚和傅斯年在上述两个个案中扮演的角色虽有不同,但关联着二人看待学理探讨与政治现实既同一又相异的态度。这与二人对政治的理解深度与介入程度不同有关。在国家危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时代环境下,顾颉刚舍弃某些学理,维护民族、国家大业,傅斯年径直将此类问题排斥在学术讨论之外。二人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均尽了学者本分。这揭示出历史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以及史家怎样在两者间寻求平衡,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李帆教授指出,作为历史学家,认可史学本质应为求真是多数人的共识,但如何处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则歧见纷呈。一般说来,求真为根本,致用功能应附着于上,若刻意为之就背离了史学本性。但在现实中,史家有祖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分子,欲求求真与致用两全,便可能一再遭逢两难。

邹小站、罗检秋等学者不仅围绕讲座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还从各自的亲身体会和治学经验出发,与大家分享了对历史研究求真与致用之间关系的见解。

本场讲座对青年学人理解和思考史学的经世致用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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