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1日上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执中楼丘明厅，举办了新一期学术讲座活动。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室卞修跃研究员作了题为“人生识字忧患始——漫谈近代史资料的识、读与其他”的学术报告。讲座由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室张淑贤助理研究员主持，线上线下共有七十余人参加。

讲座中，卞老师首先讨论了近代史研究中利用资料或整理资料时识字和句读的重要性：虽然在很多人眼中这两者可能只属“细事”，但却是专业历史学者最为基本的学术技能，也是其在日常研究工作中最为实际的问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如果对历史资料字迹辨认不清、句读连缀不通，文义理解不确，具体的史学研究和问题讨论就无从谈起。史料的整理过程可被归纳为识、读、点、断、录、校、释、编、用等一系列环节，其中识、读是开端和基础，可见其重要性。

讨论识字和句读，离不开对近代史资料的认识。卞老师介绍了近代史资料的多样性。近代史虽然只涵盖百余年时间，但此间形成的历史资料却十分丰富，近代史研究又往往以资料征引丰富广博而著称，这便对研究者的识字、句读工作提出了高要求。

识字和句读的重要性之凸显，还与学界的新形势有关。近年来公开出版的史料汇编书籍，往往是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典藏机关与出版机构合作，直接将档案卷宗进行扫描，按照原始顺序铺、排出版，从而在书籍体量上益形庞大，也尽可能多地保留了史料的原始面貌与内容。为了用好这些并未经过校点的史料，利用者的识字和句读能力需足够扎实。此外，由于近代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得到关注较少的一部分私家史料也陆续得到利用。卞老师以家谱和地方志的收藏利用为例，向大家谈了这类原始资料的面貌和可能的利用方式。

卞老师指出，识字、句读工作之难度，集中体现为难识字的辨认和句读层次的把握。接下来，他分别就这两者分析了难点产生原因和应对技巧。难识字产生的原因，与写字者、识字者和资料的传世形态有关。同一个字，形态多样，字迹五花八门，字形因人而异。字的周正与否，合不合六书规则，中不中草书法则，也全不相同，这就给后人整理史料留下了难题；从字体的规整度而论，一般是官方档案规矩易识，越是私人性质的史料，书写越随意。原始资料中字的可识别程度，往往与书写者公示于人的意愿程度成正比。更不用说史料本身还可能因为保存不善而存在损毁，从而影响字迹的辨识。卞老师指出，难识字的占比总体上可能并不大，但一字难识，就会形成阻碍。因此不论是整理或是研究利用，识字都是首先要攻克的问题。

卞老师结合自身经验进行了难识字辨识技巧的讲解。第一，整理者应对资料有基本认知，对相关的背景文史知识有一定把握。第二，应掌握行草书的基本书写规则。第三，应把难识字放在文本语境中辨识。第四，应尽量熟悉写字者的书写习性、风格。第五，对字迹不清楚者，尽量选择好的底本。最后，对于极难识别之字，可凭其形先猜后查。卞老师特别强调，猜不是臆测，对于生疏的人名、地名、制度、典章，不能想当然，遇此类情况务必查证。必要时可以寻求他人帮助，或经同行讨论，取其共识者，然后查证。若至此仍然无可奈何，可付之阙如，留待高明者。

卞老师接着分享了史料整理中与句读有关的技巧。句读的基本要求分为“点、句、段”三个层次：研究者需正确理解字词句文义，正确断句，合理使用标点符号，理顺语汇、句子关系，理解全文主旨、层次，合理区分段落。在实际工作中，资料文本中的并列关系、递进关系最易令人混淆，往往会造成误解，甚至歧义。在具体技巧上，需要关注资料中文义的层次，包括函札的结构、公文的结构、电文的结构等。同时，函札、电稿、文稿的一些常用格式，文中的各种要素，可做为句读的重要参考座标。最后，一些文言文中常见的固定句式也可以起到提示的作用。

在交流环节，有学生就具体疑难案例的句读方式，向卞老师进行了请教。卞老师精炼地将自己的识字和句读经验概括为：“一猜二查三印证，查不出来找人问。问不出来付阙如，不可臆断留祸根。”参与本次讲座的各位同仁表示，卞老师的讲座内容丰富，令人受益匪浅，而且他将自身治学经验倾囊相授，让人敬佩。本次活动历时两个小时，讲座最终在热烈学术讨论和交流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