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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田:在发展的道路上

作者: 文章来源:《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2日

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期间,迎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庆典活动,心情格外激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成立和不断发展的,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党的事业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自己在社科院工作的30多年中,在为人民做学问方面,也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5月建立的,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在它成立期间及其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为了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邓小平同志都给以了特别的关注。1978328日,邓小平在胡乔木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增加若干研究所时指出: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按照邓小平谈话精神,1977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增加了19个研究和出版单位。1979年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邓小平同志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

 

2002716日,江泽民同志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工作。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他还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五项职责: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

 

2004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55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胡锦涛同志作了“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讲话。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提出了具体深刻的指导意见。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2016517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从以上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的。作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始终要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科齐全,人才集中,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进程中,无论是积极为党和人民建言献策,还是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首先,在为党和人民建言献策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央思想库、智囊团的定位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党的事业服务的举措也越来越主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交办课题、讲座、调研和信息报送。一是交办课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王延中同志披露,中央交办的课题,具体题目大多由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的主要领导指定。这些课题具有时效性、对策性和战略性的特点。中国社科院负责的交办课题,2003年立项57项,2004年立项59项,近年来则更多。二是讲座。从2003年以来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社科院各研究所的代表人物先后登上了中南海的讲坛,就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就业政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我国民族史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讲解。三是调研。在2004年前,社科院开展了5项专题调研,向中央详细地汇报了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为党中央“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出台提供了依据。四是信息报送。据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仅2004年中国社科院向中央有关单位报送的信息就达到400多篇,增强了中央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其次,在学术研究方面。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发布了五项科研成果,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5卷本150万字)》《中华民国史(36卷本)》《中华史纲》《商代史(11卷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2014年,发布了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39项,包括《新大众哲学》《简明世界历史读本》《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等人文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2015年,发布创新工程基础研究重大成果共12项,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国家记忆: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中美关系史(1784-2013)》《世界佛教通史》《论语还原》、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年鉴》《语音与语言的跨学科研究》等。2011年至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共完成专著2400余部,论文19000余篇,研究报告近5200余部(份),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普及读物、教材等千余种,其中一批精品力作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文学评论》《世界经济》等82种学术刊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术信息。以出版学术著作为宗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经济管理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有关信息写就)。

 

 

 我自1982年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已经35年。35年来,在学术研究中,我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可称之为创新的研究:一是清代的理藩制度研究,二是清代的巡幸制度研究,三是边疆史研究。

 

首先是清代的理藩制度研究。清朝在统治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即理藩制度。这一制度包括理藩机构、卡台制度、朝觐制度、刑法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婚姻政策、宗教政策、经济政策等内容。这一研究最早体现在我的两本专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中。在20034月出版的《明清论丛》第四辑上又发表专文进行论述。20053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专题报告。2007年在超星视频上以126集进行了系统讲解。目前,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正在进行进一步研究。

 

其次是清代的巡幸制度研究。清代的巡幸制度从内容上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代皇帝的出巡活动,二是与皇帝出巡活动相关的一些制度,包括管理机构、卤簿仪仗、御道、行宫、行在、谒陵、祭祀、礼佛、行围、阅兵等方面。清代的巡幸制度对维护清朝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文化发展、融洽民族关系、改善民生以及抵御外来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研究成果,最先发表在2014年出版的《明清论丛》第十三辑上,后来又形成专著《清代的巡幸制度》《清宫图典·出巡卷》两书。作为乾隆朝出巡制度的专门研究,则体现在我的另两书《乾隆出巡记》《帝国的得与失》中。

 

再次是清代边疆史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研究、清末边疆新政研究、清代藩部封爵和四大活佛研究。关于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研究。1988年,我提出了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概念。1993年,写成了《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著名历史学家王锺翰先生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历史研究》《民族研究》《西域研究》等中央和地方多家刊物也都发表了书评。2002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修订版。2007年在超星视频上以89集进行了系统讲解。

 

关于清末边疆新政研究。2004年,《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出版。该书介绍了这一课题的基本史料以及史学界的研究情况,概述了清末新政的实施,清政府对边疆地区政策的变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探讨了边疆地区实施新政的情况,对清末边疆新政的实施给人们的启示和教训进行了分析,又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述了清末边疆新政的全过程。和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不同,该书对清末边疆新政基本上给于肯定。20144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

 

关于清代藩部封爵和四大活佛研究。这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托我做的课题,是在搜集60多万字的档案、实录等资料的基础上,最终编成了20万字的史表。

 

还应提及的是,我独著、主编和参与著述的还有:《清代西藏史研究》《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中国文化通史·清前期卷》《北疆通史》《清代全史》《清代简史》《乾隆皇帝全传》《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清代人物传稿》等。这些著作,有的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图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北京市优秀图书奖、山西省优秀图书奖、河南省优秀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追加奖等。

 

回顾我35年的学术研究,感觉初步做到了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学术研究的开拓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对此,我感到欣慰。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编《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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