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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

作者:张海鹏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0年12月01日

 

刘大年: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境已经衰落。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从家乡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湖南知识青年尊崇的“徐先生”徐特立、老资格共产党人王凌波指点,8月间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以后长期生活、斗争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1939年起,他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那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经领导机关同意,专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由刘大年主持所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以后,他离开近代史研究所的实际领导岗位。1964年起,刘大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

 从小学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刘大年大半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他把所谓“国学”看作根本学问,一意追求,很少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此,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他还提醒自己:“国学”是我们祖宗立国的根本,不可忘记。读过那些有限的新书以后,仿佛大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和考验。这是那时许多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各方面事业的干材,很多是这一代经受过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青年。
 在抗日根据地里,他一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时又在一些院校、训练班屡次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更需要读有关的书,特别是读历史书。抗日根据地环境艰苦,谈不上多少文化设施,但也不是无书可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苏联人、日本人讲中国社会历史的书,在少数人手里仍然能够找到。他就是在那时读到上面这些著作,并引起对哲学、历史学的重视的。抗日战争的八年,在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为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做准备的八年。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是作为一名战士,经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关注中国的命运的,那么,这时候,他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以学者的身份观察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刘大年不是一个只坐在书斋里,钻进象牙之塔里做学问的学者。他像在前线作战的战士总是依据战线的实际而又迫切的需要,选取最重要的突破口那样,依据中国社会现实的急切需要以及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课题,展开研究。他具有“国学”的良好根底,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解剖刀,分析历史资料,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写出的一些研究论著,受到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者重视。
 刘大年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简史》。1947年,他生病离开工作修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那时美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就确定下来了的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加紧实施,中国人民与美国统治集团的矛盾一天天激化。中美关系的历史怎样,很自然地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在解放区,研究这个题目,苦于缺乏原始资料。北方大学校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向他提到可以注意两部书,一部是李鸿章全集,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美国侵华简史》的有关部分就大量利用了这两部书的材料。为了收集资料,他经过当时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介绍,访问了中共党内国际问题专家王炳南和柯伯年。文稿最后经过在中宣部工作的哲学家艾思奇审阅,认为可以出版。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一、第二版。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美国侵华史》的出版适应当时的需要,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学者在观察、研究中美关系时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有关中美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大大前进了,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刘大年这本给新中国献礼的书。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
 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与丁铭楠、余绳武合著)、《中国史稿》第四册(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等三本书。《台湾历史概述》可以说是《美国侵华史》的续篇。1950年美国出兵台湾,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引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抗议。《台湾历史概述》就是这种形势在学术界的反映。这本书简要通俗,出版后,得到过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70年代曾印行第二版。
《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编写与历史学界的百家争鸣直接相关。郭沫若与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看法不同。以前各讲各的,到了北京以后,两人的著作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也没有基本上改变。1954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新设立两个研究所,连同原来的近代史所,称历史一、二、三所。郭沫若、陈垣、范文澜分别担任所长。目的是加强中国历史学研究,推进百家争鸣。经过酝酿,郭沫若准备主编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则继续写它的《中国通史简编》。郭编通史后来定名为《中国史稿》,古代部分由历史一二所合并后的历史所承担,分为一、二、三册,尹达负责组织编写;近代、现代史分为第四、第五册,由刘大年、田家英主持编写。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从提出提纲到最后定稿;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为这本书的编写,贡献了心力。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记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四册作了改变。依照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此后,我国高等学校历史系编写或者使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大体上也参照过这个框架。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一本论文集,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和《论康熙》三篇论文,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1963年12月,刘大年参加中国访日学术代表团,在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大阪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讲,事后根据日本《历史地理教育杂志》刊载的讲演纪录稿写成《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中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中心、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的论述。1965年4月,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认为文中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心应该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讲得很对;但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了一个问题:照这么讲,剥削阶级的历史人物还是没有什么作用啰?这说明那时史学论著上对剥削阶级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存有简单化偏向。刘大年的论述不免也蒙受其影响。1965年5月,他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学会,提供的论文叫《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受到与会者欢迎。1965年7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刊载,表明论文提出了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论康熙》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反应是很自然的,那时候史学界存在着“左”的偏向,高喊“史学革命”,主张打倒帝王将相,以为刘大年讲帝王将相,是想“反潮流”。事隔不久,又在国外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批判。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10月号上发表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等人的文章,说那样评价康熙,“在刘大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提出过”,并认为它所表现出的错误倾向是同中国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协调一致路线有密切关系的。《历史问题》开了头,以后苏联报刊多次举出《论康熙》加以批驳。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一版、再版后记里也都简要予以回答。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性的争论,它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历史的曲折。实际上,《论康熙》这篇文章,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了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的历史,对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至今仍被史学界看作是历史研究的一篇范文。我国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最近还指出:“《论康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人经常阅读的。”[①]
 “文化大革命”以后,刘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二是研究历史学理论问题。这以后,出版了《赤门谈史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主持编写)、《刘大年史学论文集》、《抗日战争时代》以及《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主编)等几部著作。
 《赤门谈史录》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四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叙述中分别评价了国外同类著作上的代表性观点。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海峡两岸研究者的评价截然不同。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这种讨论在80年代初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怎麽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呢!《赤门谈史录》在这次争论前数年,就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翔实的论证,卓有见地。《赤门谈史录》是多次讲演的结集,讲演的听众是日本学者。这是因为,1979年,作者由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聘请为东大研究生院特聘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辛亥革命。《赤门谈史录》就是在那个讲稿基础上写出的。东京大学的校门为江户时代加贺藩“大名”前田家旧物,朱漆大门,称为“赤门”,本书命名的寓意在此。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准备扩充篇幅,重新编写的任务提上日程。近代史部分仍由刘大年主持编写。他那时从设在河南农村的“干校”回到了北京,还没有“解放”。由于预计要写的字数较多,经郭沫若同意,把近代部分独立出来出版,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约集丁铭楠、钱宏、樊百川、张振鵾、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等参加编写。他根据各位作者提供的初稿,从头加以改写、定稿。1978年出版第一册,1984年出版第二、三册。第一册付印时郭沫若去世,书上的署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稿》第四册树立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框架,如有的评论者所说,“有骨头无肉”,《中国近代史稿》大体上采用了那个框架,加上往后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各章节的内容,使某些主要部分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史料则大为充实了。每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第三册讲完了义和团运动,后面尚待继续编写。这三册书出版后,也被定为高等学校教材,印制数量不少。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讲史学理论的文章排在首位,占的篇幅也较多。刘大年认为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各有自己的科学成分,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以往的历史。但是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是一个争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它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就是历史学理论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他讲历史学理论的文章不少,大部分收拢在《论文集》里面。这些文章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对于历史学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他都讲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出版以后,它还在继续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关于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指出:科学,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有的历史研究者在对待指导思想问题上,喜欢标榜“无偏无党,浩然中立”,其实那不过是表示他拒绝某种思想,而选择另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这里是指它的思想体系,不是指个别的词句与某些哪怕是很重要的论点。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人们“驳倒”了一千遍,一万遍。最新的反驳来自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后,一些预言家们站出来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总危机”,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想讲清楚历史学的哲学指导思想问题,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史观。刘大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简单说起来,那就是它以人类社会任何共同生活里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第一,它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的物质存在、物质基础。人们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并结成相应关系进行解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来开始自己对历史的创造。其它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和最终依赖于这个创造的存在和继续。这是认定历史运动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过程的头一个也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个根据是推不倒的,所以历史唯物论是推不倒的。第二,它指出了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可分割的以及他们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同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它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但人们不能脱离物质生活环境条件,而必须受物质环境条件的约束从事创造。这就是说,人们以前总是从人的思想活动说明历史是飘浮无根的,只有从所生活的那个物质环境条件来说明历史,才能落到实处。第三,人们对于在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前似乎是不可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现在则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完全可以从物质上量化查考的社会经济结构系统了。这就是归结为物质生产体系结构中不同利益人群,即不同阶级可以量化查考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地位作用上。一定的质必定表现为一定的量,社会物质生活中不能以某种方式量化的事物,就很难确定其质的地位。
    (二)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一向众说纷纭。或者认为历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或者认为凡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是研究对象,或者认为历史上某些事物、某个领域的状况是研究的对象。以某些事物、某个领域为对象的,又有“人事”说、社会说、结构说、文化说、综合说、规律说等各种主张。从它们中间选择一种,或者对所有各种主张兼收并蓄,综合成为某种新说,都行不通,必须另寻出路。判别历史研究的对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观根据。其根据应当是时间上连续性的事物,全面、集中体现出人创造历史的和客观实在的事物。依照这个根据,从社会关系及其运动考查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就知道,原始社会、私有制时代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的。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就是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扭带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
    (三)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对于什么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答案,有过无数的争论和辩难。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力与阶级矛盾斗争,其中只有一个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是两个都是?如果只能有一个,它是生产力还是阶级矛盾斗争,如果两个都是,它们的关系到底怎样?对此我们需要有统一完整的理解。刘大年认为:生产力是最终起作用的,阶级矛盾斗争是直接起作用的。它们的关系不是一个排斥一个,一个代替一个。它们紧密相联结,又各立门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历史上,这种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通过阶级间的斗争来实现的。因此,说阶级矛盾、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对问题的直接回答。这种观点不同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那种空洞的观点,而是指出了个人活动是由一定社会关系、环境决定的,它会使人认识到社会历史过程,最终也是自然历史过程。
 (四)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最后在于它是有规律可寻的。找不出规律的认识,就不能以科学相矜夸。以前人们有时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规律来说明历史运动。它们或者失于宽泛,或者失于狭窄。我们认定了社会阶级、它们间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就知道了它们运动演变的规律也就是历史前进的规律。规律要从事物的重复性表现出来。物质生产过程,产品交换分配,同一经济形态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等等,论现象背后的本质,无不处在重复中。例如中国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封建阶级、人民大众的状况,每一次重大事变、社会变动的过程,就是它们间的斗争、它们的性格、相互关系重复表演与发展的过程。社会历史中的重复性就是常规性、规律性。与自然界的事物不同,历史运动规律要通过有思想意志的人的活动、斗争来实现。历史运动方向并不随着权力人物的意志愿望改变,这说明人们的意志只有在与重复性所表现出的客观规律性相适合才能起作用。写得比较好的近代史的书,就是写出了这种运动规律的书。
 刘大年认为:历史唯心论与历史唯物论,面对的社会现象相同。由于立脚点相反,对事物、事件的看法处处分歧对立。唯心主义看到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但无法抓住本质的事务。因此,它的科学成分,只能停留在个体的、现象上的描述、分析,对于整个社会关系内在的联系,他们的演变,不得不出于臆想和猜测。先天的弱点,使那种研究不能真正成为现代科学。唯心论否认历史运动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有时也讲规律,但并非指对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的认识,不过表示研究者的主观任意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阶级、阶级矛盾斗争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及其运动,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它找到了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的前提。
这就是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思考。在刘大年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近代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产物。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特殊阶段没有走完它的行程,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科学,就依然是人们认识社会、认识社会历史走向的科学思想体系。”[②]我们说,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变的,只有变是不变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正在蜕变中。研究对象的暂时性,决定了科学本身的暂时性。马克思主义论述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