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每逢周年纪念的特殊时段里，回溯和整理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综述，进而为继续推动和创新相关历史问题研究提供学术史背景，已经成为我刊的一个组稿惯例。为了做好新世纪以来中共建党史研究的学术综述，我刊编辑早在2019年就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联系约稿。在黄道炫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张会芳同志用了两年多时间整理了这篇研究综述，现已陆续刊登在我刊第3期、第4期，后面我刊公众号将分两次陆续推送。为了方便学界了解综述信息，我们将注释留存在正文中备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极为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共创建过程的记述和梳理，始于上世纪20年代，对其系统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者突破思想禁忌，在挖掘整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发表大量论著，提出许多新观点，中共创建史研究迎来新局面。进入21世纪后，以建党80周年、90周年、95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中共创建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

大量新史料得以整理出版。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次史料编辑出版高潮之后，随着国外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学者们在俄、英、日等国继续发掘大量与中共创建有关的珍贵资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先后编纂《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2011年)、《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2016年)、《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2018年)，为推进中共创建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此外，一些中共创始人或早期中共党员撰写的回忆录及其访谈资料，也受到学界重视。

一批高水平的论著得以发表或出版。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2002年修订本)、《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16年)、《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此外还有黄修荣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2000年)、曹仲彬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001年)、马连儒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2001年)、刘宋斌等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2002年)、邵维正主编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2011年)、张军锋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2011年)，以及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2006年)等。相关的论文更是不可胜数。据统计，仅在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前后，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成果就多达1000余篇(部)。

学界的争鸣和交流更为活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出版后，在国内学界引发较大反响。围绕该书所提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日本的关系、中共早期组织、中共一大史实考证以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回应或质疑，将这些话题进一步延伸，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

新世纪以来，国内曾多次围绕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召开学术讨论会，也有学者追踪分析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但整体上还不够全面，且对近年来的情况关注相对有限。在以往综述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2000年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观点进行梳理，并与之前观点作简要的比较和分析，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一、关于中共创建历史背景的研究

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前后只有10年，中间还爆发了五四运动。关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毛泽东曾于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精辟地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五四运动对中共创建的推动作用，向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肯定。学界一直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共成立作了准备。近年来，有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五四运动展现的历史镜像。这“三个相结合”为中共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生根、开花、结果，迅速演变成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除中国革命条件的成熟外，五四进步社团的兴起及其活动也曾发挥过独特作用。此外，有学者着重强调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崛起直接奠定了党的干部基础，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开辟工人运动的新天地，为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对于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之间的联系，学界近年来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有多篇论文涉及这一主题。学者们认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先后爆发的多次救亡图存斗争中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共创建作了重要准备；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为中共创建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它引入的政党政治为中共创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它推动的民族实业发展为中共创建培育了深厚的阶级基础，它成败的经验教训为中共创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借鉴。有学者以发展的眼光讲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共创建的历史过程，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中共创建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特殊历史契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成功但又失败了，中国社会既前进但又更加混乱了，人民开始觉醒但生活又未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爆发10年后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象。

有学者提出，认识中共创建的历程和意义，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原因在于五四运动为中国人走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选择空间，为中共成立提供了契机；而辛亥革命为五四运动创造了前提；戊戌维新为辛亥革命奠下了一块基石；洋务运动则是戊戌维新的先声。“这一切又都始于鸦片战争，始于那场野蛮的侵略与伴之而来的国门的被撞开和先进的近代文明的传入，始于中国人饱含血泪受尽耻辱后，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实现近代化的求索。”2002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共创建的历史必然性，也将原书上卷以辛亥革命开篇，向前延伸至1840年鸦片战争，增加了“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一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简史》，对于1840年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和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斗争情况也作了概括叙述，作为中共诞生的历史大背景。

中共创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过去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共的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批判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否定，中共的创立遵循了列宁的建党原则，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土壤。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容与相似性受到学界关注。有研究指出，作为在西方经济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东方相对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主要是同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形势有关，也与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与融通是其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基本前提和内在根基。有学者以大同学说的影响为切入点，探讨中共创建的内部文化动因，认为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清新思想在中国文化界传播开来，并最终演变成一种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思潮，其原因固然主要是西学冲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等，但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中国人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基因，并直接推动了中共的创建。还有学者注意到近代墨学复兴与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在关联，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健将借助西学的阐释，尊墨抑儒、以墨攻儒，使墨学作为“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对接的传统学术流派，为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提供了支撑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共创建的历史背景，多数学者主要从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基础等角度进行论证。近年来，学界的研究视角逐渐拓宽，认为中共的创建不是简单的因素和条件所能决定和说明，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即中共的产生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剧烈运动和冲撞的产物。有学者从社会角度解读中共创建的历史缘由，认为中共的创建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还有学者从政党政治视角看中共的创建，认为中共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为指导而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产物。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研究建党初期的国际因素是题中应有之义。学界普遍认为，中共的诞生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国内社会历史运动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在研究侧重点上稍有区别。有学者强调，除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外，日本、法国等国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共的诞生迎合了世界革命的潮流，也适合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需要，其中来自美国的先进文化的助推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共的创建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起步较早，改革开放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呈现前所未有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在中外学术交流、争鸣的基础上，该课题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推进。一些重要史料和工具书得以整理出版，一批高水平的专著陆续出现，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起始时间、传播渠道、传播主体、相关文献、三次论争、与中共创建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一)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起始时间

毛泽东曾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论断。既往研究多将十月革命视为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关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近代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过程。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就开始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及其学说。这一阶段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改革开放之初，学界曾对此进行热议并形成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即在华传播，二是认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在华传播。有研究提出，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介绍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但不应该把它也笼统称为传播。新世纪以来，仍有不少学者赞同严格区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传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些报刊刊登过马克思的生平和某些观点，这些只言片语的介绍难以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欧美新思潮新学说之一而介绍，并不是作为革命理论的信仰而传播。但有学者坚持认为，早在19世纪70年代或清末民初，即已开始传播社会主义或马克思的学说。总的来说，学界普遍认为，在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到中国之前，马克思主义既未得到系统说明、正确阐释和广泛传播，也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在充分肯定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所起积极作用的前提下，近年来学界对于传播的具体时间节点作了更加多元的阐释。有学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状况发生大的变化。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拓宽、传播阵地扩大、传播内容丰富深化，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也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道路并未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共识。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接受“苏俄式的共产主义”道路有更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浩劫，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价值文明大起疑念，这是他们由原来向往西方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不亚于十月革命。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渠道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渠道，毛泽东有过经典论述：“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经深入研究后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只俄国一条路，还有欧洲、日本等渠道，这三条渠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和作用上各有千秋。至于何者为主，不少人认为，既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受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俄国当然是主渠道。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人早期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不是俄国，而是日本。直至中共成立，俄国才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

新世纪之初，日本学者以大量文献证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影响，认为“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中国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作者夸大了日本在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热首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发，而不是日本的“渠满而溢”。日本在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如果把日本的作用说成是首要的、唯一的、决定性的，未免夸大其词。知识传播层面看，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的最初渠道是西欧和日本，视日本或俄国为唯一，都不确切。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以及日本学者撰写的社会主义著述，曾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十月革命突破了知识传播的局限，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导意义凸显出来，俄国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主渠道。此时日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其作用不能夸大。从总体上看，西欧、日本和俄国“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

五四时期欧洲渠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体现在旅欧勤工俭学者身上和来自欧美的德、英、法文著作上。有学者考察了中共成立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在华传播对中共创建与早期思想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阶级争斗》等书中关于“阶级分析”的具体示范，为中共早期领导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提供了分析路径和认知启示。

美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情况在华传播中的渠道作用，也受到学界关注。日本学者提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发生浓厚兴趣，但在学习和把握这一理论时又存在语言、传播媒介上的种种困难。这一矛盾正是在维经斯基来华以后，通过他接触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才解决的。有学者认为，此推断有一定道理，但仍不能解释英国进步刊物的输入和维经斯基抵沪前一些英美进步刊物在上海的流传。虽然苏俄人员和中国进步分子中与美国社会党有关系者不在少数，但鉴于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一直同英美社会(共产)主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且是有据可查的直接从英美收转进步刊物之人，故他应是沟通英美渠道的一个关键人物。还有学者注意到，美国渠道并非自翻译《苏维埃俄罗斯》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美国对马克思主义早已“详细讨论”，左翼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出版了很多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因此研究的视野，不仅在进步的杂志，还要注意美国左翼、社会主义的出版社等”。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主体，过去主要强调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的贡献也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主体具有多元性特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传播的主力军，在传播中起主导作用；国民党人士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是一种合作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等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也作出了一定贡献。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分析，五四前后参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管政治取向如何，其历史功绩应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和尊重。此外，旅俄华工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俄国共产华员局通过不同渠道向国内输入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也作出了贡献。

在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同主体和渠道的基础上，学界也注意到传播的阶段性。有学者认为，从1917年到1920年8月，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先进人士自发、自觉的传播阶段，传播主渠道是日本。主要传播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从1920年9月到1922年6月，是中共有组织的传播阶段，苏俄渠道开始发挥作用，但传播语言不是俄文，而是英文，主要是通过苏俄政府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俄罗斯研究》，国民党人士也基本退出了宣传队伍。从1922年7月到1927年7月，是列宁主义的传播阶段，传播重点由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转到列宁主义，传播的主渠道由日本转成苏俄，主要语言由日文转成俄文，传播的主体是苏俄的留学生。

(四)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学界长期认为，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在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对此，日本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晨报》副刊主笔陈溥贤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陈溥贤1919年5月在《晨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均吸收了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观点，但李文发表在后，李大钊一定事先看过并参考了陈溥贤的文章。因此，“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内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1918年李大钊在《言治》季刊、《新青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举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远早于《晨报》副刊在1919年四五月刊载的陈溥贤关于马克思生平及学说的译介文章，“李大钊1918年下半年所发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陈溥贤1919年四五月间所发表的文章，不仅在时间上的‘率先’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与社会影响上，都是陈溥贤的文章无可比拟的”，“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除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所发表的三篇文章真正具有‘先驱性’之外，到了1919年四五月份及其以后所发的文章，不论是陈溥贤的，还是李大钊的，都是属于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一定共识的友人，以共同的主题、互通声气地对马克思的一次纪念性的宣传活动，已经不存在‘率先’的问题了”，讨论“陈溥贤的文章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的时间差，并无多大意义。”

对于日本学者所提陈溥贤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中介作用”，有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李大钊回国以后通过陈溥贤在《晨报》发表译摘河上肇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情况下，逐渐接触到这种观点，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著名长文。但有更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指出李大钊曾留学日本，与河上肇早就有紧密精神联系，而且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阅读日本资料不一定要陈溥贤起“中介作用”，这种“扬陈抑李”的倾向并不符合实际。有的从《新青年》出版时间推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文时间不一定晚于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且两文的翻译笔法有很大区别，很难单方面推断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得益于陈溥贤的帮助，或者说陈溥贤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了“中介作用”有的通过跨文本对比方法分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来源，认为该文并非完全“承袭”自日本学者河上肇，而是有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源作为支撑，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努力向全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博大胸怀。还有学者从文本资料角度考释陈、李关系，指出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别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译文来源。两文尽管存在一定相似度，但从译词选择等方面来判断，李大钊援引河上肇内容是基于日文文本，而非陈溥贤译文，但是否由陈溥贤提供给李大钊日文原文资料尚难考证。日本学者论证的陈溥贤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中介作用”，存在一定疏漏。

日本学者还提出，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国内有学者认为，陈溥贤于《晨报》改版后立即被派赴日本采访，接着介绍日本的新思潮，以至发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其实与李大钊这位副刊主持或“主编”的精心策划、安排分不开。李大钊在《晨报》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晨报》从1918年12月1日复刊第一天开始，特别是从次年2月7日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阵地之一。陈溥贤到底是随着在日本采访的深入，出于记者的特殊敏感，发现了日本社会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热，开始报道和译介有关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还是随着《晨报》“改良”、专设第7版作为“副刊”以后，主持者要求他关注并提供这方面的稿件，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是李大钊的办刊方针影响了陈溥贤，使之朝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努力；如果是前者，那么从时间上看，陈溥贤译介马克思主义也远在李大钊之后。无论是哪种情况，日本学者的结论都无法成立。

(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进程。近年来，围绕《宣言》的汉译和传播过程，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有学者考证认为，依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通信记录，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可以精确到1920年8月17日前；当前，陈译本在全国共发现17种版本，考证其版本刊布，可见该译本传播时间久、范围广、影响大，且译本发行与传播受制于国内政治环境。此外，无论是陈望道本人的回忆还是陈译本与1906年日译本的文本比对，抑或是对译本术语差异的考究，都佐证了陈译本主要依据的底本为1906年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这一事实。以上研究丰富了对于《宣言》汉译传播过程的认知。还有学者探究《宣言》汉译传播与中共创建之间的因果联系，认为《宣言》的汉译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帮助他们从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从根本上指导了中共早期组织的理论建设，为中共建党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宣言》汉译传播是中共创建的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石。

在中共一大召开的前一个月，亦即中共诞生前夜，湖北汉口地区公开印行出版了一本署名“田诚”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小册子，共10页5600余字。文中公开号召中国要以俄国革命为榜样，建立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可分成两步，“第一步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第二步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小册子被全文收入1991年出版的《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有学者评价认为，该文发表在中共正式成立的前一个月，绝非偶然，“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根据该文刊发的时机、发行数量以及具体内容，它很有可能是在为行将召开的‘一大’进行舆论上的宣传和准备”。，“中共一大没有留下任何的中文资料，此文本显得格外珍贵”。也有学者指出，虽然该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共产党宣言》，但其基本思想观点、内容结构、影响与地位以及语言风格，都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遗憾的是，该文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其原因或与著作者“田诚”的身份不详有关。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文献，围绕该文作者真实身份和基本内容的考证与讨论，尚有较大空间。

五四时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过程中创办了许多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近年来，中共早期报刊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共产党》《新青年》《今日》《东方杂志》等刊物与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关系，均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中共早期报刊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特点进行了归纳，或对中共早期报刊研究的学术史作了梳理。

(六)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特点

在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大同思想究竟是起到了推动还是阻碍作用，学界意见不一。多数研究者认为，大同思想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它沟通了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也有学者指出，大同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存在消极影响。它构成了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前理解”，直接导致了早期知识分子所宣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是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早期知识分子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疏远了。还有学者提出相对折中的看法，认为大同思想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双向的。从正向来说，由于大同思想沟通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联系，架起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桥梁，联结了早期知识分子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纽带，因而推进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反向来说，由于大同思想在理论上造成了早期知识分子对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在实践上又导致了工读运动的失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既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鲜有论及。有学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早期知识精英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通过何种渠道，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的传播，主要原因是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这促使他们优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对他们来讲最有用的内容，即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种选择性传播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一定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内容中国化的不同步、具体实践上的偏差、时间上的交错以及多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并存等。以《共产党宣言》为个案的分析，为以上观点提供了佐证。相关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从各自阶级利益和政治需要出发，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选择性译介，选取适合自己需要的内容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这种选择性传播决定了《共产党宣言》从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其本土化进程，不断被赋予中国特性，在经历了选择、比较、博弈、重构等系列过程后，最终被国人逐步接受并建构起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七)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关于中共创建前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三次交锋，过去曾被认为是三次思想大论战，20世纪80年代后多称其为思想论争。近年来，学界更为全面客观地审视这三次论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被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关于“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1995年，胡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就五四时期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此后有学者或分析胡适对安福系王揖唐“社会主义”的批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辩护、作肯定的一面(；或提出“胡适立论的初衷并不是要蓄意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对当时舆论界所崇尚的以空谈为特点，以‘包医百病’为招牌，以贴标签为能事的教条主义危险倾向进行批评”。

新世纪以来，学界围绕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及影响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指出：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五四前后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现在看来，那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在讨论当中，李大钊和胡适的分歧显然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即使是分歧，也并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只是在具体认知上还不够辩证和全面罢了。”也有研究既肯定“李大钊与胡适是很好的朋友”，“把当时的胡适说成敌人是非常不应该的”，又直陈“说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怕未必恰当”。关于论争的结果，过去认为无产阶级思想打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指出，从论争双方实际情况看，不能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已经“胜利驳倒”了以胡适为一方的社会改良主义“谬论”，而是双方都扩大了影响。

学界对“社会主义”论战的认识也有了较大进展。既往研究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完全否定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肯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审视这场论战，力求作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胡绳提出：“现在来看，恐怕很难说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也不能简单地说梁、张被驳倒了”，“因为梁、张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陈独秀、李达等人“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的意见”。新世纪以来，有学者在充分肯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即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缺乏科学认识，他们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从而不能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此次论战的双方虽然在观点上针锋相对，立论也均有片面性，但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民族先锋，都希望能为中国的富强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还有学者考证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由张东荪1920年11月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所引发。此前6个月，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时就已揭开序幕。李汉俊是“对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批判的第一人”。也有学者分析汉译日文论著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具体作用，指出处于不同立场的论战参与者都曾通过译介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论著攻击、反驳论敌，并巩固自身的立场。日文社会主义论著被有效地运用在此次探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的论战之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以往多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障碍。近年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一面及其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有学者提出，这场争论的缘起并不是要在一般意义上批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在理论上探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主要是从建党角度进行的党内思想净化运动。攻击的对象也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主要是党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论争的目的是要实现党内思想和组织的统一，进一步保证思想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巩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为中共正式成立铺平道路。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和早期组织的许多成员与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仍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个人关系。从现代化的视角分析，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思想论争同属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者没有本质分歧。尽管二者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其最终指向都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美好社会。还有学者注意到，在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几乎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阶段。其原因除了历史条件局限之外，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地位。但是，过于强调无政府主义者的意义及其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并不符合实际。中共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了事实上的合作关系，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政治主张的分歧难以弥合，不久便分道扬镳走向对立。

三、关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研究

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陆续在各地建立起一批共产党早期组织，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组织和思想准备。新中国成立初期，胡乔木即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共产主义小组”有所关注。但直到改革开放后，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新世纪以来，继续整理和公布了一些相关史料，同时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专著，相关论文更是层出不穷，围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上海发起组和革命局的关系、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特点和作用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一)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界一直把中共一大前各地的早期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质疑：中共成立以前的各早期组织，有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称作“共产党支部”，没有一个叫过“共产主义小组”，也没有一个属于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如果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来指称中共早期组织，既没有反映出中共建党的实际和特点，又不能确切地表达其真实性质。

“共产主义小组”的习惯称谓缘何而来？据研究，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撰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陈潭秋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亲自参加过中共一大，他的文章又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刊物《共产国际》上，故这个名称自此传开。有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小组”并非陈潭秋的发明创造，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最早称中共早期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对“共产主义小组”作了详尽描述。这一提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此后便传播开来。

1999年底，在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7家单位主办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参会学者一致认为，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必须给予纠正(97)。有学者进一步论证，无论从当事人的回忆还是从档案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地方存在过“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完全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共的，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轻视。这个名称很不确切，根本不能反映中共早期组织的性质。以上观点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并反映在官方党史编修中。2002年在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将沿用多年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统一改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此后，“共产党早期组织”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固定术语。

(二)中共上海发起组相关史实考证

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共创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有关它成立的时间、成员、名称、性质、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等问题，还存在一些争议。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些权威党史著作大多定为1920年七八月间。90年代初，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重要成员之一的俞秀松日记被发现和发表，有学者据此否定了以往的七八月成立说；另据张太雷1921年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及陈望道等人的回忆，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应该成立于1920年5月，陈独秀等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党的组织。也有学者根据俞秀松日记，结合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报告及施存统、陈公培等的回忆，认为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提出建党，但中间经过了一番曲折，直到6月才正式成立。这一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接受，1999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采用了这一成果。但2002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则将6月作为创建的开端，最后成立时间还是沿用了以往的8月说。

由于时间上的不统一，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认定也存在歧义。80年代，有学者提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一共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这段时间内，成员有15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90年代，有学者考证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最初成员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提出，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在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7人。《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列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共14人，不包括陈公培、施存统、周佛海。日本学者列举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最初成员为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后来“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名称，过去学界一般都根据当事者的回忆，推测中共发起时的组织名称就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学界认为其原始称谓有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叫作“社会共产党”，后来由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共同研究，正式定名“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上海发起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等名称都是后人所起，并非当时就有。有学者补充认为，“社会共产党”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共产党”的一种译法，主要是为了表示共产党同社会党的渊源关系，“这个名称实际上既可以称为社会党，也可以称为共产党”。也有学者援引陈独秀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自称“社会党”之语，以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初称“青年社会革命党”等事例，提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最初名称既不是“社会共产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社会党”，11月《共产党》月刊创刊后才改名“共产党”。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性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成立的不是地方性的党组织。它与各地中共组织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早期组织中，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确实是个核心，担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重任，但它并不是临时中央，也不意味着它与其他早期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名称看，它们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统一”起来。

对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学界关于其与中共成立关系的不同判断。有学者认为，中共成立时间并不是长期公认的1921年7月，而是1920年夏秋，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共的建立。当时苏共、中共许多领导人都在文章和发言中提到了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由北大教授陈独秀发起。而且，上海发起组在一大召开前，有共产党党纲、宣言，也有党刊；有中央(在上海)、支部(随后成立的有北京、武汉、广州支部)，也有外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等)；有总书记、支部书记，也有驻共产国际代表(1921年3月派张太雷去)。总之，“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标志着中共已经诞生。一大前的上海发起组是中共的全国组织，通过发布《党纲》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发挥领导和影响作用。而作为主要建党人物的“南陈北李”双双缺席一大，也说明中共一大的意义并没有后来所认为的那么大。中共实际上1920年8月已在上海成立。另有学者认为，一大才是中共的成立大会，应该将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与中共的正式建立区别开来。蔡和森、邓中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误认为中共成立于1920年，是因为他们不是亲历者，并把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中共的正式成立视作同一件事。而一大代表们的回忆与此相反，认为一大是中共成立大会，标志着中共正式诞生。其实，“正在进行组织”与“正式成立”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上海中共早期组织虽曾冠名“中国共产党”，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地方组织，它虽担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重任，却并不是临时中央，说中共成立于1920年夏是站不住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产生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标志着中共正式诞生。

据苏俄、共产国际有关档案记载，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对于“革命局”的性质、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解读，或认为上海革命局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或否定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之间的关系，认为它只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新世纪以来，学界又陆续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一是革命局主要由俄共(布)党员组成和领导，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隶属于俄共(布)的组织系统”，不能等同于中国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前者是中共的最初组织，后者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它们有密切联系，中共上海发起组曾作为上海革命局的重要成员，参加了它的全部工作。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谢幕，上海革命局也不复存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则于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上海革命局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各地革命局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上海革命局实际上是俄共代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上海中共组织领导人与主要骨干的联络形式，或可说是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联络、协调的方式，与中共发起组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五是上海革命局与中共发起组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一个由维经斯基直接领导，成员相对比较复杂，具有统一战线同盟性质；一个由陈独秀负责组建，由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两者也有联系，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部分成员参与了上海革命局的工作，因此有些工作很难分清彼此。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提到出版《中国社会主义报》的上海革命局成员“李同志”。有学者认为，“李同志”不是别人，就是李汉俊。俄文原注中说是“李震瀛”，是错误的。在《新青年》上署名“震瀛”并翻译美国英文杂志《苏维埃俄罗斯》的是袁振英，而不是搞工运的李震瀛。俄文编辑者可能是将在《新青年》上编辑“俄罗斯研究”专栏的“震瀛”当作了李震瀛，其实他们是两个人。但也有学者认为，维经斯基在信中说的“李同志”不是李汉俊，而是李大钊。关于上海革命局的人员组成，维经斯基在这封信里没有明确提到，除维经斯基本人和陈独秀外，其他3位是“负责出版部的李汉俊、负责宣传报道部的杨明斋和负责组织部的俞秀松”。

(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地方性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是中共创建的组织基础。随着相关史料的继续发掘，学界对地方中共早期组织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宽，在一些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新进展。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学界长期认为，中共一大之前当地已存在共产党组织，湖南中共早期组织是国内几个早期组织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撰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湖南中共组织是毛泽东、何叔衡开完一大回来后建立的。说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于中共一大前，尚缺乏材料证明；中共一大以前，湖南仅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字记载，“至今未发现任何有关湖南在一大前建党的史料”；中共一大前的湖南有建党活动，但是没有建立共产党组织。也有学者坚持认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毛泽东创建，尽管没有小组之名称，但却实实在在存在；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前，长沙不仅存在中共早期组织，而且是各地早期组织中成立较早的组织之一。长沙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前后。《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的提法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对湖南中共早期组织存在与否的质疑，又衍生出对毛泽东1920年入党时间的疑问。有研究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也有学者回应认为，毛泽东、何叔衡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920年就建立共产党并且是共产党员。总的来说，学界对于湖南在中共一大前是否成立早期共产党组织看法不一，对此尚需进一步考证。

山东中共早期组织何时建立？中共一大前山东究竟有无早期组织？以上问题长期困扰学界。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存在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山东中共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秋冬，由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帮助建立；二是认为成立于1921年春，由王尽美、邓恩铭在北京、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帮助下秘密建立；三是认为成立于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采用了1921年春成立的说法。近年来，有学者对上述三种提法逐一作了考证评判，认为都不能证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前山东中共早期组织已经成立。山东在中共一大前没有建立党组织，只有共产主义伙伴。1922年中共中央才派陈为人帮助王尽美、邓恩铭把中共山东支部建立起来。

关于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时间，学界长期存在1920年和1921年两种看法，其分歧主要源于对同一份档案材料，即来自苏联的俄文资料——1921年《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的不同理解。这份材料提到，两名俄国人与广州的7名无政府主义者共9人于1920年底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有学者经过辨析材料、多方考证后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建立过广东“共产党”。撰写报告的陈公博当时并没有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只是表面看到两名俄国人与7名无政府主义者开会，就主观猜测他们建立了广东共产党，而两名俄国人为了向上级“邀功”，“虚报”他们与7名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这显然是一个虚构和误传，且造成以讹传讹。事实是，1921年春，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及米诺尔、别斯林等组成广州共产党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广州中共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关于四川是否存在共产党早期组织，学界存在较大争议。198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收录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透露，“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我们的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这一报告与过去认为四川没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说法相矛盾，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中共一大没有四川代表，陈潭秋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也未提到四川有共产党早期组织，而该报告所提到的组织竟有近40名成员和60多名候补成员，这显然不是发起建党的早期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倒可能有这样大的声势。这可能是一个崇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部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早期组织大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中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多半也并没有得到过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承认与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组织绝对不存在。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符合共产党的建党标准。

2011年7月，在中央档案馆等机构合办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上，围绕“重庆组织”是否真实存在、该组织的性质，与会学者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重庆组织”是存在的，其性质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有学者认为“重庆组织”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或认为“重庆组织”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相关讨论近年来依然持续，有学者肯定“《报告》内容没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观《报告》内容，很难将其和无政府主义划上等号”，“《报告》文如其名，反映的是一个有着明确区域性的、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传播实际情况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也有学者提出，无论“重庆组织”产生于何时，无论其是否属于无政府主义性质，“如果它没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到联络各省(而非局限于本省各地的联系)、发起组织的作用，又没在中共一大宣告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融入该组织，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实在有限。”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和中共创建过程中的日本因素，学界已有专文进行阐述。近年来，有学者借助日方档案，对周佛海、施存统等中共旅日党员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反映了中共旅日早期党员在中共创建和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施存统、周佛海作为中共旅日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日本接触并参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日本社会主义者与中国社会主义者及共产国际的相互沟通及联系，为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有学者考察了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转变，提供了思考近代先进分子何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又基于何种因素考虑创立中共的新视角。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转向共产主义，是对各种思潮进行理论研究、共同讨论的结果，他们转变立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自身勤工俭学实践和彼邦社会真相的观察和思考，使他们彻底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从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到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是留法先进分子独立探索建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建党活动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地方早期共产党组织，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学者对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的建立背景、组织建设及活动情况进行考察认为，它由共产党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小组、工会组成，受共产华员局、北京共产党小组以及俄共天津小组领导，属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基层组织。有学者认为，1921年7月在湖北黄冈成立的共存社，是以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乡村进行建党活动的一次成功尝试。“共存社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建立在乡村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把组织建立在乡村并领导农村革命的先河”，“这个团体与中共早期组织及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它的成立有力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靠外来因素造成的，而是许多先进分子当时的共同要求，是五四运动发展到这一时期的产物，有它的必然性。”

(四)中共早期组织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关于中共一大前的党员人数，学界有多种说法，最具权威的是53人说，也有57人、58人、59人等不同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引用董必武、李汉俊1921年下半年给共产国际起草的报告，使53人说几成定论(。有学者考证认为，53人说值得商榷，至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董亦湘、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朱务善，都是一大前的中共党员，尚未被统计进去。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对此论题也进行了梳理，提出58人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具体列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详细名单，共58人。《中国共产党简史》笼统提出一大前全国有50多名党员。总起来看，无论何种说法，都存在历史本身局限造成的不利原因，目前难以有十分翔实可靠的史料支撑，因此也难下定论。随着新史料的逐渐浮现、考证的进一步深入，中共一大前党员的确切人数有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曾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有学者分析了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构成，指出他们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其身份背景、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及“受到陈独秀的指导和帮助”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同一性，从而促进了组织和形式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建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师生有着不解之缘，近代高校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共一大前，各地主要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在国内受高等教育或在高校工作的党员占了很大比例。高校孕育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共第一批党员的主要来源地之一，高校知识分子是中国早期共产党员的中坚力量。不只是在五四时期，在整个中共创建时期，高校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

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许多共产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多少都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据统计，中共一大召开时的50余名党员中，曾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就达20多人。关于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以往研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二者之间的论争，关于双方合作的论述不多。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小社团真(理)社的剖析，揭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团体主动接触、联络与合作，以及促使后者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努力。也有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改组过程入手，探讨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尽管最终分道扬镳，但是双方的合作对中共与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发展具有很大作用。还有学者考察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无政府主义与其思想和实践活动发生过的直接联系，认为上海发起组成员虽然大都早期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中共创建时期，已经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并对建立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认识比较清楚。无政府主义思想构成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对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宣传、组织等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和作用。

中共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乡缘组织，但在创建及发展过程中，乡缘也曾发挥过一定作用，通过乡缘开展组织活动是中共众多发展样态中的一种。与中共建党相关的社团中有同乡聚集的情况，与中共创立直接相关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也有浙江、湖南籍成员居多的现象。近代上海湖南籍移民人口远少于苏、浙、粤、皖，但在中共创建期间，湘籍共产主义者人数与表现都较突出。有学者认为，出现这样状况的历史远因应归结为近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近因与当时发生的湖南驱张运动和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直接相关。这两场运动吸引了许多湖南知识分子和青年来到上海，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上海的中共建党活动，由爱国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者。

(五)中共创建时期的其他激进政党

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酝酿建党的同时，中国还出现过其他一些自称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政党。有学者指出，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0年间，所产生的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有原发性的政治团体，至少有19个之多。以五四运动为分界，这些激进政党的创建呈现明显的分期特征。五四运动前，以上海为策源地，向北向南各有扩展，南到广州，北以南京为重镇。五四运动后，在短期内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呈井喷之势，且在名称方面，“共产主义”较“社会主义”更为鲜明，山东、福建、重庆皆实现历史的突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此留下影响因子。共产主义在中国发轫之初所出现的这些号称“共产”的组织，其首领实际上是一些以三民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为主要信仰的人。虽然他们勉强可以算广义的社会主义者，其终极目标也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大同，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了解和研究，故其领导的组织很快便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被边缘化乃至消失。通过对这类组织的研究，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并非一条笔直的线，而是具有多线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对这些掺杂其他色彩的“共产主义”组织，还需要尽力发掘和搜集资料去研究，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历史的真实图景。

由黄介民、姚作宾等组织的大同党，是当时这些组织中较有影响的一个。过去由于资料原因，人们对大同党及其与中共的关系了解得不很清楚。曾有学者勾勒了大同党的发展脉络，分析其经过短暂活动便消失的原因，但对于大同党成立的具体细节及其成员构成特点并未详细说明，只是认为大同党在组织上与“正宗”共产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近年面世的黄介民回忆录《三十七年游戏梦》，详细记述了其在1920年前的活动和思想变化，为研究大同党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考察大同党的历史及其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认为大同党是一个曾经被共产国际所关注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党团组织。在大同党成立和活动初期，虽然其创始人黄介民与李大钊、张国焘、刘清扬、黄日葵、林伯渠等早期共产党人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发展到共同组党组团的地步。由于黄介民与早期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仰上截然不同，最后还是分道扬镳走上了殊途。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大同党没有严密的基层组织，且有不少外国党员，又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实际上不能算“政党”。黄介民晚年在诗作中称其为“大同学会”，这可能是此团体更恰当的名称。大同党确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但视之为无政府主义党团也不妥。很多大同党人虽没有像共产党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唯一信仰，却非“信仰上截然不同”。不少大同党人信仰广义的社会主义，有的虽未加入中共，但对社会主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并作过介绍。尽管不少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大同党人信奉孙中山的主张，与中共的主义和方法有明显分歧，但大同党反帝、反军阀、解放弱小民族的纲领与中共的阶段目标有很多相合之处；其实现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的党纲，更与中共的终极目标契合。“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先哲提出的崇高社会理想，成为中国有志之士世世代代追求的远大目标。世界大同也是中共及其领袖的理想和追求。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