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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

作者: 文章来源:《清史参考》2015年第26期 更新时间:2015年12月04日

郭嵩焘(1818-1891),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次子。同治年间相继出使英、法、俄诸国,官至户部左侍郎。严复(1854-1921),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曾在英国留学。

 

郭嵩焘与严复

 

郭嵩焘比严复大三十五岁,接近祖孙的年纪。郭嵩焘到湖南衡州见曾国藩商定攻打太平军的水陆营制时,严复刚在福建出生。郭嵩焘署广东巡抚时,严复仍是一个在家读私塾的十一岁孩子。他们的相遇,在当时颇为特殊,以中国之大,他们的初次见面竟然在英国的伦敦。

 

郭嵩焘于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严复则于光绪三年四月初(1877年5月13日),以福建船厂派遣的留学生身份,到英国学习军事,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肄业。光绪四年的元旦(1878年2月2日)郭嵩焘招待留学生,严复偕五位同学一起来使馆拜年。公使询问他们学习情况甚详,而独与严复叙谈最畅,印象最为深刻,还特别记下严复所说中国学生体力不如洋人的一段话:

 

严又陵又言: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

 

此一经验很可能启发严复后来除主张开“民智”外,还提倡鼓“民力”。郭公使特别赏识这位年轻学生,显然因为这位青年颇能见微知著、识见不凡。此时郭嵩焘已颇能接受近代西洋文明,遗憾国人的虚骄自大,而未满二十四岁的严复亦能明锐批评那些不在乎西洋文明的中国人,那些以为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的人,自然深获郭氏之心,别具只眼看待了。自此郭、严两人不因年龄与身份的悬殊成为忘年交。

 

同一年的农历三月初七,郭嵩焘过六十足岁生日,严复又与同学们同来祝寿,并在使馆吃面。席间,严复议论纵横,大谈近代科学,给寿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翌日,郭嵩焘又记下这位年轻人的话:中国最切要之事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认为此话“深切著明”,也是他本人生平所守之义。不过,他本人为了守此义,却犯了当时大忌,感慨之余,不免惊异与严复如此契合。

 

四月初二日(1878年5月3日),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将严复所抄录在学考试题目给郭嵩焘看,并作讲解,郭氏甚感兴趣,但自叹多病衰颓,不能在西方科学上钻研求益,只有期待严复这一辈年轻人了。就在这个月底,他应严复之请,率同李凤苞等,前往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参观访问。他先到严复的住所,其他十一位留学生也一起迎于途次。稍坐之后,大家一起去参观学校的设备。严复出示测量仪器数种,并作解释。然后由严复等二人陪同去见学校负责人,再由学校负责人陪同参观全校各区,并拜会了教导严复等十二位中国留学生的教师们。最后学院院长邀郭等到寓所,以茶点款待客人。

 

郭嵩焘回伦敦后记格林威治之游,一再提到严复,认真听取严复所说学习课目,并从中体会到近代西洋科学的精微,非短时期可以掌握。白此,郭、严关系日益密切,郭偏爱严,严敬重郭。

 

光绪四年三月廿五日(1878年4月27日),郭嵩焘自伦敦至巴黎,兼任驻法公使。六月初二日,李凤苞带领严复等学生来巴黎。翌日晚上,郭氏即邀请他们晚餐。一个礼拜后,严复又去见郭,并出示修路机器图说,谈及西洋普遍修筑道路的情况,道出西洋城镇交通的整洁与便捷,而就在不久之前,国内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竟在群情激昂下撤除了。郭氏知道“兴修铁路,高山峻岭可以使通,长河可以梯度,巨浸可以迁徙”,而国人竟不知其利,能不令他扼腕?他叹国人无识之际,亲见青年严复俊拔不群,又怎能不令他有人才难得的喜悦?

 

三天之后的傍晚,严复又到郭氏寓所聊天。又三天后,郭氏请客夜宴,席中有严复。事后严致郭一函,内容虽不可得知,但郭阅后的反应是:“又陵才分,吾甚爱之”,同时也觉察到这位年轻人的性格与他相像,甚恐蹈他自己的覆辙,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郭嵩焘于六月十九日(1878年7月18日)去参观法国天文台,三人陪伴之中又有严复。二十七日,郭、严又相见,谈矿务。二十八日,严陪郭去看凡尔赛宫。二十九日,郭回伦敦。

 

不久,严复也回到英国。这一年重九登高,郭嵩焘邀集中外人士十三位,前往具有山水园林之胜的立吉门(Richmond,今译里士满)游览,严复俨然在其中。十月初六,李凤苞发表为驻德公使后,郭氏大宴宾客为李饯行,严复又是十五位贵宾之一。这位留学生已是公使大人不可或缺的常客。

 

郭嵩焘当驻英、法公使,颇能胜任愉快,也能欣赏与适应西方的社会,但他的副使刘锡鸿处处找他的麻烦,与他过不去,使他气愤异常。更教他灰心的是,刘氏之所以如此嚣张,因得国内权臣如李鸿藻、沈桂芬等的支持与奥援,乃一意求去,誓不与刘锡鸿两立。光绪四年十一月,郭嵩焘即将辞职回国,有人问起中国留学生的成就与志愿时,他说让严复去当舰长,实在是大材小用,以其学养与识见,大可胜任办理艰巨的外交或从事教学。事实上,早在七月初,郭氏已经以公使身份照会英国外相,让严复继续留校半年,不与其他留学生一起登舰实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所以严复留英二年多一直在学校里研读,成绩屡列优等,不曾上舰实习过。此一情况固然由于严复个人志趣所在,也因郭嵩焘就观察所及,不愿限严复于良将,而期望他继续学问,以备良相之用。郭嵩焘于伦敦致李鸿章函中,即曾提到仅学“屠龙之计”(枪炮技艺)之无用。严复继续钻研学问,进而推求西洋致富强的学术根源,接触到西洋重要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巨著,然后以典雅深思之笔,译介给国人,终于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位主要启蒙大师。如果严复是千里马,那么郭嵩焘就是伯乐了。

 

光绪五年元旦(1879年1月21日)是郭嵩焘在英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在使馆率随员行过贺礼后,还作了诗。此时曾纪泽即将抵英接替他的公使职务,返乡有期,顿有轻松之感。当天晚上,他邀请了九名外国朋友,除使馆中六名人员作陪外,严复是唯一的中国客人。宴会时,洋客罗伯逊起立讲话,颂赞即将离任的公使,郭也起立作简短的答谢,由使馆洋员马格里口译。事后,郭嵩焘特别问严复口译如何?严直率回答说,马译并不能完全达意,可使馆中的另外两名译员却不能分辨,更使郭嵩焘敬重严复,曾于致友人信中说:“出使兹邦,唯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应是真情实感。

 

郭嵩焘回到湖南老家后,仍与严复鱼雁不断。严于光绪五年的五月里,离开格林威治学院,启程返国,先至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教书。光绪十年,严赴天津充水师营务。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七(1889年12月1日),郭收到严的来信,知其已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保举知府,郭颇感欣慰。

 

严复在官场并不得意,他的“直言”与“狂态”太像郭嵩焘,所以像郭一样也无法在官场得意。不过,严复虽然“立功”无门,却“立言”有成,他的改革主张可与郭遥相呼应,如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道咸以降,与西洋通商之局已无法阻遏,只有面对,而此即郭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又在《原强》一文中,强调民力、民智、民德,于认识上也可与郭声气相求,如郭说募兵先要使兵读书,就是先闻其智;入选之后验兵体格、教以健身,就是鼓其力。郭一再呼吁振兴人心、风俗、政教,实在都与民德有关。

 

郭、严先后回国后,各在一方,无再见之缘。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病逝长沙寓所,严复闻之,感怆不已,曾写挽诗五律四首,可惜没有留传,只剩下一幅挽联: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我们若知郭、严在伦敦与巴黎一年多的交往与默契,更能体会挽联的含意与感情。羊叔子名祜,乃经纬文武、位至宰辅的晋初国士。郭以羊祜相许,严自念念不忘,惟回顾前尘,甚感惭愧而已。严亦深知郭当年的冤曲、屡遭横逆的悲愤,特以爱国诗人屈原相比,正好给骂郭为汉奸者,以当头棒喝。郭、严的友谊证明:年龄造成的代沟,并无碍志士同心。

 

严复与曾纪泽

 

曾纪泽只比严复大十五岁,也通英语,以熟悉洋情洋务著称,应该更能赏识严复。但事实上,郭、严交欢与严、曾交恶,恰成强烈的对照。

 

我们在严复的已刊著作中看不见曾纪泽的影子,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中的《使西日记》以及单行的《曾侯日记》也找不到严复的踪迹。钱锺书先生最先发现通行本《使西日记》有删节,他指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中第十一帙第四册的《出使英法日记》中,光绪五年三月十三日有一条抨击严复之笔。此条亦可见于曾约农等在台影印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之中。全文如下:

 

辰正二刻起,茶食后核改答肄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钮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

 

语似冠冕堂皇,不喜严复之意实跃然纸上,而且责怪郭嵩焘“褒奖太过”。此种心态自不宜留下痕迹,所以在遗集中故意删去,幸原本尚在,终为有心人发现。

 

曾纪泽写这一节日记时已经接替郭嵩焘的驻英法公使职务,亦与留学生有所接触,更会注意到郭嵩焘特别赏识的严复。郭之褒奖与严之狂傲未必相关,但在曾之心目中一定是相互交织,才会有复杂的情绪,而为之不喜。三个月后,郭嵩焘在长沙偶然见到曾纪泽未刊日记一本,有三处批评到他,其中一处就是“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即三月十三日那一节日记。郭嵩焘阅后颇不以为然,在六月廿二日日记中写道:

 

(严)又陵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甚可意者。(曾)劼刚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而谓其狂态由鄙人过奖誉成之。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凤苞)一辈人,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

 

以郭氏之见,严复“才气横出”“文笔跌宕”,岂能“文字未甚通顺”?所以曾纪泽此评乃无的放矢,全无着落。不过严复的“狂傲”,郭早已知之,且为严担心,唯绝非郭“导扬”致之而已。

 

然而年少负气而狂的严复,对新任公使曾纪泽也无好感,写信给郭嵩焘抱怨,直言不讳,在郭之日记中留下痕迹。严指曾“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对于中西时事的议论,“喜为轻藐鄙夷之论”,“去事理远甚”,而其使馆人员,“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严又轻蔑曾“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而郭亦认为严对曾的批评“殊切中!”严对曾的鄙夷与对郭之敬重,恰又成强烈的对比。

 

曾纪泽与郭嵩焘

 

郭嵩焘与湘乡曾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自少年时即由刘蓉之介,与曾国藩结识,成为莫逆之交,情同手足。此后,郭又助国藩创办湘军,大力筹饷,建议建立水师,可称为湘军的“高参”。郭嵩焘的长子刚基又娶了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纪纯。刚基虽早逝,纪纯已生二男:本谋、本含,郭嵩焘是他们的祖父,曾国藩便是外公。同乡、好友、同志之外,再加上一层亲家关系。曾纪泽是国藩的长子,当然视嵩焘为长辈,故称之为筠丈或筠翁。这位筠丈又与他的叔父国荃,情谊甚笃,晚年往来尤多。此外,纪泽先娶云贵总督贺长龄之女,不久因难产逝世,继室刘氏,即刘蓉的女儿,纪泽又成了郭嵩焘最亲密朋友的女婿。

 

光绪四年,郭嵩焘一再请辞驻英法公使,继任者正好是曾纪泽,私谊之外又加上公务。纪泽自奉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与郭嵩焘的联系,自更形密切,并细阅“郭筠仙丈所写《使西纪程》”。次年八月廿八日(1879年10月13日),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纪泽,谈话中一再提到郭嵩焘,其中一段对答如下:

 

(曾纪泽)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太后)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曾)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是拼了声名,也还值得。(太后)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这段话很明白,太后、皇上,以及王大臣都肯定郭是好人,而且十分同情他挨骂,曾纪泽对郭反而有褒亦有贬。

 

曾氏一行五十人于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抵达巴黎,郭早于六日接到电报,但是日因腹痛吐泻,不能出迎,纪泽至榻前晤谈。翌日,郭病愈后,陪同纪泽处理繁忙的公务,十五日即同去拜会法国外交部长瓦定敦。曾氏以英语酬答,瓦定敦大喜,郭也高兴,在日记中记道:“出使以通知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无可疑也。”曾亦为郭带来一批友朋的信函,还有刘锡鸿的《英轺日记》。郭早已闻说此书,此时始见到,读后甚不齿刘氏的用心。曾还相赠所著《旧朴斋诗钞》,郭细心观览,还抄录了许多七律在日记中,对纪泽的诗颇为嘉许推重,认为是天资与绩学所致。

 

郭在巴黎将公务交待清楚后,于十二月十六日返回伦敦。曾纪泽一意想在法国交接,在两位太后召见时,已说“拟从上海发一电报致郭嵩焘,请其至巴黎交印”,但郭嵩焘则坚持在伦敦交印。郭回英后,曾又自巴黎打电报给郭,仍主张在法接印,郭立即回信说:“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卸,非所闻也。”在此亦可略见郭之性格,有理不让,不肯随俗乡愿。而曾纪泽贵为袭侯,纵不免任性,还是让筠丈三分,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四日(1879年1月25日)渡海来英,下午六时抵达伦敦。是夕雨雪严寒,郭氏素不喜送往迎来俗套,但由于纪泽初抵巴黎时,郭因病未能出迎,此次再不亲自迎于车站,自感“于事理亦属非宜”,仍率僚属冒寒赴维多利亚车站迎接,同返使馆,并酒食相款。曾氏初抵巴黎,郭因卧病未出迎,曾至榻前视疾,显非装病,必不会在意。但郭离法返英时,纪泽特别去看望并送行时,竟等待良久始得一谈,心中必然会感到不舒服,实已形诸笔墨,至于顺从郭意到伦敦接印,在感觉上也不会好过。所以,此次郭亲率僚属相迎于车站,给足面子,自有减少芥蒂之效。即如此,交接仍不甚圆满,为了清点器具小事,几起冲突。郭、曾二氏于正月初七日记之中不约而同记下此一不愉快事。郭因姚彦嘉相告,查点器具十分作难,乃至“愤然诘责”,几乎与曾纪泽吵架。事后觉得他尽量求赢余,为后人设想,且与纪泽有姻亲关系,竟然仍有所诋娸,更使他感叹中国官场交接的种种恶习难以湔除。曾纪泽则认为此事全由姚彦嘉挑唆播弄所致,但承认他与郭“各有怒声”,幸而郭知姚之诈,“未至成衅”!未至成衅,恐怕还是由于姻好关系,姚并未因此而失去郭的信任,初八日纪泽为郭饯行,所有随员都在场。宴毕,姚告诉郭乃是公宴,郭于曾氏“借此省费”,也有微词。正月初十日(1月31日)郭嵩焘一行离开伦敦,曾纪泽率僚属至车站送行,至开车后始返。

 

郭嵩焘回国后,择居长沙,与曾纪泽不曾再见过面,但二人音讯不断,以及亲友之间也各有信息,彼此也互知情况。曾纪泽先后参与中俄伊犁交涉以及中法越南交涉,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当然更受到郭嵩焘的注意。郭素以为办外交须通外语,所以深喜纪泽能用英语与外国人交涉,而且觉得曾氏与外人周旋,存敬慎之心,办外交最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曾氏在伊犁与越南两大重要事件上的表现,在郭氏心目中,并不如一般人评价之高。光绪六年八月,郭见到曾纪泽致李鸿章论伊犁事书,感到曾氏“似于详情尚未能勘透,其设心处事,惟务循用崇地山(厚)旧约以求敷衍而已,而又不居其名,一以诿之总署,今时在官者之心计皆然也”。至九月十七日(1880年10月20日),忽闻曾纪泽已自俄京回伦敦,知曾氏与总署之间有矛盾,但郭认为“如此重大事件,议论尚无端倪,而遽回伦敦,其急躁与崇地山等也,甚非所望于劼刚矣”。将曾纪泽与崇厚相提并论,显然不公平,但郭对曾之失望,溢于言表。幸而帝俄并无意作战,略作让步,而中国则允诺增赔兵费九百万卢布,约五百万两银子。曾纪泽遂于光绪七年正月廿六日(1881年2月24日)代表中国签订《俄京新约》。

 

曾氏改约成功,博得很多人的赞赏,但若仔细比较曾约与崇约,得失实难遽言。依郭氏之见,如果中国处置得当,这一场外交波折完全可以避免。当然他绝非仅仅责怪曾纪泽,实对清政府中掌握大权者的策略更为不满。另一方面,他觉得曾氏终能和平解决伊犁问题,无论何种代价,总比战争的代价与后果为佳。

 

关于越南问题,郭、曾之间的歧见似乎更大。越南原为中国藩邦,法国企图染指,当然会引起国内士大夫的公愤,当时所谓的清流,更是群情激昂。曾纪泽亦主张“驱法人以固吾圉”,并于致郭嵩焘书中认为仍可“收越南之权”。但郭嵩焘则认为搞洋务四十年,本末俱失,已无可补救,唯有尽量保全中国本土之利,也就是“弃越南以固吾圉”;不弃越南,唯出之于战。他是绝对反战的,因为深信中国当时的实力不足言战,战则既不能保住越南,更加损害国家元气。因而他不惜一己的名声,力排清议。曾纪泽亦主张不惜用兵,且说:“今之中国,当法人虚悬客寄之师,未必全无把握,纵使一战不胜,仍可坚忍相持,彼必有不能敌我而先自敝之一日。”可想而知,郭之反应颇为强烈,认为纪泽有失使臣之职,“徒以虚骄无实之言,荧惑朝廷之听,何为者哉”。此时郭氏若已知曾氏因讥讽法国已与巴黎当局闹翻,甚至不相通问,则将更责纪泽有失使臣之职矣。中法终不免一战,其结果几乎全在郭之意料之中,中国损兵折将外,福州水师船厂被毁,台澎封锁。经过无数折腾之后,中国还是放弃越南,滇南通商。冯子材在越北的胜仗,仅使中国不赔款而已。总的来说,郭嵩焘虽然肯定曾纪泽是有才之人,但并不因此而苟同他在外交上的一些见解与办事方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嵩焘的心目中,他亲家晚辈的缺点不在于才,而在于德——曾纪泽被形容成是名士气加公子气的产物。郭氏指出:公子气导致骄气,骄气之溢流而成为浮妄与强狠。他回湖南后又从亲友处听到不少有关曾的坏话,甚至与纪泽颇为亲近的刘伯同(刘蓉之子,所以也就是曾纪泽的小舅子),也说曾的“乖戾”,提到为刻印刘蓉的《养晦堂集》,纪泽“敛费”二千金,而所印百余部用去不过三百金,结果连印刷费也不给,并说他常常忘记别人的情分,而专记别人的过失,以至于“眦睚之怨,必报乃已,其心狠而险”。郭氏听后当然要“为之浩叹”,叹息“不意文正公(曾国藩)留贻,一偾至此!”不过郭氏知道刘伯同虽骂曾纪泽,事实上在学纪泽,但又没有曾的才具学问,是以刘只能得纪泽的短处,而不能得其长处,使郭痛惜“二家子弟,均无以上承先德”。曾国藩与刘蓉是郭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传而已,令他“怦然自惧”。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二日(1890年4月20日),郭嵩焘自武昌得讯,不满五十岁的曾纪泽忽然病逝京师,急欲探知其病状而不可得知,他只听说因纪泽没有留下遗嘱,存在外国银行的五十万两银子,如何取回,颇费周章。他相信此款应可取回,但是“独惜劼侯身后有此波折,不能无累于其声名”。同年十月十八日(11月29日),曾纪泽的柩船到达长沙,郭嵩焘急着登舟吊问。二十二日的中午,灵柩入城埋葬。不到一年,郭嵩焘亦逝世于长沙。

 

曾纪泽在召对时,曾在太后面前说郭嵩焘的好话,但认为郭“不甚知人”,为其短处。事实上,郭嵩焘知严复为人才,严那时才二十三岁。锋芒初露,即加以赏识。而曾纪泽恰恰以为郭看错了人。今日凭借后见之明,可知严复确是难得的人才,不能不佩服郭嵩焘的善于知人。在他看来,初识的青年严复无论在学问与品格上都超过自己的姻亲曾纪泽。曾氏必因此而更不喜严,对郭亦有所批评。郭、曾对严的感情,严亦了如指掌,故对郭怀知遇之感,不因郭之失势而稍衰;对曾怀鄙夷之心,也不因曾之侯爵而加以掩饰。

 

作者简介

汪荣祖,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中国近代史学者。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长期任教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现任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有《康章合论》《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追寻失落的圆明园》《陈寅恪评传》《蒋介石评传》(与李敖合著)等专著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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