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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悌:晚清的两位外交官与百科全书编纂

作者: 文章来源:《清史参考》2015年第27期 更新时间:2015年12月04日

从1810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新式的传播工具(如宣传册、书籍、每月定期出刊的期刊、商业报刊),逐渐在中国大陆外围的港澳、南洋一带出现。此后由南而北,由边缘到中央,由租界到内地,各种传播机构如印刷所、新式学校、出版社、翻译社等,在沿海口岸不断出现。在甲午战争前的这80多年间,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这些新式的传播媒介,并藉此对西方的器物技术、精神信仰有所了解,但这些文化输入却并未对中华帝国的主干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仍然对这些新事物视若无睹。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一年后,情势显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学”开始成为知识界的新“论域”。一方面,新型报纸、学堂和学会大量出现:另一方面,随着“强学会”的成立,原来位居边缘的新式报刊,从香港、上海等“华夷杂处”的商业城市,直捣政治中心的北京,并得到位居政治核心的大臣的支持。

 

在这个西学由边缘而中央,新式报社、学堂、学会大量出现的深化过程外,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西学“普及化”的趋向。这个趋向,可以从1900年代大量出现的百科全书窥见端倪。

 

“百科全书”一词作为一个新的中国词汇,首见于1897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钟少华在《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对在晚清出现的这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作了界定和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将百科全书和当时盛行的另一种丛书形式——《皇朝经世文编》相对比,立刻可以看出百科全书作为一种新型类书的特色。大抵而言,清末——特别是1890年代之前——的经世文编是将当时人的时论、奏折、文件全数照收,虽和洋务、富强之道有关,但多半长篇累牍,全文登录,不太为读者的需求设想。《经世文编》作为一个编纂文章的类别,从《皇明经世文编》到魏源在道光六年(1826)受贺长龄之命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在理念、体裁上大体一贯相沿。但从魏、贺版到甲午之战前后大量出现的各种新编、续编、续新编等不同版本的经世文编间,在内容乃至体例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些版本,像1888年葛士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在传统照六部分门别类、架构知识的基本体裁外,增列了洋务一类,并在内容上呈现少数、个别和百科全书类似的风格。而甘韩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更径以《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为书名。在洋务大潮中,有两位外交官为晚清百科全书的编纂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就是马建忠和钱恂。

 

马建忠与《艺学统纂》

 

马建忠(1845-1900)出生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原籍丹阳。其先人早在明末时,就在利玛窦赴丹阳传教后,皈依天主教。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马建忠受战乱影响入上海徐汇公学就读。咸丰十年(1860),屡试不第的马建忠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士大夫却绝口不谈洋务的刺激下,决定放弃科举仕进之途,转而致力洋务。1877年,在李鸿章的赏识和推荐下,马建忠以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随员的身份,和福州船政学堂的首批留欧学生出洋。和他同行的除了严复外,还有同样以随行翻译身份、出身福州船政学堂的陈季同。马建忠并奉李鸿章之命,和陈季同一起进入巴黎政法学院攻习公法。马建忠在1880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即回国,在天津谒见李鸿章,成为李的幕僚,时年三十六岁。此后直到1890年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为止,是马建忠在中国致力洋务推动的时期。1891年后,马建忠定居上海。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转以著译为业,除了《马氏文通》外,还编纂了九十五卷的《艺学统纂》。这本被钟少华归入“专门百科全书型”的长篇巨著,在马建忠过世后两年,由上海文林书局石印刊行,正好是百科全书大量出现的高峰。

 

根据罗振玉为此书写的序,我们知道这是马建忠平日随手记录之作,共分为十四类,分别是天学、地学、测绘学、制造学、算学、矿学、声学、光学、电学、化学、汽学、重学、农学和医学。艺学作为一种词汇,在晚清的百科全书中似乎格外受到重视,比《艺学统纂》早一年出版、由何良栋主编的《泰西艺学通考》即是一例,包含的知识类别也大抵相同。另外一本同样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的百科全书则名为《五洲政艺撮要》。艺学的受到重视显然和戊戌变法以后考试内容的改变,由八股策论旁及泰西艺学有关。在徐毓洙为《泰西艺学通考》写的序里,我们可以看出“艺”基本上是作为“道”的对立面而存在,内容包括了西方人素来重视的工艺。洋务运动中建设的船厂、制造局、电报、铁路、邮政,就是艺学的具体实践。

 

当时一般人多将艺学和洋务、时务或西学画上等号,但对“欧学”有第一手认知的马建忠,却认为对“实学”的讲求,并非西方人格物致知之学所专擅,中国古代对利用厚生、制器、穑稼之学的重视,其实和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学有一贯之处。和马建忠在上海一度毗邻而居、时相往还的罗振玉,对马建忠的想法深感契合,所以在序中特别对此加以阐述:

 

每相见,辄商榷古今,以适用之学相底厉。尝谓西人以格物致知为学,实与我中国古者利用厚生之恉有合,乃今人多以形下之学轻之。抑知我上古制器创物之圣人,实与教稼明伦者并重,固无分轩轾耶!

 

我们仔细翻读《艺学统纂》一书的内容,发现马建忠不仅对西方的技艺之学有清晰的勾勒,对垦荒、屯田、蚕丝、树桑等中国历来统治者所重视的课题,及其改进之道,也反复致意,完全符合了罗振玉在序文中的陈述。作为一名精通西学,又实际涉身洋务的官员、士绅,马建忠借着这套平日随手记录而具有条理的巨著,同时呈现了他百科全书式的西方知识及强烈的经世之心。

 

《艺学统纂》的开本不大,类似商务印书馆日后出版的袖珍型文库,前两册为总目和细目。全书无标点,但有些条目用空格或圆圈来区分,以利阅读。条目的名称独自成行,每个条目或一百字、或二三百字,长者约千余字,短者不及百字。医学卷的条目从“英人运动各法”“不运动之弊”“英国食物分三类”谈到“食肉食面分配之理”和“茶与咖啡之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西方人的医学知识、养生之道和饮食习惯在这个留学生身上的影响。

 

在电气部分,马建忠用了几个不同的条目,分别介绍了“铜丝传电气”的一些基本原则,海底电报绳的速度,海底电报的缘起、类别。并用简单的条列,统计了咸丰十一年(1861)为止,西班牙、法国和各国电报公司所建深海电报的分布和里数。在火车(蒸汽车)部分,则用了三十几个条目,介绍了西方从1700年开始,到1870年代为止,各个阶段的创新和发展。合在一起,等于是西方蒸汽车的发展简史。

 

电报、火车是马建忠参与的洋务运动中的主要建设,他在平日的记录和摘选中,将许多包含技术细节的资料选入,充分透露了一生关注和志业所在。另一方面,卷五农学部分的内容,则反映了和西方格物致知之学相对应的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但作为一名对西方科技、工艺有深切体认的西学家,马建忠对中国厚生、稼穑之学的叙述、评论和建议,显然又超越了中国传统士绅有关育蚕、树桑之学的论述模式,而有了现代农技改良的色彩。“中国育蚕宜求善法”一则,对中国蚕、丝的特长、病害及改良之道的论述,最足以显示《艺学统纂》一书,如何既掌握专业知识的细节,又同时具备国际性的视野,而将中国传统的农业论述带入一个新的层次。

 

钱恂与《五洲各国政治考》及其续编

 

钱恂(1854-1927)虽然出生略晚,但和马建忠可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家世更为显赫,伯父钱振伦在道光十八年(1838)和曾国藩一起中进士,伯母翁氏是翁同龢的姊姊,父亲钱振常则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小他三十几岁的弟弟钱玄同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名的疑古派。钱恂在十五岁时考过生员,但此后屡试不中,被迫放弃科举正途,游于薛福成门下。薛福成曾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供职近20年,光绪十五年(1889)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因故改于第二年由上海乘法国邮轮赴任。钱恂则以门生兼随员的身份,随薛出使欧洲。

 

和马建忠作为第一任驻欧使节郭嵩焘的译员相比,晚了十年多赴欧的薛福成和钱恂都可以看成第二代的驻欧外交官。1890年,钱恂奉调赴俄罗斯,成为驻俄使馆的参赞。1893年,出洋三年期满回国。接着,在翁同龢的关说协助下,再度被派往英国。1895年,钱恂以通晓西学,被张之洞调请回国,成为张的幕僚,并开始结交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和夏曾佑、汪康年交往甚密。

 

在幕府任内,钱恂受到张之洞的高度赏识。1899年,张之洞以“学生游学,关系重大”,派钱恂为游学日本学生监督。留日期间,钱恂一方面作为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却同时和当时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孙中山互相往来,并对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保持同情。之后,钱恂再度展开外交使臣的生涯,于1905年任东西洋考察宪政参赞官。1907年,他被任命为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大臣,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

 

钱恂以一介不第秀才,而终能攀升到二品出使大臣的高位,相对于马建忠而言,更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也为19世纪下半叶的读书人开辟了科举仕进之外,另一条晋身的道路。不过也许正因为钱恂早期近乎边缘的身份,让他在过去关于洋务运动和晚清思想的研究中,一直没有浮上台面。反而是其妻单士厘的经历和著作,因为在妇女解放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而受到更多的重视。但从晚清百科全书编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却能对像钱恂这一类非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西学知识传播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评价。他不但和积极参与革命运动的女婿董鸿袆合编了《日本法规解字》,并在1901年分别出版了《五洲各国政治考》及《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两种百科全书类的著作。

 

《五洲各国政治考》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是根据自己对欧洲各国和日本上层政治的亲身了解,作了一手的记述,和当时一般侈谈洋务,勒为成书,却无法掌握到各国“政治大端”和“制作之原”“振兴之本”的现象很不相同。钱恂在《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的自序中,对自己根据亲身经历撰写这套丛书的过程,有相当生动的描写:

 

往年随使英、法等国,公余之隙,惟以采问其政俗为事。凡曾确闻暨目击者,笔诸于书。六年报满回华。又奉张孝达督宪,檄使日本。彼国风景人物,固予所心仪而神往者,一旦得此契意之事,兴更勃然。到差后,得获与彼国士大夫游。见其政治之美备,于是择要访录,积稿成卷。

 

钱恂先后驻节欧洲和日本,对东西列强政治制度和先进文明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外交使节圈中,确实是少见的例子。他把握这个难得的际遇,用心采访、搜集资料,对各国的政法制度、风俗习惯,作了宽广而扼要、生动的介绍,在很多方面都具备了百科全书的基本质素。

 

不过在进入钱恂所勾勒的百科全书式的图景之前,还是有必要对这套著作中承续传统的一面略加说明。事实上,《五洲各国政治考》和《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可以说是依照两套不同的标准来编写的。前者已体现了百科全书的理念和设计,后者则保留着《皇朝经世文编》的架构。续编卷十三到十六介绍西方列强军政的部分,依条目编写,格式近乎《五洲各国政治考》,其他介绍中国新政的各卷则是奏折、数据的汇编,和百科全书的精神大相背离。

 

《五洲各国政治考》共八卷,总目部分仍依照中国政治的框架,分为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六个类别。但细目和内容则已是近代百科全书的撰写方式。如卷一吏政下共分36个条目,简要地介绍了36个国家的政治,从日本、美国和欧洲列强到非洲的埃及、南美洲的秘鲁、智利、乌拉乖(今译乌拉圭)、中亚的阿富汗,涵盖甚广。每个条目各有标题,内容以二百字至三百字为度,少的如越南,不足60字;长则如德意志,约四千字。内文虽无标点,但文字其实浅显易解,“德意志”条下的开头如此写道:

 

日耳曼合众国,近存二十有五。各国连横,互相保护,冀国强盛。七十一年四月新定章程,推奉布国王总领日耳曼各国,改号德意志,国名曰德意志盖萨(盖萨犹云皇也)。章程内第十一条,凡合众各有遇交涉外国事宜,及出令派守地方,立约议和诸务,均由德意志盖萨主之。若有出师外国之举,则必与总议院大臣酌定,然后施行。总院分上、下两院。

 

短短一百多字,已将德国的组成和基本的政治运作模式,勾勒出一个明确的轮廓。

 

除了基本的政体和制度介绍,钱恂对各国的基础设施——铁路、电线等也有及时而扼要的叙述,大概由于曾经奉派到日本,掌握了最新的信息,所以在这个部分的介绍格外添加了数字的细节:

 

东京新桥至横滨港,延长十八英里(每英里合中国三里三)。明治三年三月起工,五年九月成。停车场七,曰新桥、曰品川、曰大森、曰川崎、曰鹤见,曰横滨。建设费二百八十四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元,每一英里合十五万八千零十六元。神户至大津延长五十八英里……

 

但在这些细微的数字外,钱恂却往往又能以洞识全局的眼光,掌握到这些新政建设的基本命意所在:

 

日本之创建铁路也有两意焉:一曰保国,务使东西京声势联络,呼应灵捷。推而及之,各大码头、各大省会皆联为一气;一曰养民,欲使遍国之地,血脉贯通。商人转运,货物脚价,省于昔者十倍。民间所需物价,皆贱于前,商民两便。截至前年为止,共成铁路三千三百余里。核诸日本全国形势,原系由西南通至东北,极长之海岛铁路,则由北至南以为干路,而四旁另开枝路。

 

从诸如此类浅简、扼要却能掌握全面形势的叙述中,我们不难了解到钱恂为何能以一个秀才出身的下层士大夫,在四十几岁的壮年,就以精通西学的声誉驰名于世,而受到张之洞等人的不次拔擢了。张之洞在保举他的奏折里所作的各种形容:“该员中学淹通,西学切实,识力既臻坚卓,才智尤为开敏。历充欧洲各国出使大臣随员、参赞,于俄、德、英、法、奥、荷、义、瑞、埃及、土耳其各国俱经游历,博访深思。凡政治、律例、学校、兵制、工商、铁路靡不研究,晓其利弊,不同耳口游说,恂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之才。”(《保荐使才折并清单》)在我们阅读《五洲各国政治考》的过程中,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而在另一方面,不论是就形式或内容而言,这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已经充分展现了现代的新风貌。

 

作者简介:

 

李孝悌,1954年生于台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主任,兼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中研院”出版委员会总编辑、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文化史。出版专著《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中国的城市生活》等。此文为作者与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团体合作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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