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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差一点未念的悼词——追念伊格尔斯先生

作者: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05日

天边微微露出一点晨曦,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疾驶,开往布法罗市。今年看来是一个暖冬,11月底的白天气温还没跌破零度。但今天风有点大,特别是在纽约上州开阔的平原上,一阵阵的疾风晃动着我的车。我的心情也像行驶中的车一样,不太稳定。伊格尔斯老师去世只有两天,多种思绪一起涌上,很难平静。

 

1126日上午,我收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二儿子丹尼尔的电邮,说他父亲一早去世了。我立即回信,表示了我的哀悼,并问候他们全家。丹尼尔的电邮寄给了差不多两百多人,不久我就看到不少人的回复,都用各种美好、感人的语言向他们全家表示沉痛的哀悼。读着这些深情的回忆,我也一直在琢磨,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写些什么。但昨天突然收到威尔玛师母的电邮,说是追悼会今天下午就开,还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知道犹太人的习俗是在一个人去世之后,最好七十二小时之内便入葬,但伊格尔斯老师朋友众多、闻名世界,我还是估计着会等那么几天。

 

六个半小时之后,提早到达了殡仪馆。亲属们还未到,我看了一下礼堂,伊格尔斯的灵柩已经摆上,用的是一口封闭的素木棺材,上面的犹太大卫星是唯一的装饰,后面放的是犹太七烛台,旁边也仅仅放着两盆白花。我知道老师、师母素来喜欢俭朴的生活,但如此简单地为伊格尔斯老师告别,还是不免让我有点意外。而转念一想,以这样的形式送走老师,也许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还是他的太太和家人,最了解伊格尔斯的为人。

 

伊格尔斯老师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家族,他不但有三个儿子,而且还已经有了两位第四代的成员。他的大儿子杰瑞米一到,便对我说,是否能帮忙做一下抬棺人(pallbearer)。他解释说,你与父亲合作这么多年,我们都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我欣然同意,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家人对我的高度信任。也许他觉得我并不强壮,接着又加了一句:其实并不吃力,只是抬着棺木走几步而已。事后我觉得,也许在中文里,扶棺人是更为恰当的表述。他们家其他成员——见过没见过的——都过来与我打招呼,说是他们都早已知道我、很高兴见到我等等。我当然也向师母表示了慰问,她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与伊格尔斯老师结婚有近七十年之久。我还是不能相信,7月底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知道老师身体不好,我与家人还来看望过他们。那时伊格尔斯与我聊了好久,师母在旁边还说:医生说他脑子不好了,今天看来毫无问题啊?事后她还打电话来,再次问我是否觉得伊格尔斯老师还有康复的希望。但也就三个多月,老师就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昨晚准备了二三页的悼词,但我没有向师母和杰瑞米说,是否能让我在追悼会上发言。一是出于中国人的谦虚,觉得老师活了近九十一岁,一定会比我有更合适、更正式的发言者,二是觉得自己的悼词准备匆促,写得不够好,也许等到自由发言的时候上去说更好。

 

礼堂不大,但在追悼会开始之前,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不少站着的,我估计有一百人上下。同时追悼会还通过网络,向世界各地转播。伊格尔斯老师高龄去世,来参加的人中年龄大的居多,但也有一些中年、青年人。伊格尔斯虽然是白人,但很早就参加民权运动,加入“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达五十年之久,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平等权益终身奋斗,所以到场的也有好多位非裔。伊格尔斯老师当然也有不少亚裔朋友和亚洲学生(中国学生之外,还有印度和韩国学生等),但他们大都已经毕业去了外地,加上追悼会时间安排紧促,我们一家或许是唯一到场的亚洲人,心里略有点遗憾。

 

追悼会在下午一点开始,由一位犹太祭司(拉比)主持,大家起立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念诵了赞美诗,一位女子咏唱了赞美曲。祭司然后邀请了丹尼尔代表家人向大家致谢,他以“我们不相信爸爸已经走了”为题,简单讲述了伊格尔斯多彩的人生和他们对他父亲的印象。当地“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代表,宣读了他们的悼词,高度评价伊格尔斯如何从民权运动的时期开始,便致力于为种族平等、社会正义而不懈奋斗,毕生不息。

 

接着一位现在乔治亚州一所大学执教的女老师发言,代表学生向伊格尔斯老师告别。然后祭司讲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如同布法罗当地报纸报道的那样,称他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不懈的人权斗士”。祭司大约四十来岁,但与伊格尔斯老师已经认识了多年,毕竟他们夫妇俩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伊格尔斯曾是虔诚的犹太正教徒,之后虽然立场有所改变,但在德国和美国生活的时候,基本每周都去犹太教堂。祭司的讲话,不但重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事迹,而且还个性化地谈到了自己与伊格尔斯的来往。他的评价是,伊格尔斯精力充沛,如同一种“自然之力”(force of nature),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回忆道,直到伊格尔斯过世前的一个月,他还打电话给这位祭司说: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与你约谈。大家听了,都禁不止莞尔一笑,因为这正是伊格尔斯的个性特点。他不但活到老、学到老,在研究、写作上永不停歇,而且一直关注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未来,对社会问题,不平则鸣、从不含糊。伊格尔斯坚信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也相信历史进步的观念(他在19501960年代的时候,就在《近代史研究》和《美国历史评论》这两本美国史学界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文章)。但最近十年,目睹世界局势的变化,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欧美政坛“向右转”的趋势,伊格尔斯在几次采访的时候承认,他已经对人类社会是否能克服弊端、顺利往前,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充满信心。

 

祭司讲话的时候,我手里攥着我的讲稿,想着等他讲完之后,也许会留给大家自由发言的机会,我一定要首先举手,上去讲几句。未料他讲完之后,再次让大家起立念诵赞美诗、唱赞美曲,于是就宣布追悼会结束了。整个过程仅仅四十五分钟,让我大出意外,因为除我之外,在场还有众多伊格尔斯的老友,他们一定都有很多话要说,为伊格尔斯送别。我开始后悔自己早前太犹豫,没有与师母与杰瑞米说,我想在追悼会上发言。师母见到我的时候,说是十分感谢我能远途过来。我的回答自然是:“我是一定要来的”。她和伊格尔斯老师一样,为人谦逊,我知道如果我不来参加追悼会,她也一定会理解的。可能师母也知道时间有点急促,所以没有问我是否要发言。

 

与其他几位抬棺人一起,我们将伊格尔斯的灵柩从礼堂抬上灵车。我忍不住对杰瑞米说:“我其实准备了想发言的。”他回答道:“哎呀,真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们一定要你上去的。”我听了之后,更加悔恨不已。跟着灵车开往墓地的时候,我无法原谅自己,因为伊格尔斯老师待我如子,用法语表述,我是他的“学术养子”(un enfant de la maison)。他在世的时候,几乎每周打一个电话给我,聊聊家常,而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共同编辑、写作的论著。如果我不在,他会用他低沉、缓慢的声音留言:这是乔治……This is George…)。虽然伊格尔斯从不署名乔治,但他在美国用英语交流的时候,用的是乔治而不是格奥尔格,师母及德国之外的朋友平时也称他为乔治。有趣的是,我儿子出生之后,我告诉他我儿子的中间名字取名为“Georg”,他马上问道,有没有“e”,我说没有,他听后高兴地微微一笑。显然,他认同自己的德语名字,如同他从来都叫我晴佳,虽然他知道我从开始发表英语论著的时候,便署名“Q. Edward Wang”。我没有机会对他说我的理由。在我眼里,中文的特点就是要有象形字,加上四声的读法,而拼音无法做到这两点,所以拼音化的中文名字,已经是西化的产物,并无法真正保持中国文化的认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正确地读出拼音化的中文名字,常常错得离谱,让人啼笑皆非。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亚洲和欧洲语言的差距太大。日本人英文发音普遍糟糕,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根据片假名的翻译来读外文字。

 

我们的车队开往墓地的时候,在布法罗市内转了好大一圈,又经过了伊格尔斯老师从教三十多年的布法罗大学,载着他向这个城市、这所学校做最后的告别。我们的车都插了殡仪馆的小旗,至少有二十多辆,闪着紧急灯,穿越各个路口(美国规定送葬的车队可以穿越红灯,其他车子都会让道)。到了墓地之后,我们八人用双手将灵柩从车上抬到墓地,虽然只走七步,但每走一步,都由祭司诵读一句赞美诗,停下再走,这样让我们“步履维艰”、心情沉痛地送别逝者。墓坑已经由工人们挖好,棺木放下去之后,亲友轮流铲土,每人三铲。这样,伊格尔斯老师就入葬,与我们永别了。然后我们列队两旁,让师母和直系亲属在中间穿过,象征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开始了新的生活。

 

整个追悼会和送葬仪式,大家神情肃穆,没有哭声,似乎生怕惊动了逝者。犹太人以勤奋、聪明著称,显示出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真、执着,但他们对一个人的离世,又处理得如此自然、从容,毫不拖沓、迟疑。的确,生与死对每个人都一样:一个人如果活得精彩、踏实,死后是否哀荣备至,实在也就微不足道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追悼、告别仪式,向这样一位名人告别,有点简单。这里面有犹太宗教和文化的传统,但也是老师、师母一辈子为人处世的写照。他们自奉甚俭,从不奢华,但对学生和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却毫不吝啬。就我所知,伊格尔斯老师不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还出钱替他们买机票。多年以前,一位学生博士毕业之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伊格尔斯拿出两万美金,对他说,“你拿去用,将来有钱想到再还我。如果我不在了,还给我孩子就是了”。这件事他从未对我说过,只是有次我与师母闲聊,从她那里得知的,那也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古人有言:“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伊格尔斯老师的为人治学,是这句话的真切写照。

 

伊格尔斯著作等身,影响巨大,将来一定会有人来看望他—我从墓地走出来时候,这么想着。他去世之后,三天不到,三百多封悼念的电邮纷至沓来,来自世界各地。有人将讣告放到了脸书上,立即有四百多人写了悼念的话。其中当代著名史家、也是伊格尔斯的老友娜塔莉•戴维斯和她丈夫这么写道:“呜呼,我们时代的一个伟人告别了人世。他的史学研究,总是尽可能地在我们这个纷乱不已的世界上,影响到最为广大的团体。他在政治上的正义和勇气、他与许多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的友谊、他对他亲人的忠诚和挚爱,使得格奥尔格的一生,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楷模。他的遗产是如此丰富多彩,我们都怀念他!”的确,伊格尔斯老师不但是一位世界一流的学者,更是一位热诚待人、温良敦厚的好人——“好人”(good man)也是他的家人在讣告中用的词语。可惜,这样的好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多见。老师、师母都是希特勒屠犹的幸存者,他们一辈子的为人,让我想起《周易》中的一句话: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我文才拙劣,无法写出如同戴维斯和其他人那样美好、深刻的悼念词句。但我还是怨恨自己,没有在追悼会上发言。在葬礼结束的时候,师母邀请大家到他们敬老院的公寓坐坐。我们到了之后,品尝了他们德国友人寄来的“kuchen”(糕点),三明治、贝果(bagel,犹太人常吃的一种硬面包圈)和水果,一边与师母和家人聊聊,听听他们讲伊格尔斯去世之前最后几天的情形。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大约一个月前,但可惜的是,他的听力已经严重衰退,我讲的他都听不见,只能听他讲,无法像以前那样真正聊天。而他去年脑溢血之后,也已经无法在电脑上打字,所以也好久没有通电邮了。但在一年之前,他还花了大量的功夫,认真地修改我们合著的《全球史学史》新版。让人欣慰的是,该书的修订版今年春天出版了,伊格尔斯老师拿到了新书,可现在也就成为他最后一本遗著了。让人特别钦佩和怀念的地方是,虽然伊格尔斯老师的史学史研究,世界闻名,但他每次受邀写作或讲演,都会认真准备,从不敷衍了事、倚老卖老。也就是说,他的每次写作或发言,从不抄袭自己以前的东西,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创作。写完之后,会让我和其他朋友先读一遍,提出意见。这种认真、谦逊的态度,让我特别钦敬,也是我认识的中外的学者中,特别少见的。

 

在伊格尔斯老师晚年住过的公寓坐着,睹物思人,在座的都是老师、师母的至亲好友,大约有二三十人。我也见到了不少他以前的朋友和学生。我心里略有些释然,因为他们也与伊格尔斯认识多年,不少人从美国各地赶来,他们也都没有找到机会在追悼会上发言。可出乎我意料的是,杰瑞米过来对我说:“你既然已经准备了悼词,没能在追悼会上发言,那么是否你愿意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呢?”我立即回答道:“当然好,谢谢你!”于是我拿出了底稿,当众念了我昨晚写就的悼词。大家听完之后,响起了一片掌声,当然最重要的是,师母对我说:“讲得真好,谢谢你!”终于,我觉得我对得起老师了,而且在他生前的住处、在他最好的亲友面前念我的悼词,意义应该更大。

 

我要说的话,实在很多。我的悼词只是回忆了三十三年前,也就是1984年我们如何在北京的友谊宾馆晤面、交谈,然后他如何鼓励我、提携我,帮助我在美国建立了事业,还有幸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与他合作多年,共同编辑和写作了多部著作。我在最后讲道,今年夏天我与儿子又回到了友谊宾馆。我们一边用餐,我一边对儿子细细讲述了我与格奥尔格、也就是他中间名字的那个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我在念完我的悼词之后,心里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将来一定还会再写一篇,题目就叫“从友谊宾馆开始的友谊”,再细细交代我与伊格尔斯老师的情谊,如何影响、改变了我的事业、人生。

 

愿老师安息!

 

20171129日草、30日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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