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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茅海建:康有为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未真正理解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整理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11日

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共四册),该套书包含茅海建写作于不同年代的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专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中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过程、原委,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中,茅海建继续关注戊戌变法中的种种关键环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等等。《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中,茅海建对康有为《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进行注解。对康有为的说法鉴别真伪,以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则是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试图揭示传统戊戌变法研究较少触及的面相,以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主张革新的张之洞、陈宝箴集团为中心,为最终构建完整的戊戌变法影像,迈出具有贡献性的关键一步。

 

茅海建,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等。

 

78日,茅海建以《康有为与进化论》为题进行了演讲,阐释了康有为在各个时期对进化论的迎拒。由此证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并没有接受进化论(天演论)。此后,虽使用进化一词,只是当作进步说,对进化论并无真正的理解。康有为曾在达尔文的石像前宣称,他与达尔文思想上暗合。到了其晚年,将进化天演当作对立的概念,接受进化,反对天演,并在《大同书》中,称达尔文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

 

以下为茅海建的演讲内容。

 

康有为所谈的“进化”不过是借用一个名词

 

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西方化的转折,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戊戌变法最主要的发动者康有为却一点不西方化,他的大多数著作讲的都是中国的内容,要么是经学,要么是史学。学术界都说康有为受西方的影响,我是反对的。有学者提出两条证据证明康有为受西方影响,一是他讲民主,二是他讲进化论。关于民主的问题,康有为讲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不是卢梭说的人民主权式的民主。而关于进化论,我接下来要展开说一下。

 

什么是进化论?是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的标志性著作《物种起源》中提出的,他的两个追随者,赫胥黎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斯宾塞又把进化论融入政治和社会学中写了《社会学原理》。中国的严复后来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部分内容,加上斯宾塞的思想,再加上自我理解,写了《天演论》,在光绪二十四年正式出版。《天演论》出版前严复把手稿寄给梁启超,梁启超冬天去广州,见到了康有为,给康有为也看了。

 

梁启超后来在给严复的回信中谈道:“南海(康有为)先生读大著后……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即康梁对于“择种留良”的核心观点其实是拒绝的。

 

严复认为“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即西方的胚胎可以导致西方国家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这个种子,不可能进入民主政治。梁启超以“大同三世说”反驳,“大同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递进的,认为时代是不可倒退的;如果西方古代就有民主思想,怎么可能再倒退到专制?所以说梁启超由此认定严复在理论中犯了“错误”。当时的思想家都是从理论出发,不从事实出发。

 

康有为著述最早言及“进化”是1898年春在上海出版《日本书目志》。该书在生物学类下的8部书中6部主题为进化论;在社会学类下有21部书中7部涉及进化论。在生物学类下面一个叫蚕桑书的子目之下有一部《蚕桑进化论》,康有为对其做了一大篇评论:

 

“中国,桑国也。《书》曰:‘桑土既蚕,是降丘泽土’。桑蚕之利为中囯独擅,其来至古矣。而四千年学不加进,蚕小而多病,莫能察也。而日本、法国皆移植而大行之。税务司康发达察之于日本,蚕大以倍,且无病,有辄去之,不累其曹。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有验瘟之器,有贮粒之法,有微粒子病肉眼鉴定之法,有微粒子病识验之报,其术极细以精矣。其桑有栽培实验之秘。呜呼!中国于茶、丝二业尚不开局考求,而坐听颛颛者自为战,其不尽输与他人者几何!”

 

他提出中国的蚕桑几千年就有,但从来没有进步,日本、法国把中国的蚕取走大行研究,他们的蚕比我们的大,还没有病,因为他们“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提到“进化”,而进化说的是物种起源,本是自然的选择,并非是人为技术的直接结果,康的评论显然将进化误作为人为技术手段之一。

 

王宝平教授研究已证明,《日本书目志》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抄录《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而成。且我认为该书绝大多数著作康有为没有看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书中有三本最重要的进化论的书。其一是伊泽修二翻译《进化原论》,即赫胥黎讲演集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r.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其二是东京大学学生石川千代松记录《动物进化论》,讲的是达尔文学说传入日本的标志性事件;其三是由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校阅《社会学之原理》,即斯宾塞的The Principles of Socialogy。这三本书都是代表进化论最重要的著作,康有为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可以说他事实上不知道什么叫进化论

 

康有为比较明确意义上使用“进化”,是政变后流亡日本时期。1898年冬,康著《我史》中写到:

 

“以伪《左传》乃刘歆采《国语》而成,改分国为纪年……《史记》十二国年表,自称采《春秋》《国语》,乃史迁亲读《国语》原本为之者……又择其伪古文《礼》与《周礼》合者去之,以还《国语》原文之旧,令长女同薇编之。薇时年十五岁,天资颇颖,勤学强记,遂能编书也。薇又将廿四史,编《各国风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焉。”

 

康称赞长女康同薇聪慧,前半指康同薇重新整理《国语》,后半段指康同薇著书《各国风俗制度考》,用的材料是《二十四史》,其中“各国”是春秋各国及后来各朝代不是指当时的各国,康有为的评价是“验人群进化之理”。

 

康所说的“进化”,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进化思想痕迹,康这里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恰恰证明康此时对进化论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掌握。

 

“大同三世说”与“进化论”

 

人类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这是历史的进步说,跟“进化论”没关系。人类对历史的解说有着各种差别,不在于认定历史是否进步,而在于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因不同。儒家历史学家将“三代”的辉煌描绘成圣人的功绩,如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康有为在1898年出版《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全面阐述其孔子改制说,初步揭示大同三世说大同三世说是康有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这一学说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以待后圣之发现。

 

1900年以后,康有为主持了庚子勤王也失败了,他心灰意冷旅居槟榔屿、大吉岭,旅居这两年是康一生中最为从容休闲的。他遍注群经,写了《〈礼运〉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和《大同书》等。康的大同三世说亦通过这些著作从思想观念而到了具体的文字。

 

康有为的《〈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中累积使用“进化”二字102次。他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将进化当作进步的概念来使用。

 

比如《〈论语〉注》。《论语·八佾》中有:“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康有为在注释中大加以发挥,宣称:“《公羊》称孔子为文王,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康有为说孔子“文明进化之王”,按照这个说法实际上他认为“进化”本是由孔子发明的。

 

康有为1904年离开印度,参观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写了一篇文章《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

 

“……知吾国教最文明、最精深,然后吾种贵;知吾国产有教主,道最中庸、最博大、最进化、最宜于今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莫不尊亲,然后吾种贵;知吾国有最盛美之教,有神明圣王之教主,我全国及各教宜尊奉之,庶将来使大地效之拜之,如欧人之尊敬耶稣然,然后吾种贵。”

 

他说中国的人种最贵种,中国有圣明之教,圣之人教的教主是孔子,大家都拜服,就像欧洲人崇拜耶稣一样。

 

仔细考察康以上著述102进化的用法,突出感受是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并对竞争有所保留。他可能对进化论有初步认识,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之精义,则不甚了了。所以康有为从中国史籍与孔子著述中得出的大同三世说,与达尔文环球五年,从自然观察中得出的物种进化规律,本来是两个道路,也没有同归。

 

康有为是怎么和进化论搭上界的?

 

那么“进化论”跟康有为怎么搭上界?很可能是上了梁启超的当。梁启超最早称康有为是进化论者,1901年底,梁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

 

“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经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

 

孔子说尧舜是倒引,实际上孔子讲尧舜的时候是希望后人执行尧舜之道。所以讲“世界既经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很多学者都愿意用理论证明历史,我们历史学家不相信理论能证明历史。

 

梁启超通过日本语言学习西方著作,写了霍布斯、斯宾塞和卢梭的一些思想,在这篇仅用48小时、成文近两万言、以“Paint me as I am”为目标的传记中,梁用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将康描写成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家。除进化派哲学外,梁还称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以上引文,梁一口气用了9进化,又用进步”“退步”“循环等词,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进化都是进步的意思,与达尔文、赫胥黎根据生物学所建立的进化论,没有太多关系。

 

19023月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其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至12月,刊出该著最后一篇,谈最近世之学术:“……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一方面说进化派,一方面说达尔文主义。进化这个词可以有很多概念,可以跟达尔文不连接的。

 

所以说梁再次将“大同三世说”认定为“进化之理”,再次肯定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独立“发明”的,没有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本国产品。

 

康有为1904年到英国,访问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达尔文、赫胥黎石像,对进化论发表了一番感叹:

 

“此院生物诡状异形,不可胜录,姑举其至异者,以资考识新理耳。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赫君发天演之微言,达生创物化之新理。哲学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关,亦至巨哉。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指梁启超)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赫生天演之义也。庄子曰:‘程生马,马生人’;‘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达生物生人之说也。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何异焉!”

 

康有为明确提出“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此中“门人”,包括梁启超,此中“暗合”,与梁说一致,“既非剿袭,亦不相师”。康进一步地指出,子思“天之生物”,即赫胥黎的“天演”之说;庄子“程生马”,即达尔文的“物生人”(人类起源)之说;中国哲人领先西方三千年。

 

《大同书》:进化与天演的背离

 

尽管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进行“大同三世说”著述时,采了“进化”一词,认可进化论,但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弱势人群皆有所养,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不可能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康在《〈孟子〉微》《〈中庸〉注》《〈论语〉注》中都表示过对“竞争”负面作用的担心。他此期(1902年)著作《泰西以竞争为进化让义几废》,更是突出说明竞争”“进化与孔子尊让之义之间的对立。

 

过了十年,1913年,康发表《中华救国论》,明确区分人民与国家,认为儒家学说重民,法家学说重国;法国重民,德国重国;夫重民者仁,重国者义;重民者对内,重国者对外。对外一面,即重国,康主张竞争,这是列强竞峙所致。对内一面,即重民,康采取比较委婉的态度,不主张采用西法,要求采用孔子之道,即对国内政治竞争,是不认可的。当时是列强竞争。

 

又过了十年,1923年,康有为离开大吉岭20年后,论调完全变了。根据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他认为天演”“竞争是坏事。他在开封、济南、西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

 

“孔子圆通无碍,随时变通,无所不有,无可议者也。今之新学,自欧美归者,得外国一二学说,辄敢妄议孔子。岂知欧战之后,欧美人于边沁功利之说、克斯黎天演优胜劣败之论,行之已极,徒得大战之祸,死人千余万,财力皆竭,于是自知前人学说之未善。”

 

克斯黎,应当就是“赫胥黎”。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突然在演讲时提到了严复:“吾尝见严复之书札:静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质,然所得不过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非仆一人之私言,乃欧美学者之公论也。严又陵亦欧洲学者,翻译欧洲学说甚多,且旧归心基督教者,然晚年其论如此。”

 

此时严复已去世,康有为有意不去攻击故人,将严复与“天演”划分开来。在当时知识人心目中,“天演”是严复一生最大贡献,严复与“天演”已经浑然一体。

 

1902年到1923年,康有为对天演”“竞争从怀疑而渐至反对。查看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大同书》,可以看到奇特现象,即进化天演这两个词是背离的。这两个本属一体的概念,康有为在使用时却赋予了两种或多种意思。

 

比如康在《大同书》使用“进化”一词共39次,基本的意思相同,即是进步之意。我们可以看一段文字:

 

“一、世界进化,自分而合,乃势之自然。故自黄帝、尧、舜时为万国,至汤三千国,武王一千八百国,春秋则二百余国,战国为七国,秦则一统矣,凡二千年。印度之先亦诸国并立,三千年而统一于阿育大王。欧洲之先亦诸国并立,二千年而统一于罗马。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这是讲国家的大同。后面讲民权的大同。”

 

“民权进化,自下而上,亦理之自然。故美国一立,法之大革命累起,而各国随之。于是立宪遍行,共和大起,均产说出,工党日兴。夫国有君权,自各私而难合,若但为民权,则联合亦易。盖民但自求利益,则仁人倡大同之乐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势既倡,人皆越之,如水流之就下。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

 

前一段强调的“弱肉强食”,这与达尔文“进化论”还是有差别的;后一段谈“民权”“立宪”“共和”“均产”,称是进化的作用,最终方向是“大同”。此书39进化具体使用情况,与康有为当年旅居槟榔屿、大吉岭遍注群经是大体相同的,与康有为此后周游各国所写的游记也是相同的,都是正面的意思。天演的情况大为不同。康在《大同书》中使用天演一词共8次,含义也稍有差异,但基本是比较负面的。

 

《大同书》康有为生前只发表了一部分。《大同书》与“大同三世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再强调这一学说是孔子创造。康在《大同书》中甚至还宣称,到了大同世,孔子三世说也将消亡:

 

“耶教以尊天爱人为诲善,以悔罪末断为悚恶。太平之世,自能爱人,自能无罪。知天演之自然,则天不尊;知无量众魂之难立待于空虚,则不信末日之断。耶苏之教,至大同则灭矣。回教言国,言君臣、夫妇之纲统,一入大同即灭。虽有魂学,皆称天而行,粗浅不足征信,其灭更先。大同太平,则孔子之志也,至于是时,孔子三世之说已尽行,惟《易》言阴阳消息,可传而不显矣。盖病已除矣,无所用药,岸已登矣,筏亦当舍。故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还能存在)……”

 

这段话的主旨是说,到了大同太平之世,“耶教”(广义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都会灭亡,“魂学”灭亡更早,孔子之教因其目标完全实现,“筏亦当舍”,也不存在,只留下神仙与佛学。

 

康在此处所用“天演”一词,意义稍有暧昧,不完全是负面的。此中的“天演”,应指物种起源,即人类的由来,以反对上帝创造说,即“天不尊”。康认为“天演”学说将推动“耶教”走向灭亡。上引这一段话,是《大同书》的最后一段,康接着写道:

 

“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说,吾别有书。”

 

在这样的“终极真理”面前,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不那么管用,被康批责和放弃,也是很自然的。最后讲到了天游之说,他办了学校教天游之说。所以这样的人放弃“进化论”也是非常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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