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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戍:裴复恒和他的民国时代

作者: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18年07月24日GB07版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24日

19471月,一则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传票发往位于中州路10 6号的国立上海商学院。传票称:裴复恒原为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自政府西撤以后,即认贼作父,出任伪上海商学院院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伪上海市咨询委员会委员、伪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伪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要求裴复恒即日前往法院接受诉讼。裴复恒何人?一生经历如何?因何投靠汪伪?

 

巴黎大学的真假博士

 

裴复恒,1902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及长入读圣约翰大学。裴复恒在圣约翰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当时《申报》报道,圣约翰校规甚严,学生无故不得出入校门,成绩优秀者可以获得红色证书,享有自由进出的豁免权,裴复恒即在其列。裴复恒的另一个特长是善于演讲和辩论,时常代表学校到校外参赛。19231124日,江苏省教育会在南通举行第六届演说竞进会,上海三十七所大中学校均派人参加,裴复恒代表圣约翰大学出征,以《今日学生应有之觉悟》为题,获得甲组决赛第二名。192454日,圣约翰、沪江、金陵、之江四所教会大学举行东方四大学英文辩论赛,裴复恒代表圣约翰大学参加,勇夺冠军。

 

1925530日,上海南京路发生五卅惨案,各校学生群情激奋,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之暴行。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卜舫济坚决禁止学生上街,并阻止学生在校内降半旗哀悼死难者。学生与校长发生冲突,校长命令学生马上离校,学生亦不甘示弱,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从此再不入外人主办之学校,当场签名者有553位。裴复恒虽未签名,却也深知教会大学危机重重,转学私立复旦大学。1926年,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毕业。

 

民国时期,如果希望在学界站稳脚跟,或在政界出人头地,不可缺乏留洋经历,于是裴复恒决定前往法国留学。裴复恒在法国读了什么学校,读了几年书,做了些什么,情况完全不详。大概在1930年前后,裴复恒学成归国,成为待价而沽的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专业是政治学。复旦有学者专门从事留法博士群体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留法博士都会有博士论文存档,裴复恒的学籍材料和博士论文在各校都无法查到,恐怕是冒牌的博士。不过,民国时期国内并无学位审查制度,如方鸿渐般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并非个案,裴复恒回国后冒称留洋博士,真伪也无人追究。

 

得宠失宠的蒋公秘书

 

民国时期留洋学生回国后,在知名大学寻一教职是标准的职业选择,裴复恒也不例外。恰在裴复恒学成归国之时,母校复旦大学急于向国内一流大学迈进,设置法律系,并急需学术带头人,遂向裴复恒伸出橄榄枝。于是,1930年,年仅28岁的裴复恒成为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次年,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裴复恒为首任院长。

 

不过,复旦学生对这位老学长并不满意,对其有着颇为传神的描绘:老成持重,老气横秋。上课不肯站立讲坛,须端坐而谈,不肯写黑板,畏吃铅粉也。到堂时,曲其背,锁其眉,缓步而入。既登台,一言不发,以肘下之硬面洋书,甩掷桌上,其声阴森,学生肃然。就座,乃发言,佶屈聱牙,一连串的法国话,其声苍老,学生瞠然……下课钟初未打,裴老忽又以法语结其说,大踏步走出教室,早退了。盖烟瘾发作,须早退抽几口老牌香烟,俾上下一课时,嗓子始提得起来。裴君不但喜早退,且喜缺课,大雨不来,刮风不来,太热不来,冷天下雪更不来矣。显然,裴复恒对教书匠的职业也提不起兴趣。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开张不久,治国急需知识分子。复旦也是向国民党输出党政官僚的重要基地,程沧波、程天放、余井塘、吴南轩等毕业生,无不是在海外混了一圈之后,回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新贵。裴复恒留法研究政治学,自然对政治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也积极向国民党靠拢。经人介绍,裴复恒得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辞去仅担任一年多的复旦法学院院长职务。1931年前后的蒋介石,领袖的地位尚未确立,面对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甚至孙科的打击,常有无干部之感,除了“C C”和黄埔两拨人马,还需要行政上的骨干。因此,很快裴复恒便成为蒋介石个人的秘书,追随蒋介石前往江西“剿共”。

 

19326月,蒋介石拟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将裴复恒列为外交组主任人选之一,这说明在蒋介石心中裴复恒地位不低。193211月,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在蒋介石府上,陪坐的除宋美龄之外,仅有陈布雷、裴复恒两人。不过,裴复恒有其内在缺陷。在学术界,裴复恒毫无建树,著述仅局限于学生时代,博士学位真伪尚存疑问。相对于学有专长的朱家骅、王世杰、何廉、蒋廷黼、翁文灏,裴复恒显然并非一流的学者型官僚。裴复恒或许不无行政能力,倒霉的是遇到了劲敌。

 

此时在蒋介石身边最走红的智囊是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由于其足智多谋兼行政手腕圆滑老辣,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甚至某种程度上拥有代拆代签的权力。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有杨永泰在,就容不得裴复恒这个小秘书与其争夺蒋介石的恩宠。尤其是杨永泰与“C C势如水火,裴复恒加入国民党即由陈立夫介绍,显然也被杨永泰视为“C C骨干。几番交锋,裴复恒自知不敌,颇有政治前途无望之感。这时,国立上海商学院发生风潮,校长人选出缺。裴复恒知悉此事后,与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沟通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即脱离南昌行营,前往上海赴任。

 

专权治校的大学校长

 

国立上海商学院的血统,要追溯到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脉,作为上述学校的商科或商学院长期在上海设校,1932年脱离中央大学成为国立的独立学院。不过,裴复恒来校之前,学校是个烂摊子。该校原有华美的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成为流动的学府,靠租房度日。1932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变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俨然似从全国最高学府降为地方性大学。因此,学生起来闹事,要求重新回归中央大学。院长徐佩琨对学生的诉求严厉镇压,遭到学生的驱逐。面对虚悬的校长,外有上海市党部诸人的环伺,内有教务主任武堉干的觊觎,徐佩琨亦把持校印拒绝离校。因此,满心欢喜上任的裴复恒碰了个硬钉子,一度无功而返。甚至有三位上海商学院副教授假冒“全体教授”之名,给蒋介石打小报告,称裴复恒“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有损“委座声誉”。其后,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裴复恒才接管了学校。

 

裴复恒到校后,开始大力整顿学校,先砸掉了绝大多数不称职教授的饭碗,继而对学生进行严厉整顿。上海商学院是财经类高校,不免熏染了十里洋场的拜金学风,以培养金融白领为宗旨,以个人发财为教育目的。裴复恒认为,该校以前的学风是亡国的学风。他说,这是以提倡自由来造成放任,以发展个性的美名来掩饰发展欲望的事实,这种学风必须改造。因此,他要求学生要忠于做人、忠于职务、忠于国家民族,并说本院应先树立新学风以为全国倡。果然,裴复恒并没有将这些高调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积极付诸于实际。

 

首先,裴复恒狠抓学生思想。他要求,一年级学生必须上党义课,如果缺席总理纪念周十次将予以开除。其次,加强日常训育工作。他在学校成立了训育委员会,要求学生在校必须穿校服,学生不准自由集会或组织团体,一切活动必须经过院长同意。第三,推行教育军事化。从1935年开始,裴复恒在该校推行军事化管理,将全院师生员工分为4中队8分队16班,着装、吃饭、作息时间等完全实行军队标准。比如,学生六点三十分便要起床,六点五十分点名集合,七点参加升旗仪式,七点十分做早操,七点三十分早餐,八点至十二点是学习时间。下午的安排类似,至十点三十则统一熄灯睡觉。从此,学生驯服了,上海商学院变得暗黑。不过,在裴复恒任内,上海商学院重建了校舍,学生就业率大大提高,似也不无功绩。

 

裴复恒努力治校,却无意做一个教育家,其目光仍聚焦于政治,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垂青。193612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裴复恒马上以国立上海商学院军事训练队队长名义给何应钦发去一电称:委座蒙难,举国震愤,张逆学良……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迹其用心,显欲摇动国本,破坏统一,遂其阴谋陷我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我商院全体军训学生,愿以精神热血,在钧座领导之下,负戈前驱,灭此国贼,谨先电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还亲自给裴复恒回了一电表示感谢。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推出《国歌歌词》、《军人精神教育》、《步兵操典纲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五种资料,是为救国教育基本课本。裴复恒灵机一动,将五种资料变成小开本的手册,既便携带,又易查考,自费印刷并免费分发给上海各大学,急于上位的苦心显而易见。

 

神秘失踪的汪伪汉奸

 

尽管裴复恒治理上海商学院成果斐然,在政治上又积极表现,却始终未能获得上位的机会。对蒋介石而言,除了当初裴复恒主动脱离南昌行营的过节,更主要在于党国人才已经济济,不缺一个裴复恒这样的二三流人才。因此,裴复恒的政治前途,在蒋记国民政府那里,实际已告终结。所以,抗战爆发后,裴复恒在政治上愈发消极。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将上海商学院迁移内地,裴复恒却以租界内可以继续办学为由,坚决不迁。其后国民政府西撤,上海沦陷,裴复恒觉得上海形势复杂,干脆采取躲避的态度,将商学院院务交给亲信胡纪常,个人遁往香港暂避。至于国立上海商学院,还继续受到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只是对于教育部的要求,裴复恒多置若罔闻。比如,教育部以大后方缺乏会计人才为由,要求商学院四年级学生内迁,裴复恒置之不理。陈立夫亲自写信要求裴复恒到重庆一行,裴复恒拒不回复。所谓上下级关系,已经荡然无存。

 

裴复恒长袖善舞,从政时便和汪精卫、周佛海相识。因此,抗战前国立上海商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之际,裴复恒遍请党国要人墨宝,汪精卫欣然题词广学致用,周佛海吹捧学校的商学教育已经登峰造极。汪伪政府成立后,像裴复恒这样的人自然成为拉拢的对象。然而,重庆方面秘密特务无处不在,不小心就有被暗杀的可能。因此,裴复恒犹豫观望。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此时的裴复恒正式决定投靠汪伪政府,出任伪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汪伪政府急需一批国立大学以点缀门面,裴复恒遂主动将上海商学院向汪伪政府立案,成为汪伪管辖下的“国立上海商学院”。

 

江苏省财政厅驻地江苏,裴复恒遂辞去伪上海商学院院长职务,离开上海到苏州上任。据报载,裴复恒到苏州履新后,在妓院中欢宴敌伪各界首领。如此描述,似不无抹黑之嫌,但当了官后的裴复恒,生活作风日益腐化倒是事实。比如,他出入完全以汽车代步,其所居住的小巷狭长,汽车无法进入,裴复恒在家中雇佣专职的黄包车夫。每天出门上班,先让黄包车夫把他载到巷口,再上汽车。下班亦然,秘书先通知黄包车夫在巷口等待,载其回家。由于生活作风腐化,苏州人士都讽刺其为双料车

 

抗战胜利,落水者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审判。重要的日伪党政军和文化界首脑多受到惩处,如陈公博被判处死刑,周作人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中层干部胡兰成之流,虽一时隐姓埋名得以遁走台湾日本,后来其行踪仍然公开于世。裴复恒却与多数汉奸的下场不同,不知所终,所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此,上海高等法院的传票例行公事地走了一圈之后,因各处都查无此人,法院也就不再追究,最后不了了之。

 

韩戍,学者,供职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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