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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键:“无一字无来历”平议

作者: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8年07月11日13版)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25日

历史研究(也包括其他研究)当然要强调严谨,要注意史料的出处,却不必去扯什么“无一字无来历”。观念或措辞的偏执夸张,实乃学界沉疴之一。此语作为诗文写作尚落于二义,施用于治学治史,借之以高自标榜,可不慎乎?

 

四年前的一个夏日,在陕西师大举办敝作《国之大臣》研讨会,午间用餐时,邻座一位年长学者对我说:“我们搞历史的,讲究无一字无来历。”他声音慈和,看得出充满善意,可也能听得出其间涵义。这句话近似于学术格言,曾不止一次听前辈说过,不如那次印象深刻。

 

后来也听到相近表述,可知并非个别人的观念,且涉及到历史著作尤其人物传记的书写原则,时而有所思索斟量。新年伊始,游学广州,某晨醒来此语再次萦回脑际,遂梳理思路,草拟一篇小文。适与复旦大学吴格教授同住于一套公寓中,吴兄博雅君子,时相请益,蒙他协助查得《四库全书》中语例,在此谨致谢忱。

 

此语来历之追寻

 

无一字无来历,本作“无一字无来处”,据笔者所见,最早出的“发明权”应属于黄庭坚。崇宁三年(1104)某一天,59岁的山谷老人在流放地宜州接外甥洪刍来信,附有所作文章求教,便在回信中阐释了对诗文写作的几点主张,即著名的《答洪驹父书》。这是一个文坛长者对晚进的经验谈,更是舅舅对外甥的悄悄话,应无意于公诸于众、传播后世,否则便不会议论苏轼的“好骂”之病,叮嘱外甥不要走苏轼的路子。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钦敬老师的文笔犀利与才情酣畅,然经历过萧寂的边荒流放生涯,深知世道人心之险,不愿意外甥重蹈前辙。

 

山谷复信中所写,多为回应洪刍提出的问题,或点评其作文之偏,而为人引用最多的,是论杜诗韩文的几句: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这段名言,如同多数各类名言,须联系上下文才能准确理解。山谷在前面简评洪刍诸文优劣,指出其追求“雄奇”与“词笔纵横”“用字时有未安”等时髦病,方作如此表述。重点谈的是读书与诗文写作的关系,指出独出机杼(即“自作语”)甚难,并以杜甫诗和韩愈散文为例,说二人遣词造句皆有所本,那些被认为出于自创的地方,皆因后人读书太少,无从悉知出处。黄庭坚还说自古文章高手,在于对世间纷繁物象的感知与陶冶能力,即便是采用吸纳前人陈言旧语,也可以点铁成金,给人焕然一新的印象。请注意:这里的“灵丹一粒”,是说作者“陶冶万物”之才,而非“古人之陈言”。

 

此前有过近似的说法么?有,且出自苏轼好友、黄庭坚嫡嫡亲亲的岳父大人孙觉,曾说过杜诗“无两字无来处”。孙觉,字莘老,学问淹博,治“春秋学”,历官多善政。南宋赵次公《杜诗先后解》曰:“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孙觉以“两字”为单位,应指杜诗中语词或典故,虽不无过甚,毕竟避开了诗中大量存在、无从且不必要检索的单字,是较为审慎的。黄庭坚走得更远,坚称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这应不是他第一次如此表达,亦不知孙莘老对爱婿的“发扬光大”有何感想,但通篇读来,知山谷此言虽意在强调阅读经典与积聚学识,讥刺那些读书不多、擅解杜诗韩文之人,与其“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之说法相合,却也并非文中论述重点。此话出于孤高执拗的黄庭坚口中,乃极而言之,不太经得起省思细究。试想,作诗撰文当然应讲究炼字功夫,可若真将诗文琐琐碎碎拆分到“字”,又哪一个字没有来处呢?诗中那些普遍存在的“之乎者也”,纵使追索到最初所出,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他的意思是“字眼”“语词”,仍然难以说通。推想山谷所指,大约仍在于“用事”“缘情”,在于为后面的“灵丹一粒”与“陶冶万物”做铺垫——这才是他要对洪刍说的重中之重。

 

不得不指出,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是一种诗化的追求极致的表述,而非谨严的写作理论。其中可看到山谷老人厌憎西昆体之浮靡文风,提倡领悟经典与古人佳作,可也与他本人“文章最忌随人后”的观念不无抵牾。以故说说听听可以,却是较不得真的。

 

此信写于黄庭坚贬窜宜州的第十年,也是其凄凉辞世之前岁。就在这年冬月,山谷老人偶见梅花绽放,触景伤情,诗意涌腾,一发而不可收束,吟诵出一首《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比起旧日那些过于过甚经营的滞涩之作,该词晓畅直白,虽于下阙用寿阳公主昼卧于宫檐下、梅花飘落额间之典,而主旨则在于抒发贬窜穷边、岁华飞逝的郁结与悲凉。意兴所至,“自作语”随之汩汩而出,实在谈不上恪守“无一字无来处”的百丈清规了。

 

句法之学

 

杜诗韩文,光焰不息,其佳绝处在于言必有据么?在于无一字无来处么?历史上曾有无数人为之作注解,寻寻觅觅,如皓首穷经,仍不能得出这种结论。

 

从山谷老人信中,也读不出这层意思,而后世屡屡称引,着力点亦有所不同。他的弟子任渊作《山谷诗集注》,说老师多次讲到此语,因为这正是其诗词风格。而明嘉靖间大学者杨慎因带头抗谏被两次廷杖、发配云南,终生不予赦回,与黄庭坚志节命运相仿佛,闲愁中论学,也注意到山谷此论:

 

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刘勰云: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喈喈逐黄鸟之声,嗷嗷学鸿雁之响。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信哉其言。试以灼灼舎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杨柳而著之别树,则不通矣。近日诗流,……厌鸿雁嗷嗷而强云鸿雁嘈嘈,鸿雁可言嘈嘈乎?(《丹铅总录》卷十九“诗文用字须有来历”)

 

如果说山谷的“无一字无来处”专以称赞杜甫韩愈,杨慎则扩大到“自古名家”,所指略有不同。文中拈出语例如“鸿雁嗷嗷”,似乎这个庞大物种只会“嗷嗷”(很难说贴切传神),只能发出一种鸣叫声,也觉可笑。但他强调措辞用字的准确与规范,强调继承前人之美,不可生硬扭造新词,是对的。

 

及至晚明岭南张萱撰《疑耀》,先照录杨慎前四句,接下来却说:“即作古选体,有一字不从汉魏中来,便不是古选;作律诗,有一字不从盛唐诸公中来,便不是律诗。”(卷三,诗文必有所本)明显持批评态度。黄庭坚之后,“来处”多被说成“来历”,意思固相近,细味亦有差别,甚至是不算太小的差别:一说出处,一说来路;一个专指点,一个兼及线。

 

古人作诗,化用甚至直接采用前贤名句,的确很常见,就中的才思巧构,往往为人喝彩。黄庭坚曾以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为例,指明来自沈佺期“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他的学生范温将老师的话写入所著《潜溪诗眼》,谓“公诗多本沈语,无一字无来历”,接下来提倡“句法之学”,曰“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看起来完全一副山谷腔调,实已走远走偏。黄庭坚所强调的陶冶熔铸不见了,从前人那里剿袭之陈言,似乎成了点铁成金的灵丹,是怎样的误解!

 

明清之际顾宸作《杜诗注解》,提出反驳:“余谓少陵所以独立千古者,不在有所本也。读书破万巻,偶拈来即是耳。诗三百篇,岂必有所本哉?”(《御选唐宋诗醇》卷十八)讲究炼字与句法都是对的,也是写作诗文的必备功夫,至于要求达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则不免荒唐,以之概括杜韩的创作成就更为荒谬,不是吗?

 

“递相祖述”与“陈言务去”

 

不管怎么说,黄庭坚此言一出,杜诗韩文便常与“无一字无来处”相捆绑;经其弟子、再传弟子、拥趸等一代代绎解烘托,所称“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一反本义,成了炼字功夫的推广语。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听听杜韩二人的说法——

 

杜甫一生志业,本在于用世与行道,却为前程和生存所迫,凄惶漂泊,其文学观与创作主张不遑或也无意整理,仅散见于诗行间。如《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表达了兼收并蓄、反对厚古薄今的客观态度,以及对清新词句的赞赏喜爱;之六“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谁先”,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采用浦起龙之说,谓“前贤各有师承,如宗支之代嬗”,只怕是认差了路头。杨慎解曰“戒后人之愈趋愈下”,钱谦益指为“沿流失源”之讥,方不失本旨。反对因袭,提倡清新,批评一味模仿前人的做法,才是诗圣的创作原则。老杜诗句多情感贯注,沉郁顿挫,句法亦精妙,却不在于字字有来历。试想:他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些千古警句,只能来自突发的生计遭逢与真切感受,又哪里可一一找到来处?

 

同题写作,因循剿袭,算是我国诗文史上的一个特色(国画界更如此),一大积弊,不知是否与“无一字无来历”的提法相关?沿此径路很难出现优秀作品,更不可能成就伟大作家。杜甫学识渊博,善于在经典中汲取营养,而妙在为己所化用。他瞧不起那些食古不化,“递相祖述”的人,也不可能在诗情勃郁时一字字顾及来处。

 

至于古文运动的重要推手韩愈,更是明确反对词句的剽窃因袭。元和间,新科进士刘正夫请教为文之道,韩愈的回答是多读前贤的作品,“师其意,不师其辞”,即学习他们的思想境界,不要一味追摹仿效其辞藻。韩愈提倡以前贤经典作品为法,要求能深入领悟其间精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举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之作为例,提倡“自树立,不因循”,全不及炼字与句法,大概并非不重视,而是认为不在作文的第一层面上。

 

与“无一字无来历”相扞格的,还可见韩愈“陈言务去”的主张。他在《与李翊书》中说,如果心中有东西想写出来,一定要尽可能摒弃那些陈旧语词,其在写作实践中正是这样做的。至于晚年,他仍对创新孜孜以求,声明“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或在于是。王国维赞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移之以论韩愈,亦见贴切。

 

许多语句都是不可拔离语言情境的。完整阅读,黄庭坚对于外甥的说法仍蕴含“推陈出新”之意,但阐解不精,复强调过甚,易引发误解。前人已提出驳议,如袁枚《随园诗话》:

 

宋人好附会名重之人,称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独绝千古者,转妙在没来历。元微之称少陵云:“怜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证二人生平所读之书颇不为多,班班可考;亦从不自注此句出何书,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

 

设若山谷老人能得见此文,真不知作何感想?作何驳议?

 

矮人与高人

 

以黄庭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说“无一字无来处”传播甚广,历代皆不乏欣赏激赏、引录引申者。清前期号称文坛盟主的王士祯即其一。他在缕述北宋诗坛名家后,独推宋祁(谥景文)之作,依据正在于此:“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誉者毁者皆矮人观场,未之或知也。”(《香祖笔记》卷十)渔洋先生所指“矮人”,当是那些才具平平,知其一不知其二,见表象而不及内涵的凡庸之辈。古往今来,文坛与学界活跃的多属此类人等,众矮成城,结成帮会与利益联盟,“虫人万千,相互而前”,气势也足以骇人。王渔洋不是嗤笑“矮人观场”么?设想若由武大郎主事,先将场内高人逐出,再派壮矮数名把门,不许高人入内,则满场中又谁是矮人?

 

乾隆时敕修《四库全书》,著录了《东坡诗集注》,托名王十朋编纂,卷首有署名赵夔的序,写全书细分为五十类:“凡偶用古人两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对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处,引一时事,一句中用两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经僻事、释经僻事、小说僻事……无一字无来历”,天啊天啊!可怜的坡翁,毕生呕心沥血之作,竟被一帮子矮人零割碎剁成这般景象。幸好《四库全书》主纂诸公多为高人,在提要中指出:不光王十朋之名出于书肆伪托,就连赵夔的序可能也是假的。王十朋状元及第,仕至龙图阁学士,赵夔曾任荣州知州,所注苏诗为宋孝宗收藏诵读,应都算是当世高人了;而所注经三家村秀才一番割裂重组,编纂体例明显受到“无一字无来历”的影响,则显得颠倒舛乱。

 

南宋时另一位高人、名头更响的朱熹夫子,也对山谷此语很认可,加以引用。在与门人杨履正的复信中,朱熹说:

 

若看得本文语脉分明,而详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细识认,见得孟子当时立意造语,无一字无来历。不用穿凿附会,枉费心力,而转无交涉矣。(《晦庵集》巻五十九,答杨子顺)

 

朱熹将“无一字无来历”的范例,由杜韩提前到孟轲,由诗文扩展至亚圣的学说,也由句法之学增加了“立意”(即写作主旨)的内容,而他所反感的“穿凿附会,枉费心力”,大约仍在于寸寸铢铢、文词字眼的钩索比附与强作解人。后文中,朱熹对一些观点逐条驳正,见出他的这位弟子虽也下了很大气力,识见依然不高。

 

再回到本节开始的王渔洋。作为诗歌“神韵说”理论的推助者,渔洋先生所称“无一字无来历”是否包括立意的成分?很难论定。但其所盛赞的宋祁,的确能做到立意与句法兼善。这位因佳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被戏称“红杏尚书”的大学问家,为《新唐书》两总纂之一,年辈先于苏、黄等人,有一篇传为佳话的《鹧鸪天》,词曰: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书写的是一次途中“艳遇”,以及所受到的心灵激撞。其中有毫不掩饰的抄袭,却恰恰能写照胸臆,情思绵长,的是绝妙好词!此际已出现石延年与胡归仁的“集唐诗”,宋祁的高明之处,在于或信手拈来,或翻新前人名句,要在为我所用,而浑然一体,了无扭造之痕。

 

仅有“来历”就够了吗

 

就这样,无一字无来处,替代了“无两字无来处”,又被改为“无一字无来历”;由提倡饱读诗书、融会贯通走向专门的“句法之学”,再上升为诗文写作之标准。至于何时从文学蔓延到史学领域,成为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一种评判尺度,甚至法脉准绳,真的还说不太清楚。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

 

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无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

 

呵呵,传播史常是这般有趣,孙莘老与贤婿黄庭坚的“两字”“一字”,竟这样被派上用场!但史绳祖强调杜诗反映社会现实,推重其“诗史”特色,或给此语进入史学领域搭了一道桥梁。

 

进入清朝,当朝名儒或大文人如王士祯、纳兰性德、屈复、沈德潜、梁章钜、郑珍、俞樾等对此语都有过引用,也在不知觉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同的声音也存在,赵翼曾以此比较苏、黄优劣,《瓯北续诗话·黄山谷诗》:

 

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波澜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东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拾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

 

分析得很是中肯。山谷不乏佳作,但“意为词累”,为字词的来处所累,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己谓“作史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乾嘉间钱大昕则提出“诗有四长”,增加一个“情”字。实则历史著作也须倾注感情,今人以为畛域分明的文与史,初无差别。钱大昕以治经的方法治史,训诂以求义理,也拈来“无一字无来历”,以期打通诗文与经史的关系,《潜研堂集》卷二六:“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这样说来,此语由作诗到论史,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跨界。

 

然则有了来历就够了吗?就可宣称学术严谨、成就良史信史吗?

 

至此,我愿稍费笔墨,写一件自身经历之事。两年前为撰写乾隆帝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搜集考索史料时,笔者对通行的宠臣和珅之绝命诗出现疑惑,诗曰:

 

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太上皇弘历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驾崩,和珅即被逮治抄家,赐死后其绝命诗流传坊间。据说此诗写于衣带之上,故又称“衣带诗”。见于今人所编《清通鉴》,根据《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而吴晗先生又是从原文献中抄录,来历分明,以故引用者极多。

 

这首诗又被称作难解之谜,第三句的“水泛含龙”,四字真言,不知是何来历?于是索解歧出,多论为和珅对朝廷怨恨诅咒,甚至扯上慈禧太后和大清沦亡:有的说用“夏桀龙漦”典,是一个女子祸国的典故,隐指后来的西太后;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为黄河决口,而“含龙”是说泛滥的洪水中孕育着真龙天子。孟森先生还将第四句的“香烟”解释为洋烟卷儿,说和珅与慈禧可能都有烟瘾,再过三十余年和珅的后身慈禧在滔滔洪水中降生,葬送了清廷。

 

太扯了吧?

 

“水泛含龙”究竟有何来历?查阅一些史学家的书,包括几部有影响的乾隆传、嘉庆传与和珅传记,多有征引,多认真注明出处,也多不作解析,仿佛毋须考证。而实为传闻转抄之讹,是一个由两次抄录错讹造成的语词怪胎,根本没有这个典故,自然也无从索解。先说第二个错误,即在于清史泰斗孟森。这首诗的来处是《朝鲜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而查对吴晗辑本,作“水汛含龙”。再核《朝鲜王朝实录》原文,也是“水汛含龙”。此条来自朝鲜使臣徐有闻回国后呈进的“闻见别单”,其中记述和珅之死:

 

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和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自缢死。(《朝鲜王朝实录》第47册,《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

 

朝鲜国当时制度,凡使臣出使清朝,应将亲历和闻见之事及时上奏。和珅死后不久衣带诗即开始流传,徐有闻也算有心,记录下来,成为此诗的最初记载。诗中的“汛”,与“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转抄时出现了失误。清代黄河经常决口,朝廷对治河极为重视,设置河道、厅、汛、堡四级监管机制,汛,通常由所经州县的副职负责,流域较长者再分为上汛、下汛。这个错谬,造成了理解上的巨大偏差。

 

第一个失误,则出现在朝鲜人那里:或是徐有闻录写时偏差,或是《李朝实录》整理时误判,先将原诗中的“睢”,以音似误书为“水”;复将“合”,因形似误书为“含”,四字实应是“睢汛合龙”。这是当时朝廷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黄河来水甚多,六月间睢州下汛即出现险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着冲决大堤,形成150多丈的口门,奔腾下泄。原拟在年前堵闭,可东河总督司马騊于腊月间上奏,称睢口(睢工大坝口门)虽仅留18丈,可连日大雪严寒,积聚了大量冰凌,请求暂缓合龙。太上皇老病兼至,已不再阅批奏折,嘉庆帝作出批谕,允许等日暖开冻后再行合龙。

 

一个敞开口子恣肆流淌的黄河,实乃压在皇帝心头的大患。而黄河的每一次成功合龙,对朝廷都是极大喜讯,照例要钦派侍卫驰送大藏香20支,隆重祭祀河神。此两句诗应是“他时睢汛合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大意为:等待睢口合龙那一天,祭神的袅袅香烟中,会看到我的忠魂。哪里有一丁点儿怨恨诅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诚国事,这才符合和珅的身份与聪明。

 

该诗还有着另一个版本,多书皆见收录,实属不罕见,惜乎竟未见史学家关注。梁章钜《浪迹丛谈·睢工神》:

 

余记得嘉庆初在京,日阅邸抄,是时和珅初伏法,先是拿问入狱时,作诗六韵云……赐尽后,衣带间复得一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梁章钜为嘉庆七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所记和珅临终情形与衣带诗较为可信。第三句以“睢口安澜”代替“睢汛合龙”,所指也完全吻合。其字面上的差异,当是传抄造成的。后来叶廷琯《鸥陂渔话·和珅诗》、史梦兰《止园笔谈》等书,所记略同。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告知我们仅有“来历”是远远不够的,若不合乎情理,再不经过考证斟量,很容易造成笑谈。即使是故宫文献与一史馆密折、军机处录副,也有着大量虚假信息,有许多有意欺瞒与唯心颂赞之作,有不少胡编乱造的场景与数字(如鸦片战争期间奕山奕经二将军的前线战报)……若一见即信以为真,忙不迭抄入书中,引以为证,便着了道儿。

 

历史研究(也包括其他研究)当然要强调严谨,要注意史料的出处,却不必去扯什么“无一字无来历”。观念或措辞的偏执夸张,实乃学界沉疴之一。此语作为诗文写作尚落于二义,施用于治学治史,借之以高自标榜,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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