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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美政:思想里程 宏篇信史——《闻一多传》(增订本)的史学启示

作者: 文章来源:清华校史馆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09日

在全国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70周年的庄重时候,历史学家闻黎明撰著,经过增订的《闻一多传》由人民出版社再版。与初版相比,增订本内容更为充实严谨,篇幅增加近一倍,发掘出许多新的重要史实,作了新的时代性解读,解决了闻一多研究中的重要疑难问题。并以具体的史学实践丰富了治史方法。这是闻一多研究中的重大学术成果,必将更好地彰扬闻一多先生爱国精神和崇高品格。

 

《闻一多传》是作者精心撰著的力作,该书在展现闻一多一生经历的同时,“特别从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闻一多的内心世界,歌颂了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光辉形象”(《闻一多传·内容提要》初版)。199210月该书初版问世后好评如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闻一多研究会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即后被日本学者铃木义昭译成日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社第一部面向国外出版的学术著作。对于新增订的《闻一多传》作者说:《闻一多传》增订本,大体保持了原书结构,同时对某些章节做了较大补充和调整,特别增加了李闻惨案的善后部分。相信凡是初版《闻一多传》阅读者,对本书增补的内容,会有更多的理解和兴趣。”作者自我简介较为谦虚,实际上增订本的意义远非如此,本文拟作初步分析。

 

一、学术准备《年谱长编》

 

按照时间线索与空间观念重构历史是历史重构的基本方法,所谓重构历史过程,即按照一定的思想原则和学术方式,在充分排比和研究史料基础上复员历史面貌的工作。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上的延续和展开,时间观念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要素。历史人物年谱就是依据时间顺序来排列材料,然后再从中整列出丰富而生动的人物言行、事件始末等历史事实,再结合空间因素来重构历史过程的。因此,重构历史过程往往是先编制年谱、年表、编年史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工成历史著作。20世纪70年代末期,闻黎明先生开始研究闻一多之时就知难而进,以超越前人的宏大志向,选择编撰“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重大的学术工程,为以后进行《闻一多传》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石。为收集足够的史料,作者从北到南,从北京、武汉、重庆、青岛、上海、南京、贵阳、昆明、蒙自、浠水……凡是闻一多足迹所到之处,都尽可能到实地考察探访,遍访知情人,查询报刊杂志和档案文献,各地十余家图书馆、档案馆、机关资料室,都留下他勤奋查询的身影,仅在作者的母校北京大学就查询了两个冬天。为了解闻一多所在西南联大及昆明民主运动的历史,作者曾三下昆明,耗时半载,在云南省图书馆、省档案馆、云大图书馆多方查询,每馆一呆就是数星期到数月。抗战期间滇省出版的主要报纸,几乎都是逐日查找,连广告也不放过。如此不畏繁琐的艰苦工作,积累起以千万字为计的巨量史料。历经五年春秋,《闻一多年谱长编》终于在1993年底完成付印。 

 

《闻一多年谱长编》为84万余字的煌煌巨著,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包括故乡、家世、求学、初期社会活动、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政治活动、思想发展、家庭生活、个人情操、友朋交谊及其他,以及殉难后的国内外反映、追悼、纪念等。全书内容充实厚重,显出重大的文化内涵与学术分量。在该长编编撰中,作者的《闻一多传》已在撰写。闻黎明说:重建历史和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两大任务。我深知自己才学疏浅,所以只从事了前者的工作。在这部书里,我尽力比较完整地叙述闻一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条件下,是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的,而且比较侧重于他在政治方面的思考和活动。对文学、学术、教育诸方面的成就,我也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作者的介绍为解读全书提供了线索,本文探讨也由此展开。

 

二、思想主线贯穿全书

 

我们说,从某种角度而言,历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历史事实,倒不如说是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活动。正因为对史实与思想的关系有深切的领悟与理解,闻黎明先生才在追寻传主历史遗迹的同时,将重点放在闻一多思想逻辑的探索与内心世界的描述上,从而奉献出一部主线突出、内容丰富,60余万字的现代杰出人物传记作品。这条主线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赤热的爱国精神与高尚人格,它是通过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史实描述贯穿全书,在清新自然的语词中显示出来。

 

2活跃在清华园是本书前半部分写得最充分的章节。作者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详尽展示了闻一多在这所东方华胄的学府”“世界文化的盟坛的清华园九年的求学生活,举凡发起课余补习会、辩论演说、戏剧编演、美术训练、五四运动、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发起或参加学生社团、加入基督教、进行社会服务,等等,均写得异常生动鲜活,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青少年时期是人的社会化最重要的阶段,闻一多九年的清华园生活,生理心理等方面都发生急剧的变化,敢于创新,寻求独立,富于幻想,青少年阶段呈现的普遍性身心特点,在闻一多身上都有表现,但其敢爱敢恨、真切直率的特殊秉性也显现出来。传记作品在再现这个时期闻一多思想逐渐成熟,性格日益养成,能力得到培养的过程时,并不满足于校园生活的单纯展示,而是深入发掘其生活言行内在的思想原因,这就深化了本书的社会内涵和学术价值。如叙述闻一多参加的清华各级同学举行的辩论会、戏剧编演等富有特色的学生社团活动时,不仅说明这些活动以关怀国家命运为主旨,而且指出,闻一多参加这些辩论,所体现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举行“演装国会”参与“二十一条”论辩,不仅锻炼了口才,更反映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又如“五四”时期,闻一多在清华的积极表现是“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梁实秋语)。作者由“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历来是新生政治家的摇篮”的议题发端,引用闻一多致父母家信所说“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直接写出闻一多的爱国情操,让我们觉得“闻一多的爱国激情往往不是表现在外形上,而是更深刻地埋藏在内心中和凝结在行动上。”

 

清华求学是闻一多初显文学才情和打下学术基础的重要时期,对此作者做了大量可靠的研究考证,生动再现了清华学校这所特殊留美预备学校的面貌。不仅阐述了闻一多后来在古典文学研究与诗歌创作上所以取得重大成果的缘由,而且分析了深层次的思想精神因素。比如,作者不仅发现闻一多所写《名誉谈》(1914615日)是他第一篇论说文,而且还分析了闻一多的人生思考。该文所述其能存于世界,使体魄逝而精神永存者,惟名而已……古来豪杰之士,恒牺牲其身现存之幸福,数濒于危而不悔者,职此故耳等文字,其主旨是反对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提倡读书人不断进取,为社会作贡献。这里,“名”是献身精神的动力,是“理想”的同义词。此类分析细致入微,颇为中肯。对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作者是从“认准新诗的方向”“成立清华文学社”两方面作精要叙述的。除了分析闻一多的早期诗作,如《雨夜》《月亮和人》《雪》等诗作的时代背景、艺术特色以外,还指出他意在通过新诗创作来推动新文化运动,“表现出一代青年人决议求新的精神”。“并始终把诗当作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反对那种无病呻吟”。对于闻一多发表的第一首诗作《西岸》、第一本新诗评论集《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等,作者以第一手史料作依据作了恰当阐释,既做到评介与史料考证紧密结合,也表明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时代氛围与政治环境。作者对闻一多清华求学时期的生活作了总结:“清华学校的教育体制,对闻一多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一切课程设置都服从于留学,所以特别突出西方的教育方法,这就使闻一多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西方文明。他的许多科学知识和思维方式,与这所学校都有不解之缘。”这类论述准确深刻,对了解清华学校的教育面貌和闻一多的思想演变帮助极大,实为本书学术特色的精到表述。

 

第三章“留学美国”也是了解闻一多求学经历与早期思想发展的重点内容,包括赴美途中、在芝加哥、耕耘文学园地、在科罗拉多、发起“大江会”、在纽约等六节,较全面反映了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进行诗歌创作,演出英文古装剧,以及参加颇有政治色彩的留美学生组织“大江会”的经历。这些内容异常丰富生动,颇具思想文化内涵,所揭示的闻一多思乡情结与爱国情感,为后来理解闻一多的民主活动留下伏笔。比如,对闻一多留学期间创作的诗集《红烛》,除介绍其思想艺术特色外,也指出《红烛》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外创作的思乡部分……充满了爱国的深情”。在记述闻一多与桑德堡、门罗、爱米·罗厄尔等芝加哥诗人的认识与交往后说:“芝加哥的这段生活扩大了闻一多的视野,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感情。……他的诗歌创作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风格,实际上就是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他的笔下的不断交融不断发扬。”

 

此章所述,以闻一多与大江会的关系最引人注目。大江会是以清华留美同学为主在美国创建的学生组织,作者不仅对其创建历史与活动情况研究得全面客观,而且指出:“闻一多参与发起的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是他人生道路中的一件大事,也代表了他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该会主导思想“国家主义”的缘由,作者分析说:“国家主义原是欧洲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一种思潮。19世纪,马志尼创建的少年意大利曾在这个旗帜下集合了反抗异族压迫大军。罗马尼亚、比利时、塞尔维亚、德意志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都纷纷吸取这种思潮作为发动民众的精神武器。它的原旨,是强调国家民族的存在,以团结国内人民反对外族侵略。但是,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国家主义后来也被德意志的某些学者改造演变成‘鲸吞主义’‘嚣奋主义’,以致成为弱肉强食的理论依据。大江会提倡的国家主义,是马志尼时代的国家主义,为了与形形色色改头换面的国家主义相区别,他们还在‘国家主义’四字之前,加上‘大江的’三个字。”此类分析深刻准确,反映出作者世界史、政治史多方面的理论修养,以及对历史人物内在心理的感悟。有关闻一多发起参加的“大江会”,是《闻一多传》初版发现研究的新史实,过去鲜为人知。该书初版后,有关大江会关注者甚多,有的高校甚至作为硕士生的选题,不过重复偏多,新创绝少,难以超过闻黎明的原创性研究。

 

三、全面占有丰富史料

 

《闻一多传》的撰写,在史料的收集、鉴别、分类、使用等方面,做了超乎一般学者想象的巨大工作。《闻一多传》、《闻一多年谱长编》两书初版问世后,作者为研究抗日民主运动、西南联大等课题,再次奔赴各地查寻,其中,云南省图书馆、省档案馆、云大图书馆、云南师大图书馆,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均是多次往返。在昆明期间拍摄的资料照片,每日常有500余张之多,而且当晚就要将资料照片来源整理清楚作好题目标识,数月查询下来,所拍资料已以万计。工作之劳累辛苦,可见一斑,其中,就包括新发现的有关闻一多的珍贵史料。《闻一多传》(增订本)共12章及尾声总计688页,各页注释总计1021条,平均每章(含尾声)近79条,每页近2条。还不包括书中引用已注明来源的大量引文例证等。作者对于注释这种容易被读者特别是非史学专业者忽视的问题,处理得非常认真细致,通过注释彰显的是周密细致的考证功夫、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令人赞叹钦佩。

 

其一、历史著作的注释作用大致可分为:注明引文来源、对相关内容作补充说明、技术性说明,以及文字勘误说明等,属于历史著作中必不可少的体例要求与学术规范之一。本书的注释类别相当周全完备,其学术价值大致有四个方面:1) 注明引文来源,表明本段文字所述出自第一手资料或是权威资料,意在有据可依,为相应文字提供论据。如《闻一多传》第一章第一节第3页的两条注释,分别引自明代弘治年间、清代光绪年间的《黄州府志》,说明闻一多故乡浠水县建置的历史沿革,所述自然可信。其他各章注释所列闻一多著述、亲人书信、当事者回忆、档案资料、作者访谈记录,以及民国报刊史料等,均为作者鉴别精选后用于书中,表明所引史料的历史价值与可信程度;2) 表明尊重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如季镇淮所著《闻一多年谱》、王康所著《闻一多传》等注释,当然也符合著作权法基本精神要求;3)为保持正文叙述的连贯性,有些内容必须放到注释中;4) 为学术界核对引文提供查验线索,这是作者学术自信心的显示。

 

其二,注释条目多少与注释内容详略,必须依据正文的重要与否而确定,太多或许繁琐,太少又嫌轻率。作者总揽全局精心处理的注释,不仅恰当诠释了正文,突出了主题,也为他人提供了难得见到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学术信息。对重点章节,如第二章“活跃在清华校园”、第十二章“抗议与惩凶”,所列注释为全书最多(分别为229条、183条)。其中,第二章引用《清华周刊》的注释就达40余条。缘何如此,《清华周刊》是中国近代以来刊行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高校学生刊物,自19143月创刊至19375月共出版676期(含各种增刊),要研究早期清华校史与人物,该刊均为不可或缺的独特史料。《闻一多传》正是充分利用了《清华周刊》,以及《清华学报》《晨报》等重要史料,才使闻一多在清华学校的历史再现趋于完整、准确、生动,大大提升了全书的学术内涵,对中国现代高教史研究提供了可贵启示与范例。

 

其三,该书涉及中国现代众多复杂陌生的人物和事件,除正文阐述外,以注释方式也作了妥当解读,如第二章第22页的8条注释,就列出清华学校辛酉级乙班,闻一多的同班同学瞿世英、吴泽霖、钱宗堡、沈有乾、萨本栋、潘光旦、罗隆基、何浩若等8人的简历。又如第621页对中央社昆明分社的注释:中央社昆明分社为抗战时期中央社在地方设立的三个分社之一,抗战中期,云南成为对外联络的唯一交通枢纽,该社更以最讲求时效而闻名国内新闻界。此类注释貌似简单,实际信息含量较大,做起来很费心思,要查询许多资料甚至采访知情者方能成稿。它在给读者理解全书带来方便和提供进一步研究线索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推本溯源的思维习惯与勤奋钻研的治学特色。

 

其四,某些重要注释说明作者不断追寻历史真相的研究过程,显示出作者极有远见的历史洞察力和鉴别复杂社会现象的考证功夫。对此下面将再作分析。

 

四、民主洪流斗士本色

 

第八章“走上新的道路”到第十一章“民主斗士”(下),这是全书的最重要最有分量的章节,占全书篇幅一半还多。所以如此,作者意在“体现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探索中反思,如何在比较中选择了光明的前途。也只有这样,闻一多的道路才能对今天,对后世,有所启迪。”(《闻一多传·初版后记》)令读者为之激励感奋。

 

这些章节从闻一多全家的贫困生活,诗人田间诗歌引发关注解放区,以杂文为武器批判现实写起,包括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加入中国民盟,接触中共人士,学习《论联合政府》等中共领导人著作,直至参加“五四”纪念、抗战七周年纪念、护国起义纪念等活动,投入“一二·一”运动,反内战反独裁,支持学生罢课,控诉“一二·一”惨案,促进政协通过民主协议,悼念牺牲的四烈士,等等。有关以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都作了全面详尽的反映。作者饱含激情的笔端,涌出一幕幕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浩大场景。其中,尤以“一二·一”运动、最后一次演讲等政治活动中的闻一多写得特别精彩感人。比如,写到最后一次演讲结束时,作者描述:“这是闻一多的最后一次即席演说。面对反动派苟延残喘的猖狂反扑,闻一多横眉冷对,表现了不畏强暴的民族英雄气概。他的怒斥既是人民的吼声,也融进了他人格和生命的结晶。演说时而深沉,时又锋利,有议论也有抒情,处处扣人心弦。若说它是向敌人的投枪,那它也是激励人民的战鼓。‘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了’,这句李公朴说过的话经过闻一多的重申,已成为对民主事业的千古名言,它深深镌刻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作者说: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的心一直随着闻一多的喜和悲而跳动着,从他的笑声和泪水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爱国主义激情。”(《闻一多传·初版后记》)。

 

这些重点章节记述分析的重点,仍然是闻一多的思想转变历程。作者说,战时的贫困生活是促使闻一多思想转变的外在因素:“他在生活上已成为平民和贫民,因之观察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也开始发生改变了。”对闻一多由诗人田间的诗歌触发,发表讴歌解放区新气象的《时代的鼓手》后,接连写下《文学的历史方向》《复古的空气》《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杂文,作者评论“这些杂文言辞尖锐、犀利,仿佛是匕首,仿佛是要爆发的火山。这就是闻一多的性格——战士的性格!”并且,这“也是他思想急剧转变的申述”。书中引用了许多闻一多发表的文章,来阐述其思想变化的历程,比如,《民盟的性质与作风》是闻一多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阐述了闻一多作为民盟核心成员的政治见解:“惟其有政治主张,所以我们不能做无原则的和事佬,而要在两级之间,做个明是非,辨真伪的公断人”。这些记述,既体现了思想史传记的特色,更深化了全书主题,增加了理性分析的份量。作者对抗战时代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多种复杂的关系有深切独到的考察理解,恰当揭示了闻一多作为民盟核心人物与抗战环境及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作者笔下的闻一多才会那样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光辉照人。

 

五、揭示重大历史真相

 

在闻黎明《闻一多传》问世之前,虽有其他学者所写的闻一多传记和年谱出版,但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却是创新价值非常突出的作品,仅初版呈现的新发现、新史实就占全书3/5的篇幅。许多重要史实均为作者多方查找原始资料、潜心研究而得。但作者的要求并不局限于此,他探寻历史真相的目光更落在意义更大的重要问题方面。前面所述第622页的注释,其意义显得既特殊又重要,现全文引用于此:

 

关于蒋介石与李闻被刺的关系,笔者在1999年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有介绍,基本资料来自云南省公安厅喻芳提供之新中国成立后逮捕的刺杀李闻特务王子民、单学修、崔宝山等人供词,及唐纵日记、沈醉回忆等。文中认为李闻惨案为霍揆彰策划,蒋介石事前并不确知。由于该文在会上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遂与不同意见者达成五年内暂不发表之约定。(2004年,该文收入武汉出版社出版之李少云、袁千正主编的《闻一多研究集刊》第9辑,事前并未通知笔者)多年来,笔者一直留意查阅和积累该专题史料,本文使用的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档案,均佐证了笔者当年的分析。

 

原来,早在1988年冬,作者到昆明参加学术会议时,就注意到云南省公安厅喻芳所写的《李公朴、闻一多蒙难真相》(《云南文史丛刊》1988年第2期)一文,该文由喻芳依据历史档案、凶手交代材料及知情者提供的情况写成,史料价值较高。其中提到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带领该部稽查处长王子明到南京向陈诚和蒋介石汇报,拟将黑名单呈蒋圈定后就布置暗杀,但蒋正与美国马歇尔密谈,没有来得及召见霍揆彰等人。霍揆彰回昆明后,接南京政府密电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此密电经谁核准文中未说。接着,闻黎明又查对了唐纵日记、沈醉回忆等重要资料,以历史学家的独特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写成《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历史考察》一文,提出“李闻惨案为霍揆彰策划,蒋介石事前并不确知”的判断。由于该文涉及问题重大,在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于是闻黎明与对方达成五年内暂不发表的约定,以后就一直留意查寻积累该专题资料,直至查到蒋介石档案等一系列重要史料作为有力证据,始证实了作者当年的分析。接着,闻黎明接连发表了《闻一多被刺事件与1946年的中国时局》(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编:《东北亚研究》20041月号)、《美国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反应与对策——李闻惨案再研究之一》(《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李闻惨案之善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文章,对此事作了更深入全面的考证阐述。

 

现在,对于李闻被刺事件及其善后问题,作者在《闻一多传》(增订本)中用整章篇幅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所引用的史料,包括蒋介石档案、蒋介石日记、傅斯年档案、朱家骅档案、王世杰档案等重要档案,以及昆明、上海、南京的《中央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正义报》,还有《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当时的报道,运用这些可靠史料互相印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繁复认真的潜心研究,终于将此重大史实澄清公布。显示了不断追求真理、维护学术规范的历史学家的高尚品格。

 

六、深刻折射史学启示

 

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史学观念是不断演变进步的,以西方史学来说,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史学、中世纪史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史学、启蒙主义时期的追求理性与进步的史学,史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史学在传统史学的困境中觉醒,出现了以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终极原因为目标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强调主体认识作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以研究方法而论,传统史学主要是史料考证,辨别真伪;新史学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以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讲,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新史学则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等等。纵观闻黎明先生的新著《闻一多传》(增订本),无不体现史学观念不断进步,史学方法不断完善的趋势与特点。全书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观念,基本按照中国史学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规范构思布局全书,并汲取了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文学、美学、艺术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方法之长,按照时间线索和空间观念结合的方法重构历史,使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伟大而崇高的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

 

在“学术研究”一章,作者概述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对象,最早重视唐代文学,陆续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全唐诗人引得今编》《闻一多选唐诗》等著述完成,清华大学时期有关《诗经》的研究硕果累累,武汉大学时期《楚辞》研究成果源源不断问世,联大时期耗时十余年的《楚辞校补》出版,具有开拓性地位,获1943年度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二等奖。其他如《周易》研究、古文字研究、《庄子》研究等也作了工作。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古典文学、文字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概括出闻一多学术研究的特点:

 

1)重视研究材料,深入广泛收集古人资料。为研究杜甫,收集了与杜甫有关的360余人的材料,写成《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编纂《全唐诗人小传》60余万字,涉及406位诗人;《楚辞校补》共列96家(从西汉司马迁,到今人刘盼遂、游国恩、郭沫若等);

 

2)继承清代朴学大师考据精神,还原作品本来面貌。包括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等研究手段。作者认为,由这种发人深省的治学之道,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所以令人心悦诚服。有关闻一多《诗经》的研究,书中也作了细致分析,如在《诗新台鸿字说》中对鸿的解读,揭开罩在《诗经》上的政治说教面纱,把人们带到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那段历史长河中去。又以《芣苡》为例,对闻一多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的主张作了阐发。

 

此外,作者还细致分析了闻一多治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的高明之处,以及敢于否定自己以往结论,不断发现,不断完善的进取历程。此类学术总结,自然体现了现今史学强调历史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等特色,实际上也对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的历史角色作了很好的阐释与再现。对此,笔者认为全书已表述得很充分,并不存在有些薄弱的问题。

 

最后一章“抗议与惩凶”,是全书耗时最长费力最多的内容。该章对李闻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抗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发来唁电,《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刊发的社论,民盟和各界团体的抗议,闻一多的同事、战友的悼文、悼诗,海外知识分子的反应等各方面情况,都作了全面简要的叙述。对李闻惨案的性质、背景、国内外局势等,也作了深入准确的分析。作者指出,李闻惨案是战后中国影响异常广泛的一个政治事件。这一惨案出现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前夕,李、闻是推动国共和谈中国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相继数天死于同城。当时国共双方在关外展开激烈争夺,国民党军队在关内进攻中原解放区,但各方并未放弃和谈,美国亦在加紧调停。惨案的发生,立刻与战后中国是通过政治协商实现国内团结还是通过武力实现统一这一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随之围绕事件的性质、责任、惩凶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激烈较量。接着叙述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围绕事件的性质展开的论争,国民党当局、民盟、中共等不同的态度,中共指出李闻被刺事件的性质是反动派决心要破坏和平和扩大内战的阴谋。作者还说:“围绕李闻惨案的报道,是民主和反民主两大政治阵营的一次舆论交锋。它说明这一事件对执政集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致不择手段应付社会谴责。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国民党集团,不可能正视事实,自然也不可能弥合李闻惨案给其统治留下的内伤。”这些论述,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关系和各方面对李闻惨案的不同反应作了客观深刻的阐述,为读者理清了认识历史事件本质的脉络,也体现本书作为思想史、政治史为主的传记作品的理论深度与学术特色。

 

末了要说,历史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经历异常丰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景中,其角色表现会很大不同。历史著作只有反映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可能最大程度的接近真实历史。《闻一多传》(增订本)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史学本体论,汲取现代史学理论之长,运用导向型与技术性结合的方法,在收集、鉴别、运用大量第一手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孜孜以求,呕心泣血,方能完成这项重大学术工程。为学术界提供了杰出范例与宝贵经验,在重建学术规范的当今尤为难得。

 

本书《初版后记》说,闻一多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正是一首动人心弦的壮丽诗篇。现今新版的《闻一多传》(增订本),不也是一部更为感人的壮丽诗篇吗!                                         

 

201610月初稿,12月修改)

 

(本篇收入陈国恩、方长安、张园主编:《2016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40452页)

 

作者简介:戴美政,安徽无为人,云南师大西南联大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大学历史本科(新闻方向)、中文本科、电子专科毕业,研究范围涉及文理多学科,著有《曾昭抡评传》(2010)、《曾昭抡》(2014)、《今日美国》(编 2015)、《抗战时期云南广播》(收入《新修地方志早期广播史料汇编》,2016)、《杨一清评传》(合著 2007)等专著,发表历史、教育、文艺、科技论文等作品200余篇,获国家级省级奖40余项,从事现代史、抗战史、科教史等多学科研究。《曾昭抡评传》为首部学术著作,在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百年庆典首发。根据其作品改编的历史纪录片《和平之声》在央视10频道播出(2016.12.19),即将出版的有专著《抗战强音:昆明广播电台与西南联合大学》,编选联大学者战时作品:《西南联大军事时局评论》(一)、《曾昭抡西部科考旅行记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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