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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远去的星光——胡玉缙先生的生平、学术和遗稿

作者: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9年03月15日 更新时间:2019年03月15日

1936年,胡玉缙离开了生活近40年的北京,南迁苏州,在苏州光福的镇虎山桥安居。他拥书著述,闭门谢客,专心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撰述。他深感此事即使有五百年之寿命,亦不能尽。只想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也就是尽力而已。

 

在中国学术的苍穹中,随着时光流逝,有许多渐渐远去的星光。而有一些,却会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被人重新关注。胡玉缙先生,或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胡玉缙先生被人关注,那是托了他在民初给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一封信(见搜狐网,201858日《那人那年也因一字的致信:北大之魂——蔡元培的道歉信》)。

 

为了免得读者翻查,将网上所传之事,概括叙述如下:19123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据说是看了胡玉缙写的《孔学商榷》一文,感其才华,决定邀他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

 

下属官员发一封信,胡玉缙来教育部任职。胡玉缙当时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他,本应感激不尽。想不到胡先生不领情,回信谢绝,认为,推翻帝制,为民主国家,人皆平等。即便教育总长,与我无关,凭什么居高临下,我任职?质问:未知从何谕起

 

面对胡玉缙的质问,蔡元培显出气度,再次请部属写信回复,接受胡先生的批评,表示歉意。道歉信一开始便承认用语不妥,认为如胡玉缙所说,字,宜屏而弗用,胡玉缙立论颇正。接着,希望胡玉缙不要介意,依然诚恳地聘请他。最后一句本部初立,正在用人之际,若因用谕、令字样而使贤者裹足,殊违总长延揽之初心,字句小疵,想必通人必不芥蒂(不会在意)。这话说得合情合理,不容你推脱了。

 

该文作者的本意,殆是要突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民主风度,反响颇佳。但笔者觉得该文对当时蔡、胡二者学术地位的描述,似可斟酌。民国初年,蔡元培是否为如后来所见那样的大人物,姑且不论;胡玉缙当时是否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呢?恐非如此。所以想对胡玉缙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略作一点说明,对这已经远去的星光,做一次眺望。

 

 

胡玉缙是怎样的人?当时处于何种地位?此后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又做了些什么呢?

 

胡玉缙(1859818—1940714日),吴县人。时年53岁,为京师大学堂教授。蔡元培,比他小9岁。辛亥革命后,回国就任教育总长。

 

胡玉缙19岁(1877)就入县学,肄业于苏州正谊书院,和潘锡爵、许克勤、曹元忠、叶昌炽、王仁俊等友善。这些都是在清末江南学术界有名可查的人物。苏州正谊书院创办于嘉庆十年。同治后期,冯桂芬曾为书院山长,光绪三年,胡玉缙进此校,当曾接触到冯氏学风之余续。

 

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南菁书院是晚清著名书院之一,在江苏江阴县。光绪八年(1882),由江苏学政黄体芳所建(见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21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体芳聘请黄以周主持。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又号哉生,浙江定海人。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光绪十四年(1888)赐内阁中书衔,十六年升教授。他主持该院讲席15年,搜集汉至清代典章制度,撰《礼书通故》一百卷,著有《子思子辑解》七卷、《军礼司马法》二卷及《儆季杂著》等(参见钱穆《清儒学案》第六十一〈儆季学案〉)。

 

胡玉缙进入南菁书院的时间当在1882年后。在学期间,经义词章俱佳,得黄以周赏识。他的才学和为人又被当时在刑部为官的许玉瑑看中,以女妻之,结婚成家。许玉瑑(1828—1894)又名赓飏,字起上,号鹤巢,吴县人。同治甲子(1864)举人,历官刑部郎中,与王鹏运同在刑部为官时多有酬唱之作

 

(见《薇省同声集》),有《诗契斋诗钞》《独弦词》《诗契斋词钞》(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城南拜石词》等传世(参见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六一,中华书局,1990年)。

 

光绪戊子(1888)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办学古堂(见前引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218)。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清朝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出身仕宦之家,曾为湖北、江苏布政使。开藩吾吴,奖掖寒畯,惟恐不及(《许庼学林》277页,又见王欣夫、徐鹏《藏书纪事诗补正》,6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其父黄辅辰为清代循吏。子黄国瑾,亦知名。

 

黄彭年聘胡玉缙为斋长任教,与章钰、王仁俊等同列,被视为吴中才人的一时之选。是年他29岁(卢弼《许庼遗书序》,载《许庼学林》)。

 

在学古堂任教期间,胡玉缙对经史多有考订,如对《周易》《论语》《汉书》等(见《许庼学林》237页、107页等条目)。1890年黄彭年去世,胡玉缙为他整理遗稿,出版《陶楼文钞》,由同人集资刊出(《许庼学林》277页)。是年31岁。

 

光绪辛卯(1891),为 江 南乡试举人。后入福建学幕。为何入福建学幕?笔者推测,殆因当时福建学政是黄绍箕,乃南菁书院创办者黄体芳之子。胡玉缙的岳父许玉瑑与王鹏运交往颇密,王鹏运和黄体芳、黄绍箕父子都是强学会中人,支持变革(见吴天任《康有为年表》18959月、11月条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而胡玉缙为南菁书院学生。各种社会关系的交互联络,是中国社会人事变动的重要潜在因素。

 

光绪庚子(1900年),胡玉缙41岁,任兴化教谕。在此期间,经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1902年,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改变了当初否定设立经济特科考试的初衷,决定第二年开考。

 

1903年(癸卯),胡玉缙44岁,应经济特科考试。当时全国录取仅28人,其中一等9人,胡玉缙是9人中的第6名。顺便说一声,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也是这一科录取,是第8名(9人的名次如下:袁嘉谷、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该年,官湖北知县,入张之洞幕府。

 

光绪甲辰(1904)东游日本考察学政,著有《甲辰东游日记》。丙午1906年,调任教育部主事,升为员外郎(从五品)。戊申1908年,被聘为礼学馆纂修。参与重修通礼之事。

 

1910年(宣统庚戌)二月,时50岁,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张文襄有言在先,被聘为教员。讲授《周礼》,编撰《周礼学》讲义(见《周礼学自叙》,《许庼学林》240页)。其间,民国初年经学研究颇有成就的陈汉章为其学生。

 

可见胡玉缙在清朝末年,应是学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并非无名小卒。因此,蔡元培才会器重他。否则,把一个国家初创的博物馆交给一个无名小卒,不免有点过于轻率了吧。

 

 

进入民国时期,他在博物馆筹备处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当时存在其管辖之下的满清内库大档

 

该档原存清宫内库,宣统末年,本拟销毁。经罗振玉等建言、努力,方得留存(参见罗振玉《集蓼编》即《雪堂自传》28-29页,载《罗雪堂全集》第五编,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1977年)。

 

1913年历史博物馆接收上述档案。存于文庙敬一亭。所以管理这批档案,乃胡玉缙管辖下的份内之务。

 

关于民国初期这批档案的管理,曾在教育部任佥事的鲁迅先生在1927年写的《而已集》中有所提及。鲁迅文中的锋芒,对当时的教育部的管理,负责人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行为,颇加指责。考其文义,别有所指。对于胡玉缙,应该说还是笔下留情的,称他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究旧学,并且

 

(下转10版)

 

(上接9版)博识前朝掌故。说他为了保存敬一亭中的大内档案,颇为担忧,生怕被盗被烧(见《而已集》所载《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写此文时,胡玉缙已经离开了博物馆。

 

其实,对于这批档案,胡玉缙是出过力的。

 

19227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三版,载有当时胡玉缙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封短信。因为档案移归北京大学的研究所,所以他写信谈档案的整理保护。信中谈到了自己在任中,曾和馆员一起,打开装档案的麻袋,其中文书多所霉烂”“尘秽不堪,着手不易。并商之社会司长夏穗卿(夏曾佑)。因该档案移交到北大研究所,因此提出希望按如下步骤整理:1,曲者铺平掖直,断者接好。2,按朝代年月日成束,分列插架排列。3,然后由学者编撰整理。

 

当时,胡玉缙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在一个世纪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前后的时代,一个照现在来说已过退休年龄的国家博物馆负责人,和属下的馆员一起搬弄书库中的旧麻袋,翻找整理霉烂旧档案。我想,很难说胡玉缙在任上只是袖手旁观,失职放任吧?

 

胡玉缙从博物馆离开,转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这或许和1916年以后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也有点关系。

 

同时,他因曾在清政府的京师大学堂任教,和清朝当时有影响的学界元老,柯绍忞、江瀚、王树柟、卢弼、夏孙桐、邵章、孙雄等多有交往。总之,在民国初期的北京学界,胡玉缙是位有知名度的学者。

 

胡玉缙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固步自封;或忙于应酬,成为专职的社会名流,而是持之以恒,在学术领域跋涉耕耘。

 

 

1925年前后,国内和日本的一些学者重提清末学界的旧案,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胡玉缙参与其事。

 

说到对《四库全书》的补充、考证和研究,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四库学,其实早在18世纪末叶,清朝嘉庆时期就已见端倪。

 

嘉庆四年(1799),阮元任浙江巡抚,发现有不少《四库全书》未收之书,于是就注意收罗,后来选其中的宋元善本、名钞进献朝廷,这就是现存的《宛委别藏》。又编有《四库未收书提要》(即《揅经室外集》)。此后,多有人对《四库总目提要》或《简明目录》进行了补充和考辨,如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末的陆心源家中收了很多书,也有此愿,并且撰写了《正纪》二卷,但是在清朝官场上跌过跟斗的俞曲园,曾劝其慎重。对此已经有不少专论,不赘。

 

胡玉缙先生在光绪末年(戊申,1908年),也曾建言续修《四库提要》,未有结果(见《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1250页)。辛亥鼎革之后,顾忌斯解,他始得放手从事此事。用数十年之力,为之补正(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1228页)。所以,1925年,中国和日本学界有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事,他参与其中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关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修过程和中日双方参与者的具体情况,笔者已有专文叙说,见拙文《关于撰修骉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稿骍的人和事》,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6期,179-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又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中华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539-552页,2013年)。

 

根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本方面的实际负责人桥川时雄的记述,胡玉缙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做了很大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最初发凡起例、确定编写方案的实际主事者,就是胡玉缙。

 

其二,在最早参与此事的学者中,他出力最多,在编纂者中,所处的地位、享受的待遇是最高级别的。据桥川说:

 

在最初,中国方面参与这件事、在运作中所处地位最高的有三人:柯劭忞、胡玉缙、江瀚。他们月薪每月100元以外,著录提要一篇稿费30银圆,存目提要一篇20银圆。稍后的明伦、杨钟羲等,没有月薪,稿费也同此例。

 

在编修中,胡玉缙主要参加了经部和子部的工作,主要撰写有关礼学尤其《周礼》那部分。

 

其三,面对初期进展甚慢的状况,是胡玉缙首先提出要进行改革,改变方法,采取稿件和报酬挂钩的方法,才促进了事业的实际开展。

 

桥川说:1931—1932年间,《续修四库全书目录》的做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重新改造了研究体制,实际上,这是胡玉缙首先提出来的。他提出:像现在这样做下去的话,工作永远也完成不了。只是拿干薪,真感到可耻。(见《桥川时雄的诗文和回忆》309页,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于是改变方法,采取取消月薪,把稿件和报酬挂钩的方法,促进了事业的开展。否则,现在未完全完成的这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知会成何模样。

 

后来有学者问起当初的情况,桥川认为,只有胡玉缙是确实的学者,目录版本专家,他起的作用最大。这虽然是桥川一人的见解,但胡玉缙的作用,当可想知。

 

我想,编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最初意向,或许和他正在撰写的《补证》有关,而且他是少数真心为此项目出力作而不仅仅是为稻粱谋的人。在1931年以后,中日关系日见紧迫。有的学者表示,自己参加这项工作,不无稻粱谋的动机。但是,据桥川说:胡玉缙等二三人,认为不费力气写的东西,不要稿费,提供了不少稿件(上引《桥川时雄的诗文和回忆》310-314页)。

 

胡玉缙在1931年,曾再次东渡日本。居于当时的驻日公使馆,和公使汪荣宝论学。关于第二次赴日的时间,《法言义疏叙》称在辛未夏,余再渡东游(见《许庼学林》273页),考辛未1931年。汪荣宝归国后,曾拟编有关《说文》之书,开列书单,胡玉缙为其采购数百种,活跃在学界。

 

关于这一时期胡先生的研究,国内学者如何评价呢?

 

记得以前翻阅金庸主编的香港《明报》月刊,其中载有牟润孙先生写的《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写到:蓼园先师尝说:我的两个门人中有两人致力于《四库提要》。一是胡玉缙(绥之),另一人就是季豫先生(余嘉锡先生)。牟润孙赞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之精密宏博,而余先生先说:不然。我的经学功夫不足。这大概是有所指的吧(《明报》月刊1986年三月号,53-56页)。

 

这里的蓼园,乃是柯劭忞(1848—1933),为民国年间清史馆的负责人。余嘉锡在1928年前后进清史馆,牟润孙是1931年进清史馆从柯劭忞学的(见《被隐蔽的新亚学人》,《东方早报》引用日期2015-

 

(下转11版)

 

(上接10版)07-1),他和牟润孙的对话,当是在上一世纪30年代所说。

 

可见当时胡玉缙研究《四库全书》在学界的影响。

 

到了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感到时局的变化,且自己年纪也大了,于是离开了生活近40年的北京,南迁苏州,在苏州光福的镇虎山桥安居。拥书著述,闭门谢客。该地离清代著名学者惠栋四世传经的东渚不远(王欣夫先生认为他离京是反对日寇侵略)。

 

这时,胡玉缙专心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撰述。他深感此事即使有五百年之寿命,亦不能尽。只想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也就是尽力而已(《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1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表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

 

1940714日,胡玉缙因病去世。临终前,把遗稿托付给他的后学,也就是王欣夫先生(见《许庼学林》载王欣夫《吴县胡先生传略》中华上编,1961年,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前言》)。

 

 

王欣夫先生受托,整理胡玉缙先生的遗著,在学界又引发了另一段纠葛。

 

胡先生临终前,关于遗嘱之事,除家人外,函告了湖北的卢弼先生。这是因为,他和卢弼之兄卢靖同出黄彭年之门,和卢家有多年交往之故。卢靖(1856—1948),湖北沔阳人,号木斋,数学家,藏书家。曾任保定大学堂监督,直隶提学使,先后创办天津、保定、奉天等图书馆。民国后,出资创办学校,1927年,出资建立南开大学图书馆。抗战时,向西南联大捐资(见《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6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

 

卢靖本想编制《湖北丛书》分为三编,分别为四库著录者,四库存目者,四库未收者,似乎也和四库之学有关联。胡、卢不仅有私交,在学术上也有交集。

 

王欣夫先生受托之际,正逢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加上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三年的解放战争,世态动荡。如卢弼所言:欣夫于戎马仓皇、历年兵火之际,仍保持绥之遗稿,如护头目。十余年中,编校缮写,心力交瘁。百折千回,始终不懈。(前引卢弼《许庼遗书序》)虽想要把胡玉缙先生的遗稿整理刊印,但因数量巨大,整理不易,数年未成。

 

1936年胡先生离京之时,有画家汪孟舒(一作凤舒)为他画了一幅《绥之雪夜校书图》。当时学界名流纷纷在画上题跋。其中包括杨树达等先生。

 

胡先生去世后,藏书散出,颇受有关学人关注。王先生曾说:邑有某人者,好收前人稿本而锢藏之。及胡书散出,求遗稿不得,而闻在余处,则大怒。遂腾谤谓余掠夺而乾没之。

 

此说传到北京,汪孟舒闻传言,信以为真,以为有人干没胡先生遗稿,于是在自己画的《绥之雪夜校书图》上,再加了一段题跋,措辞颇严,意思是藏书被人取去,多年未出,云云。

 

此后,汪孟舒把加上了措辞颇严题跋的《雪夜校书图》,再请卢靖题跋,被卢弼见到,大出意外,因为他知道胡先生遗稿托付给王欣夫,也知道王欣夫在努力整理。发现其中存在误会,于是就以详情告汪孟舒。同时函告王欣夫,促其争取尽快刊出(以上,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1229页)。

 

王先生见到卢弼来函,颇为吃惊,但面临实际经济困难,于是就致函卢弼,实情相告。卢弼闻知后,帮助王先生凑集资金。当时卢弼正巧卖了自己的藏书,有点余款,捐出。此外,又请自己的兄长卢木斋出资相助,把凑到的款项,都寄给王欣夫。

 

王先生收到的资金,约为印书所需当时预算四之一,他自己又募资。但是,当时上海市面上通货膨胀,物价飞腾,钞票贬值,王欣夫先生收到的那些钱,一下子贬得所剩无几。所谓不料时局骤变,币制更屡变,致折触无余(以上有关引文,见卢康华《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第五函。近日复旦大学卢康华同学见示)。

 

恶币骤落,时人多咎欣夫措置失当。(卢弼《许庼遗书序》)于是,便出现了更苛刻的风评:意思是王先生不仅乾没遗稿,还借此骗取钱财。王欣夫先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深感自己不善经理,深媿无以对诸公之热忱

 

同时,他自认扪心无愧,不顾风言风语,继续努力,想要把胡玉缙的遗稿流布于世。曾想请友人过录数本以传,但终因数量众多而未成。又想通过当时在合众图书馆的朋友顾起潜先生先蓝晒一部存馆,以表明遗集早已编成,并非讹诈(见《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第五函),但此事最终也没有结果。可谓到处碰壁,道路坎坷,举步维艰。

 

 

上世纪50年代,王先生转到复旦大学任教,生活比较安定,得以安心推动胡玉缙先生遗稿的出版。

 

此事得到中华书局的支持,在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庼学林》。卢弼在《许庼学林序》中说:王欣夫写定了《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续编》《许庼经籍题跋》五种,陆续校印

 

1964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排印出版。出版以后王先生把所得稿费,用来归还当初募集资金的援助者(《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1229页)。

 

胡玉缙先生遗稿的主要部分,终于问世。王欣夫先生也放下了压在肩头多年的重荷。关于参与王欣夫保存、整理、刊印胡先生遗稿之事,卢弼先生有诗曰:千金一诺重千斤,胡叟遗编重艺林。卅载神交劳梦寐,文章道义结知音。(见王欣夫先生《蛾术轩日记》1966625日)作为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大致可落下帷幕了。

 

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其一,当年指责王欣夫先生的,是何人呢?王先生稿子中未详其名。

 

近日有王欣夫先生的信札书函在世间流传,据卢康华《新见王欣夫先生致卢弼函十通释文》所载资料可知,其中有徐行可(恕)先生(见第四函)。徐恕(1890—1959)字行可,湖北武昌人。富家子,以收集书籍,尤其是名家抄、稿本闻。治学广泛,金石考证、经史诸子,目录志略,多有研究。收集大量稿本、藏书。殁后,所收典籍、文物,捐赠国家,现存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见《续藏书纪事诗》4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从徐行可先生的言论中,可见当时社会上,主要是在学者圈中,确实有着各种对于欣夫先生不利的传闻。但胡玉缙先生的遗稿得以保存、整理、出版,王欣夫先生之功,实不可没,可谓不负先生之托。

 

其二,《许庼学林》的扉页,标明许庼遗书之一,那么除了已经出版的《许庼学林》之外,胡玉缙还有没有其他的著述呢?王欣夫先生编辑的许庼遗书的全貌如何呢?

 

胡玉缙的著述,实际上除《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刊出之外,还有不少未刊。

 

王欣夫先生又陆续整理编辑了遗稿,收集了其他的遗著,编成了《许庼遗书》,据笔者所知,胡玉缙先生的著述有:《榖梁大义述补阙》七卷,此书原来假名弟子张慰祖刊出。《说文旧音补注》一卷《补遗》一卷《续》一卷《改错》一卷,《甲辰东游日记》一卷。

 

加上王欣夫先生收集、整理编定的有:《释名补疏》(一作《释名疏证》见《许庼学林序》)、《独断疏证》《新序注》《说苑注》《论衡注》《读说文段注记》《金石萃编补正》《金石续编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二十四卷,还有《许庼经籍题跋》二十卷,《许庼遗集》十六卷,《许庼随笔》八卷等(其中有些内容或已收入《许庼学林》)。其中的《许庼经籍题跋》定稿本已经送交出版社,编辑也做了整理,不知何故,未能刊出。现在,此最后的排印稿本仍在。

 

《许庼学林》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刊出后,到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2002年出版了《续四库提要三种》。其中两种是《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许庼经籍题跋》,俱按经、史、子、集,各为四卷。又有吴格教授从齐鲁书社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录出胡先生所撰的85篇提要,题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稿》。

 

王先生整理的胡玉缙先生的稿子,有的存于复旦图书馆,有的在笔者处,有的可能已经散失了。胡玉缙先生的著述,作为《四库全书》以后,个人编著的最重要的四库学论著之一,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学术遗稿,有志者或可再收罗整理出版。编成的《许庼遗书》未能全部刊出,或是王欣夫先生未竟的遗愿之一。

 

关于胡玉缙的学术成就,叶景揆(1874—1949)曾有这样的评价:精于四当(按:章钰),鬯于笺经(按:曹元忠),博及群书,语有断制,非但以著述为长者。此老真不凡才也。

 

王欣夫认为:胡先生早岁专力治经,卓然经师。继乃博览群书,不薄今人。两渡东瀛,所见益广。每发议论,洞澈古今,明通切实。惟深于古者能不泥古,达于今者能不趋今。岂与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并论哉。时代迁移,虽或于今不合,然在光、宣之间,实为通儒。(见《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1394页)

 

百多年来,胡玉缙的人生和著述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胡先生及其周边交往的不少学者,可视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天空中的一团传统的星云,当然,这块星云没有新出现的流星雨那么耀眼,那么被人关注。随着时代变迁,渐行渐远。他们之间的纠葛缠络,相互影响,也渐渐淡出了学术的视野。

 

但是,他们确实存在于中国学术的长河之中,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对于社会变化的态度,他们的成果、他们的缺陷、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和逐步消逝的苍凉,都是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和学术遗产。对此加以吟味、斟酌、思考,或许才是回眸这远去星光的意义之所在,才是值得今人和后人回味和深思之处。(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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