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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剔除“学术垃圾”的一点浅见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04月01日第16版 更新时间:2019年04月02日

创新很难,而制造垃圾则很容易。大多数学者都已清楚地指出:现行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制、期刊体制,是造成我国学术垃圾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大力呼吁剔除学术垃圾需彻底改革评价体系。但是,要改变现行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和期刊体制,只有国家相关部门有这样的权力,用中国古语来说,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作为单个的学者,除了呼吁之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由,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垃圾继续泛滥下去吗?如果认为不能如此消极无为,我们就必须从我做起。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正心诚意做起的意思。换言之,作为学者个人的“正心诚意”,最起码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制造“垃圾”是恶,不论大小,都不能去做。进行创新是善,不论大小,都应当努力去做。

 

不制造垃圾,不仅是绝不能做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之事,而且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大厦增添一块砖、一片瓦,而不是倾倒一堆废料。

 

要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就要知道学术创新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今天我国撰写学术著作似乎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的。

 

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非常艰辛。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十数篇至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一个例子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这本书是多年来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创新性的研究艰难如此,所以只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才能做到。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只有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把学术当回事,而不是玩学术,或者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某种好处手段,这样才能够进行创新。

 

我到清华任教以前,对清华著名的土木工程系和建筑系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清楚。到了清华之后方才了解到原来两者虽然都是做建筑的,但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简言之,建筑学是设计房子的形状,而土木工程学则是制造用以盖房子的各种部件。

 

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是正如历史学家王笛在讨论中所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所谓碎片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

 

在史学研究中,大多数人是应当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做建筑师的工作当然只能是少数。就做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或者说就是学术垃圾准学术垃圾,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这种成果就是创新。

 

相对而言,做问题研究,比较容易出真正的成果(即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关心问题。王国维提出治学应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弊。曾对清儒治学多有批评的顾颉刚,后来也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这些先贤的话都颇有深意。一个学者不论做什么研究,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只要自己做的工作是创新,成果都是大成就。如果能这样想,就可以从做起,从我做起。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从题目做起,认真发掘新资料,使用新方法,就能做到有所创新。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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