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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弘:如何通过节日来进行政治宣传——简评《革命与节日》

作者: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更新时间:2019年05月10日

近几年来,革命节日的研究成为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亮点,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韩晓莉的《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的文化生活》则是这方面的最新著作,该书内容丰富,对华北根据地的节日生活做了深入地探讨。另外,该书的另一意义在于揭示了节日中的革命与日常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探讨尚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革命节日研究的价值

 

革命节日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首先,节日本身是民众日常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作者所说,节日对民众的重要性还在于以节日为中心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文化、传说、神话、仪式活动乃至食物等相关的信仰和生活体系(第1页)。的确,对民众来说,节日本身是多层次的,如果把节日想象成一种结构,那么其中包含的问题就非常广泛了,也正因为此,节日研究并非历史学的专有话题,而是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共同关注的对象,这些学科都在关注在历史上的变化和体验。对此,作者在导言中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但作者明白本书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第230页),即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革命政权改造下的乡村节日生活进行考察。(第230页)

 

另一方面,革命节日因为有了革命的面相而与传统的节日区分开来,革命节日研究的另一意义就突显出来了,即:这一研究是否能够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的革命政党,对中共来说,动员的手段、方式无不令人称奇,从节日的角度可以看到“革命动员无假期”,不管是在春节还是在其他节日,中共都能把节日改造为中共文化教育的媒介和孔道(第2页)。因此,本来作为一个民众日常生活的问题转而成为一个涉及中共社会治理的政治史的题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节日的研究意义就突显出来了。

 

最后,还要看到,对节日的改造和利用并非自中共开始,其他的政治力量也在对春节进行改造和利用。换言之,这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总体工程的一部分,革命介入日常成为近代以来的趋势,中共的改造和利用自然也是这个趋势中的一部分(第1—2页)。因此,通过对中共根据地节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同与不同,从而深化对中共革命史的认知。

 

当日常遇到革命

 

对节日和革命的研究因为革命节日的存在使得两条轨道上行驶的火车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新事物,如何看待这个新的事物,如何去解剖这个新的事物,是节日研究的中心内容所在。

 

从本书的叙述来看,在节日问题上,民众日常与革命有着多重的互动过程和历史变化。如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处理公历新年和旧历新年的关系,作者认为作为传统的节日对民众日常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民众对这些传统的节日也有着极高的热情。即使在战争年代,民众仍然以传统的方式延续这过节的方式和生活,显示出传统的巨大力量(11页、14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了一种现象,1944年,《新华日报》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内容是因过年走亲戚太过费钱、费时,因此建议政府下令禁止走亲戚,最后报纸回复: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旧习惯,无法通过政府下令改变。(第19页)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以往在节日研究中常常强调传统的力量,但是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内部变化”重视不够,事实上,在战争年代,民众的日常生活本身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既非完全传统的延续,也非政党力量的强力介入。更重要的是,这种“内部变化”恰恰成为政治力量介入的“点”,从本书后文可以看到中共通过倡导节俭的原则而介入到对节日的管理中,这正是中共的特殊之处。从中共革命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这样的“点”并不少见,但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

 

当日常遇到革命,当然不是仅仅有冲突,更多的还是二者的不断融合,如作者论述了中共对传统节日从分立到合作的态度变化,新节日从冷清到热烈的变化,而且本书不仅论述到中共本身,还注意到中共与民国政府政策的延续和变化(第31页)。在中共革命逐渐深入的情况下,对节日的介入逐渐加强,从加入到利用再到改造,呈现出中共革命节日的鲜明特色。

 

像“风”一样前进

 

中共革命与传统节日的介入,首先体现在对节日内容的把控上,以传统的旧瓶装革命的新酒,实现传统节日的“柔性改造”。在对节日的介入中,中共逐渐发现节日是一个政策下沉的突破点:“抓紧旧历新年的有利时机,积极广泛地开展文化娱乐工作,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动员、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工作,通过各种艺术的形式,而深入全边区广大的群众中去”。(第35页)因此,中共开始对节日进行全方位的改造。

 

如加强对节日娱乐节目的训练和组织,特别是加强对农村剧团的改造与利用。剧团、曲目在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要高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中共通过改造曲目、创造新剧加强政策的实践和落实。与此同时,中共还创造了很多新的节日,如三八节、“红五月”与“七月节”等,不仅增加了民众日常的内容,而且更增加了中共政策教育的渠道(第105——166页)。

 

从以上作者的梳理逻辑可以看到,中共通过对传统节日的改造和利用以及新节日的创造打开了中共政治教育的渠道,双管齐下,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目的。作者认为:“通过对中共治理下的华北根据地节日生活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战争环境下乡村节日的改变,也能够发现以政权力量为主导的文化改造背后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的较量整合,以及政府以节日为中介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第235页)

 

笔者同意作者的这一判断,在此基础上,笔者希望进一步追问的是革命与日常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帮助中共革命走向了成功。在此,笔者借鉴王汎森教授的“风”的理念(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笔者认为革命与日常之间是一种像风一样的裹挟着相互前进,在节日问题上可以看到,既有传统节日的延续性的前进,也有新节日的不断发展,新中有旧,旧种有新,新旧之间相互裹挟,就像两股缠绕在一起的风一样推动着革命走向成功。

 

综上,无论是从问题意识还是文章的论述来看,本书都是近年来关于节日研究的优秀著作。不过,笔者不揣浅陋,希望提出一些建议。革命节日的问题应该说不仅仅是一个中共革命史的问题,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法国著名学者莫娜·奥祖夫就有名著《革命节日》,其中谈到的很多问题都值得借鉴过来进行思考,如对相互对立节日的探讨(100页),对民间节日到革命节日如何过渡的思考(332页)等。因此,如果能够通过中共根据地的研究与这些研究进行对话,相信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其次,作者通过对革命节日的详细梳理为读者展示了一个节日文化的长卷,给人以很大启发,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发现和使用一些“概念”对文中的问题进行概括相信会有更大的启发性,其实文中已出现一些作者的思考,如柔性的改造等。当然以上只是从读者角度的吹毛求疵,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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