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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学术体系建设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更新时间:2019年08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

 

总书记这里提到的八个主义,与20世纪直到今天的西方史学,都具有或直接或间接、或鲜明或晦暗的关系。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人们谈论当代西方史学的第一话题与核心话题。关于这一点,邓京力教授在《近20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作了比较充分而细腻的揭示。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目前社科界正在抓紧进行三大体系建设。三大体系建设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总书记同样作了系统性的论述。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这些系统性论述中的一个方面,亦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命题。

 

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

 

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他还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19日)

 

在这里,总书记阐明了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如何“吸收外来”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把总书记的指示落到实处呢?很显然,前提是对“外来”的东西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有了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才能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邓京力教授等学者撰写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恰好对于人们了解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情况提供了便利。我们知道,类似的书籍,已经出版许多种,既有翻译的作品,也有原创的作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国学术界一直有学者热诚地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但是,邓京力教授的著作,依然有其鲜明的特色。其中让我印象极深的一点,就是作者对于通过研究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以强化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建设的理性自觉,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作者的态度既不是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也不是不讲道理地一概排斥,而是采取了细读、分析、比较、对照、批判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思想与学术当中的重要意义。恰好,在本书中,有好几处都提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界标性。书名中的所谓“近二十年”,其最直接的时间比照节点,就是这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切近地说,亦即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当代西方思想与学术思潮而言,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界标。这个时间界标到底重要到怎样的程度?书中也在若干地方作了提示,不过最具有形象感因而也最亲切的一个提示,出现在对德国思想家吕森的访谈中。吕森是中国史学理论界很熟悉的一位人物。早在1995年,笔者就曾在海德堡大学魏格林教授主持的中国史学史国际研讨会上,见过此人。

 

吕森表示,在向传统挑战和断裂的号称“创立新世界”的那个70年代,德国历史研究陷入了危机,而史学理论研究迎来了“全面辉煌的时期”;吕森说,他这一代学者,恰好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成为了教授,“并且力图开创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第287页)。

 

吕森的回答,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切片,却是一个真实的映照。确实,直到十年前,西方学术界的当权派,差不多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妨更宽泛地浏览一下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会罗列出许多具有标识性的文化事件,其中既有重大的史学事件,也有与史学发生了重要互动关系的人文事件。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学说就出现于70年代(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年鉴学派则在70年代发生了从地窖(经济、人口)到顶楼(上层建筑)的更迭(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语义学在70年代重新获得活力(约翰·V.康菲尔德主编:《劳特利奇哲学史》第十卷《20世纪意义、知识和价值哲学》);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与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均出版于1973年(第29页),等等。

 

最终,这些文化事件汇集成为巨大的合力,也就是凝聚成为一个共同的分母,让我们看到,到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人文学界,似乎在整体上都诗学化了。借用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的概括来说,就是一切珍贵的标准的老“哲学问题”,都被显示为我们心爱的诗歌和小说中的隐蔽程序了(理查·罗蒂:《解构和回避——论德里达》,见《哲学和自然之镜》)。这种情形反映在历史学领域,则发生了本书所概括的那种情况:“解构主义特别突显了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包括揭示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与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第60页)

 

由此可知,我们要研究21世纪的西方文化、学术或思潮变迁,包括研究近20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在内,至少要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着眼。依照英国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解释,70年代首先意味着20世纪这个极端年代的第二个时期的结束,也就是二战结束后25年至30年所谓黄金时期的结束。霍布斯鲍姆认为,二战后的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的历史时期。”此后,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70年代以及“伤痕累累”的80年代。他说:“1973年后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入不安定的历史。”(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

 

霍布斯鲍姆的概括,是针对20世纪的整体特点而发出的,却让我们感到更像是点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扼要”(“扼要”这个词借用自钱锺书先生)。他还说:“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这个断语立即让我想到本书第87页所指明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即“强调过去与历史之间绝对的断裂。”它发生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本质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化与文明中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后现代主义涵盖了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致中国读者》,见《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它带来了思想震撼,也带来了新的犬儒主义,但它首先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亦即所谓现代性)的反抗。

 

总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化领域的所有场景,都直接与上世纪70年代所开启的新变化具有逻辑上和事实上的连贯关系。就历史学来说,诚如本书之所揭示,70年代之后,“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其核心内容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日益渗透进历史研究的实践领域”(第83页)。与之相伴,微观史学由产生而达于鼎盛期(第205页)。要对当今的西方文化现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需要将70年代以来的一脉相承性梳理清楚。

 

我们在这里强调70年代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重要考量,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总体上也可以划入70年代的范围。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大体上依然可以说,西方70年代后的新转型,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同步。这样,经过40年的发展和沉积,会发现,包括史学理论在内,西方新转型所带来的许多理念、思想乃至视角、方法,已经或明或暗地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化中来。这种介入的基本韵律,基本上说是越来越浓重的。那么,它的具体情形如何呢?我们看到,邓京力教授在这本著作中,试图通过对几部汉学著作的分析,具体而微地揭示“后现代方法在中国史领域的适用性”(第187页)。书中指出90年代后,在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明显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中国史研究”(第188页)。其所带来的后果,便是所谓线性进步史观、民族国家观念、科学理性观念等等被打破,代之而来的是“以全球史为背景的多元现代性的中国史。”(第201页)书中提出:“也许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正在考验我们对自身已有的知识理论的批判反思能力,考验我们是否极其自觉地意识到我们身处的局限;同时,它也考验我们在摆脱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全球化的现实面前,进行多元文化的建设能力与创造力。”(第203页)作者所给出的正面意见是:“当代中国史学应当可以摒弃各种偏见,将后现代的挑战视为一种自我反省和提高的机遇,既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发挥传统优势,又继续保持一种开放和大度的理论视野,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多种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深具底蕴而又带有自身风格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第204页)我觉得,无论我们是否赞同作者的这种观点,但它都是作者高度的学术体系建设意识的一个体现。

 

学术体系建设表明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时代需求与理性觉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主性”应该是这一建设最鲜明的标志和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本土化”的自觉。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当然需要对40年来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总结和研究。

 

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文化变化,经过二三十年的演变,到90年代和世纪之交,又有新的变化。这些最新的变化,较之70年代的状况,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这不仅因为它距离我们最近,而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其中许多文化事件,已经直接与我们相关。邓京力教授的这部著作,就集中对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所发生的“整体性变化”、提出的新问题,作了点题性的揭示。其中涉及的一些国际大牌学者,不仅到访过中国,而且与一些中国学者开展共同研究。由此可见,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书中,邓京力重点围绕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命题及其所衍生的相关问题,从理论趋向、史学理论家、历史书写三个层面,作了多方向合围性的介绍和评析。它虽然以史学史的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质上却属于史学理论研究。因为,书中所关涉的内容,核心在于历史学的理论基础,亦即历史学的性质。正如书中所说,“西方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更加积极地对历史研究的性质、原则和方法做出反思。”(第31页)因此,后现代主义所涉及的不是枝节末叶的技术问题,而是足以颠覆人们以往所认可的历史学的学理基础,“直接触及了现代西方史学长期建立起来的核心观念和主流范式,影响到历史研究中那些既有的史学规范和传统。”“让史学家隐约听到了自己学科的丧钟。”(第31页)因此,带有釜底抽薪的属性。关注、研究与回应他们,是因为“其中孕育着21世纪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如果不关注这些问题,不勇敢地回应后现代主义,就必然处于盲人骑瞎马的状态。

 

关于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后果,作者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一方面,它的积极方面被强烈地得到吸收,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予以克服,由此出发,西方史学在“探寻可能容纳多种视角与方式的、更具综合性”的发展道路,“融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角,即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或弊端,同时又试图以现代史学的成熟体系规训后现代思想的割裂、叛逆、非理性等极端特征。”(第46页)就书中所介绍的立场和观点而言,我觉得,伊格尔斯和吕森的中间立场和见解,应该更能够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书中关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被超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了的观点,我认为都是很切实的结论。

 

总之,我认为,无论后现代主义多么锐利和刁蛮,都没有颠覆掉历史的客观性,都没有化解掉历史的本质。对此,笔者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过分析,兹不赘言。不客气地说,越是把后现代主义讲到极致(例如它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与拒斥),历史学的客观性就愈加得到彰显。此外,后现代主义与唯物史观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唯物史观是历史学这棵大树的树根与树干,后现代主义只在这棵大树的树枝与树叶上做了些事情(这是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施密特用过的比喻)。树枝会脱落,树叶会凋零,但大树依然耸立。

 

我对本书的建议是,考察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当代西方哲学、诗学等领域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这样说,当前西方的重大学术思潮,都是没有明晰的学科边界的,而是充满了相互渗透和撩拨。史学理论既受制于这一整体状态,也是这一整体状态的共谋者。比如关于微观史学,或如其批评者所称的那样,碎片化的史学,其理论基础,显然来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再如,关于思想史研究中作者意图、生平与其文本的关系问题(第73-74页),即与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巴尔特等人所极力主张的“作者之死”“意图迷误”等主张不可分割。关于文本与社会的相关性、对于史学文本的修辞学分析,则与文艺理论领域的形式主义、文本中心论等等相关。至于历史阐释与阐释学的关系,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相关的论题还可以再拓宽、更深化。

 

总之,我们应该树立更加强烈的思想自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加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把这项伟大的事业做好,就需要把我们的学术梳理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考虑得更周密一些,将总书记的指示落实得更具体一些。

 

(作者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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