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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益昉:梁启超医案和我国首位哈佛医学博士

作者: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9年08月02日 更新时间:2019年09月06日

Nephrectomy是一个相当冷僻的医学词汇,即肾脏全切除术。如果要厘清梁启超当年的手术事故,即坊间流传的错割右肾,阅读英文原版史料是必须的。在1926年的北京协和医院,英语是官方语言,所有文件均用英语记载,包括主刀医生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些原始材料中了解一下梁公的主刀医生,也即中国首位哈佛医学博士刘瑞恒(J.Heng Liu MD)大夫。

 

当然,不少患者也娴熟英语,比如梁启超就曾以英文释疑病情。但是,有关梁启超医案的细节,长期以来所流传的,大都是一面之词,主要信源来自梁氏的朋友圈。其中火气比较大的,要数陈西滢、徐志摩等一班热血后生,他们在《现代评论》和《晨报》上刊发文章,大骂协和医院。出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一个肾脏的梁启超本人却十分谨慎,并未放任事件升级。

 

1926年度的协和医院年报,截至当年6月,协和医院外科仅施行过两例肾脏全切除术,其中包括梁案。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20世纪初期,再好的医院,也是不敢轻易承接肾脏全切除术的。这台大手术要从后背部切割到前腹部,留下刀疤足有尺余。医生接手该手术极其小心,尤其在以严谨为座右铭的协和医院。因此,若指责医院和医生孟浪,未免过于简单粗暴,更何况,手术是患者要求的。

 

梁公的这台大手术请了刘瑞恒医生主刀,梁公好友力舒东医生(Zung-dau Zau MD)也功劳不小,亲自担当主刀助手。刘大夫于1915年获哈佛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首先任职于上海哈佛医学院,即当年的红十字医院,也即如今的华山医院。只不过,上海哈佛医学院昙花一现,只存在了短短六年(1911—1916)。近百年来,从这座古老的建筑里,走出一代又一代西医后学,如今不少人已经成了医学界精英,因此,医学界素有上医的品牌。

 

为梁启超主刀时,历经麻省哈佛与上海哈佛双重医学训练的刘大夫,正值36岁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他同时还担任着北京协和医院挂头牌的中国籍专家,为协和执行医务总监,业务水平仅在一人之下。要知道,是年的小洛克菲勒,也还只是协和董事会里资历尚浅的成员。

 

彼时适逢多事之秋,军阀火并。刘大夫在其执笔的1926年外科总结中说:

 

过去一年的内战,使外科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用尽科室所有资源……有好几个月,外科病房就像野战医院……是年有三位医生休假,他们是外科主任泰勒教授,外科副教授韦伯斯坦博士和外科高级助理约翰查博士(北京协和医院第十八次年报,1926年)。

 

火线边缘的刘大夫责无旁贷,独自担负协和医院外科重要业务。

 

在舆论将错割右肾炒得火热时,梁启超及时用英语和汉语两种文本,出面平息事态。他在当年62日的《晨报》上列出诊疗细节,首先排除输尿管和膀胱疾患——“再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按他的说法,所谓的肾功能检查技术,能自如控制肾脏分泌,分辨左右两侧排尿状况,即使现今的泌尿科专家,也从未听说过如此这般的临床检测。最后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隔行如隔山,从这些叙述看见,梁启超显然误解了医学新技术,肿瘤影像实为灰白阴影。

 

梁启超发表与其后学和追随者的呼喊相悖的文字,本意是可爱的,他要用自身的失败手术,为现代医学背书: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所幸的是,刘瑞恒大夫基本功扎实,病家承认术后康复相当成功,不过痛苦了十几天,没有高烧,未见感染。但是,由于梁任公有着自带流量的名人效应,有关手术粗糙的流言仍然广为流传。比如,费正清太太费慰梅  (Wilma Canon Fairbank)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也谈到了这桩往事,是书内容皆由口耳相传,为朋友的朋友所闻,研究者对此记录,一笑而过足矣。

 

有关手术失败的非议,始于任公术后持续的血尿。临床上,血尿病因涉及与内科、外科有关的多个人体生理,至今尚属临床难题。但当年医患双方迷信医用X光机,而器官造影术要到半个多世纪后才面世,所以彼时武断地推测血尿源自肿瘤,造成诊疗误差。梁启超最后不得不向女儿承认: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尽管患者怨言克制,但名人之痛,终究纠缠了刘瑞恒一生。

 

必须承认,尽管拥有中国医学史上首个哈佛医学博士头衔,而且长期担纲中国哈佛同学会会长,但刘瑞恒大夫的名字,在当下的医学界鲜为人知。至于他海归就职的首个东家——上海哈佛医学院,学界就更生疏了。这所世界顶级大学医学院的上海分部,虽然生不逢时,存世仅六年,却从未被哈佛大学遗忘,至今仍然能在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找到一手资料。

 

原始资料显示,作为教育机构的哈佛医学院来华办学,要比西医东渐过程中,来华设立医学培训的宗教机构足足晚了半个世纪,恰遇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变的转折时期[Peter kong-ming New etc.“Harvard Medical School of China,1911-1916:An Expanded Footnot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Social in Science&Medicine.Vol16(12)1982:1207-1215]。上海哈佛医学院开张时处境拮据,投入有限。不像稍晚在华面世的建制化医学院,能够获得商业大亨的主动解囊相助。这家世界顶级医学院,只能依附本地的尚不成熟的红十字会系统,借助上海红十字医院勉强开张。

 

截至1914年,上海哈佛医学院除了护士与管理人员,专业教师只包括了六位内科和外科医生。在校学生也仅有六名,美其名曰高标准择优录取,其实是报名者寥寥,总共也不过区区20余人,无法与本地老牌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争夺优秀生源。

 

但依笔者所见,本次中外合作的亮点,应该在于合作伙伴红十字医院方面。后者堪称晚清现代化探索的先驱之一,按照作者近年所作的思考,不妨将其归属医源性现代化先进典型。19世纪末期,医学人文精神在东西方同时传播,开始注重弱势群体的健康救助和医护关照,逐渐摆脱宗教传播导向下的医学发展路径。比如,通过医学技术支撑,由医学机构延伸举办的盲人学校、聋人学校等特殊照护(拙作《眼科·盲校·西医东渐》载《文汇学人》2018316日),本质上与红十字理念下的医学院建设一脉相承,此乃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在中国移植萌芽的迹象。

 

更值得一提的是被历史尘埃整整掩盖了一个世纪,几乎同龄的时代先驱——金韵梅(1864—1934)  和 沈 敦 和(1866—1920)两位医学前辈在中国医学史上的特殊贡献。两位宁波籍海归学人关爱生命的路径虽有不同,但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建制化建设,均功不可没。前者赴美习医,回国后行医并从事医学教育(拙作《雅妹豆腐100年,纪念先驱博士后》,载《赛先生》201726日)。后者求学英伦,深受医学人文救助的思想精髓影响,回国后得以实现夙愿,1904年在沪首创万国红十字会。沈敦和先后创办过上海红十字会时疫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兼任各所医院的院长(池子华等,《中国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合肥工业大学,2012年)。

 

据此,哈佛大学选中具有西学思维模式的沈敦和及其创办的医学机构,合作创办上海哈佛医学院,此种的逻辑依据是很清晰。据目前尚存的、以上海哈佛医学院名义发表的威廉·夏普医学博士论文(William Sharper   MD,  “Delayed Chloroform Poisoning”i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September.1912:273-276)为例,其研究主题关注工业化降临的职业病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聚焦人类社会未来疾病趋势,体现出哈佛学者的医学思维与学术格局,已经超越来华医学曾经充任的宗教侍女的卑微地位。西医东渐的现代化阶段,已经在当时慢慢地融入中华大地。

 

附记:上海华山医院徐建光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作者为上海健康医学院奥斯勒健康人文与医学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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