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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亭:坚守唯物史观 发展中国史学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新时间:2019年09月27日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悠悠岁月,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与文学、哲学并驾齐驱,高居“显学”之位,全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

 

70年史学实践唯物史观回顾

 

中国史学与社会发展同步,又与每个时段的政治变化息息相关。在史学实践唯物史观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不同的阶段,实际就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共17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领导下,史学界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史学新体系。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现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围绕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号称史学“五朵金花”,在全国史学界展开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学术大讨论。还有,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评价标准的理论探讨,到具体人物的评判,形成研究热潮。

 

在实践唯物史观的历程中,产生大量史学成果;同时,涌现出大批史学才俊,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跃登中国史坛,引领中国史学跻身于世界史林。如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尚钺等,各著不同风格的中国通史,完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构建;从秦汉到明清,各断代史代有才人出。

 

毋庸讳言,在应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成教条,套用到史料上,空论空议、“以论代史”成为当时的明显倾向。不过与史学主流相比,这类倾向并不影响史学的大发展。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文革”至改革开放前,史学实践唯物史观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在革命激情的推动下,史学界同各行各业一样,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读毛主席的著作;另一方面,将各种学术观点的表达,简单地等同于学者的政治立场。将历史上的人和事,简单比附于现实,此即当时盛行的“影射史学”,实际是把历史学当成政治的工具。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2019年,正好40年。改革开放之始,积极拨乱反正,改变以前的一切旧观念、旧思想,极“左”思想受到批判,重归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通过批判极“左”思想,消除思想障碍,史学研究发展势头比前一时期来得更猛烈,这突出表现在:各断代史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专史的成果成千累万。特别要指出的是,清史研究一向冷清,而改革开放后却异军突起,40年中,已出版清朝断代通史著作达17部。论文之多,也是压倒群芳。

 

史学成果之多,无需详列。但在实践唯物史观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一些研究者对马列理论缺乏系统学习,在研究中出现两种倾向:一是随心所欲,想当然,凭感觉;一是追求西方史学的所谓新概念、新说法。于是,在史学研究中,理论被弱化,研究只能流于就事论事,不见本质;史学碎片化,难见整体性或重大问题研究。改革开放40多年,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大改变,史学大放异彩,各种研究成果远超前两个时期的总和。但是,理论思维的弱化甚至异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回顾“历程”的理论思考

 

回顾我国史学实践唯物史观的70年历程,实有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认真总结,认真对待。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理论。同样,70年史学实践证明:唯物史观是指导史学的一条生命线,亦即史学的灵魂。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才使中国史学获得新的生命,最终将中国史学真正变成一门科学。

 

70年史学研究的过程,也是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以及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过程。实践表明,当我们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史学研究时,就能正确地解释历史,得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必然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与史学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经过社会的检验,我们将应用的唯物史观概括为三大要素:一是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三是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呈现出多样性。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个方面便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已在史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把唯物史观用得好,用得准确,其史学研究必深入,必能服人,经得起学术的反复检验,才显示出恒久的生命力。

 

学术争鸣,即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实践证明,这是学习与实践唯物史观最好的途径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掀起学术争鸣的热潮。所谓史学的“五朵金花”等,无不是在争鸣中发展起来的。小人物挑战学术权威,无名之辈也敢于“亮剑”。从本质上说,学术争鸣实则是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实际效果的检验,学得好,运用得当,必然在争鸣中技高一筹。反之,只能甘拜下风,唯有再学习,深刻领会,才能有望再占先机。

 

应该说,争鸣是发展学术的一大动力。这是第一时期的一个宝贵经验。可惜,改革开放后,争鸣逐渐减弱,以至今日,在学术界几乎看不到争鸣,谁也不轻易批评谁,谁也不轻易对明明是错误的观点或说法表示异议。经验证明:错谬大行其道,得不到应有的批评,正确的思想就无由表达,其结果,只能搅乱人们的思想。清初思想家李颙说过:“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可知学术之“邪正”,实关乎人心之“邪正”。学术之极端重要在此。

 

繁荣中国史学的必由之路

 

史学研究与共和国同步,共同走过了70年漫长的道路,又与共和国共发展,同繁荣,在助推共和国大变革中,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当然,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无法阻挡我国的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

 

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如何面向未来,继续发展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确立中国在世界史林中的话语权,是摆在每个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70年史学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我国史学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坚持唯物史观,是发展与繁荣我国史学的必由之路,舍此,无其他途径可走。

 

如前指陈,当下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理论思维淡化或缺失。欲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加强唯物史观的理论信仰,是唯一可行的做法。首先,必读马列的著作,包括毛泽东的书,如《实践论》《矛盾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没经历前两个时期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洗礼,要推进中国史学的新发展,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掌握唯物史观!其次,需要认真学习和解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将总书记的话语应用到实际史学研究中。

 

创新是关乎史学发展状况乃至盛衰的根本大计!不通晓唯物史观,观察历史时便无从创新,最多只能从事于对古人的重复书写而已。学术不创新,必然会失去生命。要创新,具有生命力,必回归唯物史观的指导!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清人总结前人治学,称:“夫学之不经世,非学也。”一门学问若不用于当世社会,就不是真正的学问。失去“经世致用”的意识,仅为学术而学术,随意拿来一题,既无史学研究价值,尤失理论认知,亦无“经世致用”之意。“历史研究碎片化”,明显地弱化了史学的研究价值。欲发展史学,必发挥其当世借鉴之用。这又必赖于唯物史观的有力指导。否则,在历史问题面前,难识其有无实际价值,就难做深入探讨,浅尝辄止。

 

上文已谈到学术争鸣对于学术发展极端重要。一方面,争鸣的过程,实则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史观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辨是非、别正谬的过程,发挥学术“正人心”的特殊功效。不争不鸣,其结果只能是窒息学术,使之无以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把这个方针真正贯彻下去,史学就有希望!

 

如何正确对待欧美的学术理论,也是关系到中国史学能否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西方的创新理论只能解释他们本国本地的历史,并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对待西方史学理论,并非一概排斥,亦非一概否定,应当是择善而从之。要发展中国史学,借鉴西方有益理论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辨真假,盲目崇信,还为之传播,必将损害中国史的健康发展!

 

展望中国史学发展前景,仍然令人充满信心,充满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加强史学研究的指示,给广大史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坚守唯物史观的指导,我国史学必将掀起新的研究热潮,开辟史学再创辉煌的新时代!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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