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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来顺:中国德国史研究70年的成就与思考

作者: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12月23日14版)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23日

在过去70年中,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我国德国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此同时,为适应新时代我国学术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需要,我们对于中国德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也抱有更多期待。

 

新中国成立与我国德国史研究的起步

 

据笔者了解,我国学界早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有关德意志史的译本,到二三十年代,则在继续推出哈勒的《德国史纲》等译著的同时,开始出版一些以编译和介绍为特征的成果,其中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德国志略》(郑寿麟著)、《德国史》(卢文迪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现代史》(张世禄著)等,它们使我国民众对德国历史和文化有了初步了解。但是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的德国史研究基础薄弱,成果寥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德国史研究开始有所发展。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可谓起步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德国史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于以革命和工人运动等为主题的传统政治史领域,选题包括德国十一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策略、19世纪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德国农民战争及恩格斯相关论述、德国帝国主义特征、德国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等,而且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的注解性释读,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看法、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分析论述、列宁有关德国帝国主义特点的论述等。另一方面,有些研究着力探讨美英等西方国家与德国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如美国垄断资本与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两次大战之间英美对德国的扶植和纵容、美国是慕尼黑会议的组织者等。一些研究成果还从历史角度审视西德垄断资本与法西斯的关系,指出复活了的西德垄断资本是法西斯的温床,揭露属于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性和危险性”,鼓励西德人民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等。另有一部分研究则指出苏联对德国的积极影响以及德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十月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以及德国共产党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斗争等,强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意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学界已经开始关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态。诸如民主德国把加强工人运动史研究作为“历史科学的任务”、民主德国与苏联历史学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西德史学界盛行的结构主义史学等学术动态都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和报道。这些介绍和报道表明,新中国的德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展示出它的国际性视野。

 

改革开放与我国德国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是我国德国史研究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德国史研究成果数量大为增加,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从传统政治史向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拓展,专题史、专门史研究量质齐升,德国通史编撰水平不断提高,德国史研究的现实关怀凸显。

 

第一,传统政治史研究呈现出转型性的拓展和深化特点。这种转型性拓展和深化表现为,以革命、工人运动和战争等为关注焦点的传统政治史研究,开始随着思想的解放出现拓展和深化,如普鲁士道路、德国贵族政治特权、俾斯麦与德国统一、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德国利益集团与政党力量消长、德意志帝国高级文官状况、德意志独特道路、德国近现代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德意志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与纳粹主义、纳粹德国反犹政策和大屠杀、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战后德国政治体制转型和政治民主化、生态主义与德国绿色政治等,皆纳入研究视域。这些研究不仅选题范围广,而且都有一定的深度和思想性。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诸如《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德意志道路》《迈向强权国家》《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等一系列具有研究深度的专著,力图对近代以来德国政治发展道路及其特点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和分析。

 

第二,研究范围突破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窠臼,向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拓展。在经济史领域,研究成果分布实现了从中世纪到当代的全时段覆盖,研究范围涉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和交通等诸多领域。中世纪远程贸易与德国城市兴起、汉萨同盟的历史影响、16世纪德国在东方的贸易活动、关税同盟与德国的统一、德国近代铁路建设、德国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发展、19世纪后半期德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纳粹德国的经济及经济政策、纳粹德国的农业政策、纳粹德国的外贸政策与对华贸易、魏玛共和国和联邦德国的企业劳资关系、近现代德中贸易关系等都成为探究对象。一些经济史方面的专著,如《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等,也相继出版。

 

社会史研究也硕果累累。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一是工业化与社会发展变化,如德国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及其特点、工业化时期德国西部城市的崛起及其影响、工业化时期的德国移民问题、工业化与德国婚姻和家庭形态的变化等。二是近现代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生活,如近代的慈善与社会救济制度改革、德国失业保险体制的兴与衰、德国社会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福利国家的困境、德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政策等。三是作为纳粹德国政治史研究自然延伸的纳粹德国社会史研究。相关成果涉及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转移、德国新教教会与第三帝国迫犹、纳粹德国的妇女政策与妇女等。此外,《德国社会发展研究》《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研究》《战后鲁尔问题研究》《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等一系列社会史专著也陆续与读者见面。

 

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则呈现井喷状态,而且集中于几个主题。其一,围绕宗教改革进行的研究。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早期国家构建、宗教改革与领地国家的发展、查理五世与德国宗教改革、基督教社区宗教改革、德国的教派文化特征等成果纷纷呈现。其二,有关德国思想文化和教育发展特征的探讨。如德国早期现代报刊发展、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20世纪德国文化特质、联邦德国的文化多元主义、德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特点、联邦德国的二战历史教育等,都成为探讨目标。其三,着力于德中文化关系研究。研究涉及德意志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热、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德学会与德国对外文化外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德生与中国文化对德传播等。其四,德国民族主义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如路德宗教改革与德国民族主义、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探源、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德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德国民族意识的形成、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民族观、19世纪末德国民族主义的蜕变、19世纪前期的德国教育改革与德意志民族复兴、民族情感与法西斯道路选择等,皆成为研究对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推出了《普鲁士精神和文化》《德国贵族文化史》《德国文化史》《联邦德国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多样性研究》等一系列有关德国文化史的专著。

 

第三,专题史、专门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德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不仅实现了从第二帝国到联邦德国的长时段覆盖,而且研究视角宽广,研究水平提升。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对外政策,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对远东、近东和拉美的政策,德意志帝国的国际战略空间经营,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外交与德国大国地位的恢复,纳粹德国对远东和中东欧外交,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形成及其影响,战时纳粹德国对外宣传,德法和解与欧洲一体化,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的美国政策,科尔的德国政策与统一外交,德国重新统一后对外政策,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等,皆进入探讨之列。不少研究成果开始使用一手外交档案。

 

这一时期德中关系史研究尤其活跃,研究取向也随着中德友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转折性变化。相关研究涉及19世纪40年代中国人的德国观、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赴德留学生问题、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近代化以及中国的抗战准备、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和洪堡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关系、孙中山的联德活动等,甚至还出版了专论性的《中德关系史论文集》和《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

 

有关德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加。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德国民族意识成长与史学变革、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联邦德国重要历史学家、德国的公众史学、联邦德国历史社会科学流派的崛起、中德历史主义学派比较、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的批判史学与社会史研究等,使我们对德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四,折射我国德国史研究综合能力和总体认知的德国通史编撰水平不断提升。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新中国成立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一直缺乏本国学者编撰的德国通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德国通史类著作开始面世。

 

1991年,由全国著名德国史研究学者集体编写的《德国通史简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德国通史,尽管该著作结构布局不尽平衡,基本上囿于政治史,且内容编排过于厚今薄古,但该著作的出版显然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表明我国学界已经开始尝试对德国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和认知。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德国史纲》。该书虽然只是“一本简明通史”,且结构布局依然厚今薄古,但它突破了德国通史叙述的1945年传统下限,开始将德国重新统一作为叙述的终点。

 

迈入21世纪后,我国德国通史编撰再上新台阶。2002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推出单卷本《德国通史》。该著作最大的亮点在于,以民族和民族国家形成及发展为主线,清晰叙述了从史前到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虽然该书仍未突破政治史为主的范式,但就其思想性和写作功力而言,显然代表了当时中国德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0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该著作的特色在于,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其缺憾在于,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德国史》叙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虽然全书大政治史色彩仍很突出,但调整了以往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是一大进步。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德国简史》等通史类著述。2019年初,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德国史学界主要学者集体编撰的大型六卷本《德国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通史在吸收最新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民族国家史的窠臼,以欧洲和世界文明进程为背景,考察远古以来直到21世纪初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目前为止中国学界推出的最为全面系统的德国通史著作,表明我国学界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认知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

 

第五,响应社会需求,彰显现实关切,是这一时期德国史研究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一时期,从比较视角考察德日两国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是研究热点。诸如德国政界和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批判性历史反思、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德日两国对二战历史认识的差异、战后初期西占区德国人的历史反思、日本与德国对二战的不同态度、日德两国不同战争史观的文化成因、战后日德认罪态度差异形成的外因、德国和日本战后认罪态度及赔偿问题比较等,皆成为学者们热烈探讨的对象。人们试图通过比较研究,从历史角度敦促日本深刻反省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正确面对历史。

 

我国德国史研究的展望

 

“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过去70年,我国德国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有目共睹。但是,相较于国际史学界,我国德国史研究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德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动态关注尚不够全面;对于国际史学界有关德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反应有些滞后;德国史研究的中国视角还不甚鲜明,中国特色彰显不足,社会关怀意识还需要加强。具体而言,以个人陋见,我国德国史研究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做一些新的努力和探索。

 

一是更全面了解德国史学界为代表的国际史学界研究动态,清除德国史研究的学术盲区。例如,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多进行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史研究,却鲜少关注在德国史学界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更是异常活跃的德国地方(地区)史研究。

 

德国地方(地区)史研究和书写有着久远的传统。19世纪中期以前,其主要呈现形式是王朝领地史,各邦君主是地方史编撰和书写的推动者。他们期望以此唤醒一种邦国的历史意识,进而与正在追求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因此,领地邦国史研究和书写曾经繁荣一时。

 

1871年以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地方(地区)史开始转向为现代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中“打上地方烙印形态的‘德国史’”,成了地方效忠传统的文化象征。19世纪末,地方史研究和书写在“乡土运动”推动下进一步发展,以乡土史形式承担起突出地方独特性的功能。它在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框架内促进地区的独特性认同和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强化地方历史的重要性和继承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意志帝国时期出现了编撰乡土史和地方史的热潮。

 

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迫割让大片领土,同时还面临着法国和比利时鼓动下的西德莱茵地区分离主义和东德地区不稳定的形势。因此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了反对西部分离主义,巩固东部地区,地方(地区)史研究提升为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利器,形成了新的“地方(地区)史”范式。新地方(地区)史范式强调对接历史与现状,凸显地方的德意志民族特性,进而强化德意志意识。德国为此成立了波恩“莱茵兰历史概况研究所”、弗莱堡“阿雷曼研究所”和莱比锡“乡土研究所”等多个地方(地区)史研究机构,推出了许多新地方(地区)史研究成果。

 

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当局鼓励将地方(地区)史研究转变为边地史研究,以便为向外扩张提供历史依据。在这种形势下,不仅原有的地方史研究机构得到加强,而且在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等地新建了边地史研究机构,出版《德意志地方和民族研究档案》《德国地方史报》等报纸杂志,为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摇旗呐喊。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在四大盟国分区占领的基础上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德国的传统疆界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东部疆界大幅度西移至奥德河一线。与此同时,整个西欧却在向一体化迈进。结果,当东部一些传统德意志地区成异域之地时,法、比、卢、西德交界的西欧地区却打破传统国家疆界,形成了联系密切的经济一体化地区。而德国本身也因分裂而使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受到阻隔。与此同时,德国地方(地区)史研究开始跨越国家和其他行政管理疆界,形成了将各种地理空间作为历史研究聚集点的新范式。拥有共同的文化、经济和地理等要素的地区,成为德国地方(地区)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中东欧”“中欧”“中南欧”等成为地方(地区)史的研究范围。这种新范式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它摆脱了民族国家疆界的羁绊和束缚,继续在“地区史”之下挖掘已经处于异域的德意志文明因子,追寻曾经的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历史踪迹,同时适应于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

 

由此可见,在德国史学界,地方史研究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史研究形成了一种有益的互补,不仅强化了对德国地方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而且有助于挖掘地方历史中具有共性特征的德意志文明因子,进而升华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有鉴于此,我国学界若要进一步深化德国史研究,显然不能再满足于德意志民族国家史层面的研究,而应当走进德国地方史研究领域,探幽发微,了解德国各个地方(地区)的个性历史发展。唯有此,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德国历史的发展。

 

二是密切关注国际德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有鉴别地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历史是时代的历史。近年来,与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相呼应,德国历史研究和书写也出现了明显的全球史、欧洲比较史、区域史范式转向。以全球史范式为例,2004年起由德国斯图加特克勒特-科塔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第10版大型德国通史类著作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可谓典型。该通史放弃了以民族、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为基本线索的书写传统,将德国历史置于欧洲史语境和全球史视角下加以叙述,同时突出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这种书写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因强调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和解共荣。此外,近年来德国史学界在欧洲比较史方面也推出不少研究成果,譬如从“民族与情感”角度比较审视1920世纪德国与法国的差异,从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历史图像、记忆和历史政策探究各国在“过去”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在比较视角下研究欧洲各国的法西斯运动等。这些基于欧洲平台或区域空间的比较研究显然有助于更准确地定位德国历史,深化对德国历史问题的思考,推动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相互理解。我国德国史研究在上述这些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应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国际德国史学界的新理论、新范式,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德国史研究体系。

 

此外,我国德国史研究还面临着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问题,其中进行民主德国史相关研究就非常迫切。很显然,19491989年的民主德国历史是德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民主德国史的当代德国历史是不完整的。诚如德国著名史学家维尔纳·康策所言,1945年以后的德国历史书写“绝不能仅仅局限于联邦德国的范围,而必须涉及整个德国”,包括民主德国历史。正因为如此,两德统一后,民主德国史成了联邦德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然而,我国史学界迄今为止对德国当代史研究基本上聚焦于联邦德国,对于民主德国历史的关注明显不足,研究成果鲜少且质量有待提升。

 

三是要更加突出中国意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彰显经世功能。

 

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之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关系的问题。作为当今世界自然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典范,德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对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探索,可以成为资鉴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他山之石。我们亟须加强这些方面的针对性研究,但我国德国史研究在相关领域涉之尚浅。

 

德国史学界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涉足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更是成果迭出,如“德国环境保护史”“德国国家自然保护”“景观与德意志认同”“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自然政策”等,皆成为研究对象。这些基于历史视角的环境议题研究,不仅提醒人们要关注环境,也为德国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德国学界还从历史维度推出了“纪念物维护与管理”“自然与技术关系视角下的现代文明批判”“德国的乡土保护与村落规划建设”等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一方面对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德国史学界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德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可喜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而当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既要于国际德国史学界前沿中寻找差距,又要凸显中国特色,关怀中国现实,服务于我国文化强国建设。

 

(作者:邢来顺,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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