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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力求“如烛照幽”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更新时间:2020年05月09日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自少年起,才情已经毕露,二战后《围城》与《谈艺录》两书问世,声名鹊起,惟因时局骤变,沉潜约三十载;至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后学术交流,钱先生随团赴美,于寻常谈话间,即出语不凡,无意间展露字正腔圆的外文、淹博的中西学问,令举座惊艳,遂名驰遐迩;一生积学用之一朝,挥洒自如,势所必然。自海外载誉归来后,国内知吾华有此奇才,始大轰动。又适逢《管锥编》巨著问世,虽文意深奥,不妨畅销;新著之外,久已绝版之旧文、旧书也一一重印问世,大受青睐;小说《围城》重印后尤其热销,拍成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天下无人不识君矣!

 

语云“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钱先生亦难免,盖因名重而遭忌嫌,乃俗世所常见。钱学得自天赋、得自家学、得自时代。后人三者难兼,鲜能望其项背。凡欲下视钱学以鸣高者,虽刻意挑剔、牵扯,往往见树不见林,或见林不见树,甚至误读曲解,自以为是而不免贻笑。或因钱学难缠,遂议论其性格。槐聚与世无争,有如市隐,何来争议?然而凡具风骨的学人,多少有“知识人的傲气”,何况钱氏博学多识,论文阅世每能推见至隐,一针见血,词气不免直言无忌;固然有人赏识,拍案惊奇,甚至五体投地;然亦有人难以忍受,嘲讽其不饶人之性格,视其批评为骂人,甚至有人东施效颦,以骂人作为批评。最颠倒黑白者,莫如扭曲其淡泊名利为热衷名利。其晚年盛名非其预期,更非追逐可得,只因时空巨变,其学始大显,博得大名。但是盛名之累,使其不得安宁,自叹“浮名害我”。钱先生晚年逃名唯恐不及,北美诸名校曾屡以最高讲座邀请,西欧汉学会议以贵宾相招,均一一婉拒,与当时竞欲出国访问,甚至不惜请托乞求之情景,相比之下,犹如天壤之别。利则由名而来,无非是版税稿费,有人有鉴于钱书畅销而爱“书中钱”,于是侵权滥印,实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然忌钱者,不谴责奸商之恶,反讥受害者为利兴讼,宁有是理?最后钱家所得之巨额稿酬由杨绛先生全数捐作清华奖学金,嘉惠学子,足表心迹。

 

钱先生独学孤行,置毁誉于度外,自谓已至谀不喜而毁不怒的境界。但盛名之下,无端之传闻不断,仍使其感到困扰,于言谈间曾感叹“老糊涂信口开河,小钻风见缝插针,一人言虚,万人言实”,殊觉无中生有、积非成是的无奈,尝告诫吾辈习史者曰:“见此等消息,必存戒心,无采入传记也。”钱先生晚境如此,自比湖上朝天之龟,动弹不得,深憾“人海无风亦起波”,痛恨为“众蝇所啄也”。

 

钱先生晚年衰病,深知“老景增年是减年”,极不愿将性命作人情,更加珍惜与妻女相处的日子。他们仨真是人间的奇遇,相聚在一起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经过时代的艰辛,再也不愿意生离,但终不免死别。最伤感的莫过于钱瑗先两老而逝,钱先生不久亦弃世,留下杨绛先生一人,书斋独守十八年,在孤寂的心情中完成钱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我有幸认识他们仨,蒙钱先生不弃,能亲其人,互通音讯,故于其身后,亟思撰写一书作为对一位前辈学者与忘年交的追思与纪念,以志文字因缘。

 

此书所谓“心史”,不是一般的心理传记,更无意迎合心理学理论,而是利用言之成理、行之有素的若干心理学概念与学说,冀有助于深入了解传主的思想与行为,获致“如烛照幽”之效。心理学也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而是在20世纪新创的独立学门,成为宗教、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另外一大领域,其原创者弗洛伊德亦得以与耶稣、马克思、爱因斯坦三位犹裔巨子并称。钱先生自少年时即习知弗洛伊德之重要,并借其说为阐释之资,我亦追随而已。

 

我虽蒙钱先生首肯写他,但自知学力有所不逮,难以尽窥槐聚堂奥的宫室之美,唯恐有负钱先生的期望。《槐聚心史》于2014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初版,曾经三刷,并慨允尽快在大陆出简体版,适北京中华书局正欲重印拙著多种,并愿意将此书纳入,重新校阅,多有修订,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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